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01, 2017

寻找“老友”记

“东方红,太阳升”


谈到过去激昂澎湃、理想与遗憾相互交织的反殖与对抗的年代,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 Chua XX (蔡某某)的军官同僚,为了理想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黎兄表示该同僚选择以“自我激进”的方式翻阅红书,献身改革社会洪流,加入马共,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由于时日已久,拼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有出入。

马共被官方视为破坏社会和平的武装份子, “山老鼠”、“恐怖分子”等成为民间反共人士对他们惯用的标签。

随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于1957年与1965年独立,马共原来的反殖,争取新马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困境。1969年发生在吉隆坡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为马共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怒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种族冲突造成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蔓延至新加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三”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係。事后,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民主灭亡: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家对“五一三”的反思。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的新马华人圈兴起一股独特的思潮,由于社会贫富悬殊,本地有好些年轻人接触了倾左的书籍册子,以及暗地里传阅《燎原》、《东方红》等马共出版的“进步刊物”。他们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进山”参与马共斗争,有些被内安局扣留了。

当时我带着弟妹们到住家附近的社阵幼儿园读书,坐在课室后面,学会了红卫兵的造型,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只觉年少的心也飞扬起来。至于一脸正气的年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三几个月后就不知所踪了。多年以后,多认识了一些当年的左翼青年,往事如烟,对过去已经放下的一组人,坦然地回忆那段年轻的经历。

黎兄口中的蔡先生,我素昧平生。“寻人”的过程中,获得贵人提供其他资讯,让我串联了过去文章中提过的一些小故事,补充了理想年代的部分轮廓。


(1961年社阵发起人合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青盟与六突


通过勿洞和平村、友谊村、前马共等渠道询问有关蔡先生的行踪,都说此人应该没有上到边区。根据他身为武装部队军官的背景,很可能被纳入为突击队员,下场不外是:(1)中途脱离队伍,隐居某处;(2)游击战中被击毙了;(3)被内部处置了。至于是否会有第四个可能性,易名后继续留在和平村呢?他们都说机率不高,因为组织保留着所有同志的记录。

据行内人士透露,1970年代初,新加坡有一支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 (新青盟,Malayan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的马共外围组织,本地有近百名成员。1974年,新青盟跟第六突击队(六突)的司令员张佐取得联系,为日后安排成员进山铺下渠道。新青盟进去的, 几位牺牲了, 一位被内部枪毙, 一些留在和平村。和平村有一个叫做泰和联的组织,是泰国和平联合会的简称,包括合艾和平联谊会、苏基琳和平村、勿洞和平村。

新青盟的主要活动是吸纳新成员、搞学习、捐赠金钱、军用品、云南白药,以及安排成员进山。那时候有些组屋的信箱会莫名其妙地收到批判马列主义的传单,这可能是新青盟和其他外围组织于夜半三更所进行的活动。新青盟的传单跟70年代初脱离马共中央的马列派和革命派对证,可以肯定新青盟隶属中央派。

张佐的回忆录谈到1975年在淡不灵山林召开了第一次新青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七人,其中三人来自新加坡(阿良、哲明、X新),从各人的汇报中得知,新青盟成员共约170人。

搞工作必须“捉思想”,因此会议上张佐排解了与会者人事间的矛盾、不能谅解和团结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对斗争的信心动摇、行事消极等现象。至于阿良、哲明、X新,显然都是化名。

根据《马·南洋商报》(2015年4月7日),1973年,六突于金马仑成立时,只有约三四十人。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140余名战士。不过这是一场缺乏武器的武装革命,有些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死在保安部队枪下的就有将近一半。1987年底,张佐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 1988年3月2日被捕。不久之后,彭亨森林里的六突战士全被诱俘,当时部队有89人。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瓦解了。

初步推测蔡先生可能加入了六突。


“红姐姐”:终有一天,你们会来我坟前献上鲜花!


海凡的《雨林告诉你》第131至133页,记述了一位名叫“红征”的姑娘。红征是海凡亲眼见到的三个遭到内部处决的队员之一。红征是第六期学员,经过突击队上队,参加过文团,舞蹈很棒。被内部处决的另外两人是第七期的学员红旗和志明。

文中的红征人际关系不好。由于她违抗党委的指令,辱骂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党委下令解除武装,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大课堂整个月,由其他同志日夜看守,已经没有了尊严。见到这一幕的同志都很难受。

红征大概知道得罪领导的下场,在大课堂里我行我素,以剩余的日子等待着决定她的命运的全体大会。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对组织的绝对信任,聆听领导的剖析,虽然对红征的处置方式有过一番热议,最终一致接受了“处决”的结果。

红征自愿选择了革命,结果却革了自己的命。行刑前,她只留下了一句话:“终有一天,你们会来我坟前献上鲜花!”

那是1982年下半年,红征加入部队已经六年了,应该有一些个人想法。她不接受部队从“解放军”改名为“人民军”,不愿参加改名称宣誓大会,竟然演变成一出悲剧。也许红征曾经将革命浪漫化,当在部队里发现原来离憧憬颇遥远时,已经准备豁出去了。

有些人士透露,红征可能是新青盟的成员。1976年新加坡发生过另一波文团大逮捕。不过,活跃于文团的聂晓冬并没有等到此刻,她早在1975年已经突然间消失无踪。在新马的历史中,少不了像红征这样的“红姐姐”。早期的红姐姐参与过日战,因1948年的紧急法令再度走入森林。上世纪70年代,重演着红姐姐的历史。晓冬可能就是化名后的红征。

由于被内部处决的是红征,估计蔡先生躲过了内部整顿的劫数。


政治扣留者


卢妙萍编录的“政治扣留者(1950 – 2013)”1190人的名单,涵括了1950年至2013年被内安局扣留的人士。此文件收录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亦可在网络下载。网上还有一份由卢妙萍补编的新名单 “Political Detainees in Singapore, 1950-2015”。

2011年11月23日副总理张志贤在国会中透露,政府从1959年至1990年,31年内共逮捕了2460人。虽然卢妙萍所收录到的名字只有约一半,但由于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相关人士不愿公开身份等,卢妙萍为过去所保留的时代印记诚属难能可贵。

名单中,看到了1977年有一位蔡先生,身份为后备军人的一名中尉。

内安局的档案文件证实了1974年,蔡先生完成国民服役后,放弃报读大学的机会,成为一名建筑工人。组织安排他到六突,接受两个星期的思想与军事训练,并在彭亨东北部的而连突(Jerantut)学习制造爆炸物。当时有三名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的成员加入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MNLA),不过蔡先生不在其中。

据了解,蔡先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活动,收拾书包与心情,回到新加坡大学深造,目前是一家顾问公司的董事。

蔡先生为何从马来西亚回到新加坡来,后来决定放弃“山老鼠”的理想,黎兄表示深感疑惑。我倒觉得蔡先生能够活着,他们就可能有缘再见。

每个时代都是由许多小小的回忆组构而成的,我拜托黎兄如果真的见面了,记得将后续告诉我,好补充那个时代的记忆。


MNLF, MNLA


关于MNLF和MNLA,马来西亚独立后局势骤变,国内打压左翼人士,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新马合并引起了马印对抗等,使到外围组织(地下组织)跟边区失去联系,无疾而终。

一群有心人士于1968年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MNLF,继续反殖斗争,后来跟边区取得联系,成为马共的外围组织。

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NLA于1970年改组成立,它的前身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柔佛州退伍同志会第二届职员。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时代格局的变化


通过“政治扣留者”的记录,不难印证日战结束后,新马政治格局的变化:

- 1950年代:被扣留的人士主要有中学生、工会人士、文教界人士,有些被遣返回中国。

- 1960年代:主要是“冷藏行动”中被逮捕的多名社阵成员、南大生、职工运动人士。

- 1970年代:主要是社阵成员、南大生、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义安工艺学院学生、新大生、工友(各行各业,建筑工人与工厂工人居多)、文教界人士、职工运动人士、文团(实践艺术剧场居多)。

- 1980年代初:主要是文团(长堤文娱团居多)、社阵成员。

- 1987年5月21日,6月20日:“光谱行动” (Operation Spectrum)中扣留了22人。

- 21世纪:回教极端主义者。

回顾过去的新加坡,50年代是个反殖的年代,学运与工潮等社会现象背后贯穿着反殖斗争的精神意义。60年代政府集中火力瓦解社阵及其影响力。1966年,社阵主席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使到社阵失去强大的群众基础,自己给自己致命一击。

70年代是马共寻找到新动力,并成立新的地下组织的时候。这个年代也是文团崛起的年代,一些文团与学生团体受到相关人士影响,有些年轻人为了建立新社会,不惜投入革命的怀抱,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这一波延续到80年代初。


(中国式社会主义曾经对新马进步青年产生巨大影响)

21世纪,世界性的回教极端主义崛起,成为这十多年来的主流。

我向曾经在“有关当局”工作的郑先生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运作模式,证实了当局安排了“内奸”,混进文团工地等,唯有如此才能够掌握到最新的情报。这些内奸也被逮捕扣留,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当时有些人被请去“喝咖啡”,喝完咖啡就可以回家了。至于有些被扣留的人士三几天或一个多月后就被释放,那是因为逮捕属于“一篮子”行动。带到扣留所后,当局需要时间逐一处理,因此无法当场释放无辜人士。

对内安局而言,许多被逮捕的人士都是小喽罗,对为何加入马共外围组织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是其中一份子。当时只是凭着一股热忱,或被利用,或跟着朋友一起出席活动,然后就被物色了。他们没有武装革命的意图,政治意识也不强。对于这些人士,当局根据个别情况,要求他们放弃跟某些朋友接触、离开某个团体、避免某些活动等,签下同意书后就获释了。


1970年代的思想主流


回顾1970年代一些左倾思想青年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无法抗拒的思潮。接触过的人士都清楚,那时候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关怀“小弟弟小妹妹”、团友和工友开始,熟络后进入“谈心”、“捉思想”的阶段,剖析社会动态,学习思想主义等,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经过“骨干”的辅导与观察,获得“领导”的信任后,才根据各人的能力,赋予各项任务。有些文青发觉被当局监视,甚至到家中搜查,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跟着前人的步履,收拾细软进山了。

那个年代流行向工友学习,体验工农的生活,团结群众。知青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投入纺织厂、船厂、建筑等劳动队伍,搞“正派活动”团结工友。不是每个圈中人都是马共,但为社会人民创造幸福的思想是一股时代洪流,结果有些力量渗透在其中。

新青盟应该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模仿中共的青年团组织所成立的。同志们走入工厂、学校和农村,成为招纳、团结与培养进步青年的核心,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奋斗。当组织壮大起来后,才进一步支援边区。


何谓民主主义?


新青盟擎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何谓民主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述道:在政治上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经济上将官僚资本收归国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背后的哲学内涵相当“大块头”,不容易理解,反正就是满腔热血,跟着领导走就是。可见理想是充满热忱的,理想也是盲目的。

革命同志躲在森林里,对外界知道得不多,主要靠电台来维持革命理想。为马共提供精神力量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Suara Revolusi Malaya)于1967年成立,1981年停止广播。成立初期设立于泰马边境的丛林中。1968年7月,电台被马来西亚军队摧毁。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于1969年11月15日在湖南省四方山设立了新的广播电台,代号 “六九一”。电台以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播音,各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 1981年由邓小平下令关闭。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所在地。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邓小平的决定跟1979年访问新加坡的后续有关,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跟邓小平惺惺相惜,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支持马共。邓小平决定终止输出革命,断绝对东南亚、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所有援助,差不多等于为马共自1930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半世纪历史画上休止符。

1982年,泰国围剿马共,三千人的部队锐减至千余人。1987年,两支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西共分区:革命派(90人)、马列派(542人)先后走出森林。两年后,马共中央派(1188人)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合艾协议》,正式为马共的武装斗争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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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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