Friday, March 16, 2018

当林文庆与鲁迅相遇 --- 参观厦门大学的感想

厦大文物馆的“政治气候”


当历史与政治相遇,会有什么后果?或许就是“政治历史”?

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当政者为前朝写历史,或许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方式,摆脱了时代的包袱,能够更客观地撰写文献?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王东印的安排下,参观了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校园)

1921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创办厦门大学,蔡元培推荐时任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当厦大校长。张亚群与章开沅的《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显示,邓萃英只在厦大挂名,并没真正上任,陈嘉庚对此挂名方式十分不满。[1]

根据《陈嘉庚新传》,邓萃英在上海接受聘约后,以向教育部复命为由,启程回北京,竟然接任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位。他主观上想把北京高师和厦大都做好,但他的社会基础在北京,以北京高师为主,厦大为次,陈嘉庚无法容忍,接受了邓萃英的辞呈。[2]

当时孙中山邀请林文庆回国搞外交。林文庆向孙中山请示获准,促成林文庆转换跑道,出任厦大校长。16年后,陈嘉庚的事业一落千丈,厦大经费拮据,办不下去了,交由政府接管。林文庆回到新加坡。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林文庆是尊孔派,他的“复古”作风,受到厦大激进派学生的排斥。他们认为校长思想迂腐,甚至掀起学潮,要求林文庆下台。

钟志邦的《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提到,陈嘉庚事业的辉煌期,注资厦大不是问题,于是支持林文庆倡导国学,筹办国学院。北京方面,当时政治环境恶劣,北大连发薪都有问题,二十多名学者如鲁迅、林语堂等都被厦大双倍薪金所吸引,千里迢迢的南下到厦大。鲁迅任教期间(1926年),受邀在孔子纪念周会上演讲,内容不谈儒学,却强调学生必须救国,勇于改革社会,“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不久后,鲁迅跟校长闹翻,拂袖而去了。[3]

《陈嘉庚新传》则指出1926年12月,陈嘉庚实业出现亏损,减少学校经费,国学院受到影响,鲁迅十分气愤,提出辞职,12月31日结束关系。当时林文庆还为鲁迅饯行。[4]


(厦大文物馆对鲁迅的重视)


(厦大激进派学生认为校长尊孔的思想迂腐,掀起倒校长的学潮)

参观厦大文物馆,感染到一股强烈的“政治气候”,显然“时代的包袱”并没有解除。首先“安排”了“挂名校长”邓萃英为第一任校长,对林文庆这位16年“第二任校长”只作“限量版”简介;其次大篇幅报道只在厦大逗留了约四个月光景的鲁迅,并结合了大篇幅的学潮与革命斗争,厦大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

此外,陈嘉庚和林文庆为厦大的发展耗尽家产与毕生心血,中共强制瓦解这些高等院校的完整办学体系亦未提及。譬如:

- 1951年,工学院航空系被撤销,纳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

- 1952年,饮誉海内外的海洋系被撤销,归入青岛海洋学院。

- 1953年,工学院的土木、电机、机械系及土木专修科被撤销,并入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

- 1953年,法律系和企业管理系被取消,纳入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

- 1954年,教育学系被取消,并入福州的福建师范学院。

最后,会计学系、统计学系、财政金融学系、国际贸易学系都取消了。至此,原有的文理工法商五大学院全被撤销。福建全省唯一的培养高级工科人才的学院不存在了,使到福建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5]


(林文庆简介)

此一时,彼一时。新加坡历史上,林文庆乃出类拔萃的人物。上世纪70年代,文团则掀起学习鲁迅思想的热潮。今天问学生,他们懂得文庆路Boon Keng MRT,至于鲁迅则闻所未闻。


(红色革命)


林文庆与康有为


林文庆推崇国学,跟提倡儒学的保皇派人士康有为心有灵犀。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来到新加坡避难。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总督瑞天咸(Swettenham)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6]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林文庆与奉纳金


或许对中方而言,林文庆在日据时期蒙上“汉奸”之罪,可能是另一“避嫌”的考量点。李恩涵的考实记载了这段“赎命史”:[7]
1942年四月中旬,新加坡沦陷后两个月,在渡边渡主持下草拟了“华侨工作实施要领”:
1. 对于不合作的华侨应以一贯的坚决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与驱逐出境等对待之。惟对于全心全力与日本当局合作的华侨,则应适当地允许他们和平舒适地生活下去; 
2. 为减轻日本发展南方地区(即南洋)的重负,华侨商业可予以主动经营权;惟与华侨相比较,马来人与印度人也不应给予歧视性的待遇; 
3.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被击败之后,马来亚华侨才可在该地区担任积极的角色; 
4. 华侨社会应估出马币五千万元,以为马来亚军政支出之用,以作为该区华侨过去支持抗日的重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惩罚手段。
渡边渡曾参与中国东北与华北情报工作、南京大屠杀等,了解华人民族性的优缺点。他勒索华侨五千万元奉纳金,目的在于支付占领新马军政的庞大开支,并缓和通货膨胀的步伐,正式名义则为“华侨赎命钱”。勒索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已经72岁的华社著名领袖林文庆,出来组织“华侨协会”。

林文庆因家中藏了重庆南洋视察团团长吴铁城的纪念像及蒋介石嘉勉他捐款的旌功状,1942年2月25日被宪兵逮捕,随时可能被枪毙;他的妻子殷碧霞被罚在烈日下跪了四个小时,遭受各种侮辱。战前在新加坡从事情报工作的筱琦护为林文庆求情,保住性命。

2月27日,林文庆被令到翠兰岗吾庐俱乐部报到,当时被扣押在俱乐部的侨领有四十人,包括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李伟南、杨瓒文、邵逸夫、邵仁枚等。数日间,被拘禁的侨领达到二百四十人。

3月3日,昭南岛华侨协会成立,林文庆担任会长,第一项工作就是筹集五千万元,献财赎命。

战前马来亚(包括东马)的发行货币为二亿二千万元,投降前英国人在新加坡焚毁了一亿元,市面流通的货币少了一半。五千万元等于剩余的货币的一半,分散在民间,筹集何等容易?

4月20日,献金时限到了,林文庆与军政局会面,哭泣着说:“如果我们需要死,那我们就死吧!但我要指出,政府在征集这一献金所采取的方式,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此先例的。”

最后,华侨协会以年利率6%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东京银行)贷款2125万元。

6月25日,由林文庆将五千万元奉纳金呈交给山下奉文。林文庆在典礼上献辞,第一句为“我等过去为英国人的‘傀儡’”(原本为‘走狗’),读完全文后当场晕倒。紧接着,由山下奉文对这群华侨协会领袖训话一个小时。
五千万元如何分配呢?
1. 五百万元作为军政部的附加基金 
2. 三百万元作为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费 
3. 一千万元作为建筑公路、海港与桥梁 
4. 三百万元作为设立南方特别学校(训练间谍的学校) 
5. 一千万元作为发行建设公债基金 
6. 六百万元作为开办银行基金 
7. 一千五百万元归入日本国库。

参考资料
[1] 张亚群,章开沅,《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ISBN 978-7-5328-6275-7。
[2]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75-83页。
[3] 钟志邦,《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玲子传媒,2016)。ISBN 978-981-4671-71-2。 400-401页。
[4]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111-112页。

[5]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333-335页。
[6]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ISBN: 978-1-879771-50-5。126-127页。
[7]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卷第一、二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3月)。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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