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7, 2017

燃烧吧!砖窑 Brick kiln

比莱路(Pillai Road)


巴耶利峇有一条比莱路,比莱(Naraina Pillai)可能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位登陆新加坡的印度人。比莱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819年初随莱佛士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来从商。比莱为本地的印度社群作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大坡大马路(桥南路)买地兴建马里安曼印度庙(1827),今天这座庙宇依旧香火鼎盛。 他也是当时的淡米尔族群领袖,为在本地生活的同胞排难解忧。

1822年,第一份莱佛士市镇规划报告书出炉,指令采用永久性的建筑材料来建设新加坡,这些永久性的建筑材料包括了砖块。比莱下海从商后,在丹戎巴葛建立起被公认为本地最早的砖窑,为城市建设提供材料,先分一杯羹。



造砖


19世纪就已经在梧槽河与加冷河一带立足的华人砖窑,制砖除了动用人工之外,还使用“牛工”。这些砖块称为“牛踏砖”,先由牛只践踏粘土浆,然后放入砖块模具烘烤而成。


(19世纪的加冷河畔,等待运输的砖块。摄自万山福德祠文物馆)
1.    
砖块的需求量跟着社会建设的步伐日益增加。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确保砖块的供应与品质,在1858年设立了“官窑”。这个创建砖窑的好地点,就是有充足的加冷河水源和粘土供应的实龙岗路。

为了节省成本,政府甚至动用来自印度的罪犯劳工来制砖,表现良好的罪犯都可以从良。未几,政府的制砖方法走向机器化。由于砖块的质地优良,生产力又数一数二,监狱长还在国际建筑商展上荣获奖章呢!


万山福德祠是造砖工人的避风港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两个地段。“Whampoa Garden”是广东富豪胡亚基在实龙岗路的南生花园,而南生花园旁那一大片“Brick Field”,显然是颇具规模的砖窑的所在地。在砖窑旁的“CHINESE TEMPLE”,可能就是万山福德祠原址。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的地段)

万山福德祠是早期加冷河流域的华人苦力的避风港,也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土地庙之一,庙内供奉了较少见的金花娘娘和保生大帝。

万山港指的就是百年前的加冷河流域。根据吕世聪、洪毅翰等人的考究(发表在《投桃之报》),加冷河流域两岸除了工厂林立外,也搭建了许多亚答屋供工人住宿。马来人称这些工人宿舍为Bangsal,当时的华人将它译为万山,因此得名。

万山福德祠的副总务蔡炳南表示:“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这群广东人在1870年代创建了万山福德祠。1901年,庙宇搬迁到芽笼17巷,保留了粤式传统建筑风格。梅兰乐在附近的Kallang Pudding拥有砖窑和皮革厂等,扩充庙宇的时候,捐献了这块土地。”

(蔡炳南: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

梅兰乐是广东台山端芬人,跟新加坡最悠久的宁阳会馆(1822)的创办人曹亚志同乡。据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记载,曹亚志是一名木匠,在槟城随着莱佛士的船队来到新加坡。日后,抵岸的台山人日多,从事建筑相关行业,俗称“泥水匠”。从梅兰乐与曹亚志的故事,可以一窥早期本地华人地缘业缘的社会凝聚力。

蔡炳南进一步解释:“加冷一带属于新加坡初期工业区,有造砖厂、锯木厂和造船厂等,雇用许多广东和客家劳工,他们成为前来万山福德祠拜神祈福的主要群体。加冷河畔有一条Nam Lock Street就是以梅兰乐命名的。不过,兰乐街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消失了。”

后期的地理调查显示,女皇镇和裕廊一带的粘土质地更好,大型的砖窑才逐渐西迁。上世纪80年代路经加冷河畔的kampong Bugis,还可见到废置的砖厂。

上世纪80年代的加冷河畔(kampong Bugis)还有废置的砖厂。图片取自新加坡档案局)


砖厂


老人家都惯称亚历山大一带为“砖厂”,那是因为女皇镇曾经有九家砖窑,如亚历山大砖厂、福山砖厂等。这两家砖厂曾经联手为1960年代的新加坡组屋提供了大多数的建材,属于名符其实的“建国一代”。

亚历山大砖厂就在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的交界处,曾经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砖窑。上世纪70年代结束营业后,港务局在原地建货仓。如今,这里的地貌又是一番大变化。



(亚历山大砖厂的原址)

全盛时期,亚历山大砖厂一年生产五千万块砖头,还分成压砖、火砖、空心砖、饰面砖等。很明显的,压砖强度大,火砖坚固结实,都是建筑的主要材料。空心砖承受的力道不强,又容易被雨水渗透,造成漏水的问题,只能用在内墙。用在外墙的饰面砖除了坚固结实外,还必须美观和经得起风吹雨打。

 黄荣庭的画作:1950年代的亚历山大砖厂)

砖窑是粗重活,早年连开采原料都用人工来挖掘,后来才用铲泥机。由于请工人不易,有些商号已经通过征聘外劳来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写实画家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描述一名在亚历山大砖厂工作的印籍劳工,茶点时间到了,将推车放在一旁,坐在砖头上歇息,孑然一身的画面表现出客工内心强烈的压迫感。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摄新加坡1950-1970特展)


旧裕廊


由于裕廊的土质好,可以就地取材,砖厂日益增加。蔡厝港一带有一条Brickland Road,译名“砖窑路”(2000年街道图)。顾名思义,砖窑路周围砖厂处处,耸立的高细烟囱成为曾经拥有过的风景线。现在的译名比较文雅,砖窑路变身为“碧兰路”。

碧兰路尽头有一条叫做南山路(Jalan Lam San)的支路,曾经有家亚洲砖厂。根据黄向京的报道(联合早报07/09/2014 ),亚洲砖厂原用半机械化方法来制砖,使用打碎机来打碎泥土,再用钢线切成块状,太阳晒干后才入窑烧砖。后来采用高压机器,压出来的砖块比较干,不必晒太阳,节省了不少时间。

1983年,环境部严厉管制空气素质,禁止使用木柴来烧窑,只许用柴油。在政府的新条例下,许多小型的砖厂都结束营业,亚洲砖厂则引进自动化的“隧道窑”,一方面环保,一方面提高生产力,从打碎原料、切块、出入窑、烘干全自动化。不过,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必须严格掌控,原料的质地必须统一,一点差错就会“砖爆”,酿成工伤意外,非常危险。

旧裕廊路是跟碧兰路平行的道路,早年规模庞大的裕廊砖厂是这个旧裕廊区的佼佼者。



(1966年街道图上的旧裕廊路11条石和13条石,两家规模庞大的砖厂)

根据阮鸿章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umber 000466),他曾经在新春记砖厂工作。1930年代,新春记结束营业,后来重组业务,开设了这家裕廊砖厂。



(裕廊砖厂。图片来源:互联网)

裕廊砖厂在1987年准备上市的时候,每月生产五百万块砖头,跟全盛时期的亚历山大砖厂不遑多让。有谁会想到还不到20年后,裕廊砖厂竟然被夷为平地。如今的裕廊初级学院就座落在旧日的裕廊砖厂的土地上(裕廊13条石)。

旧裕廊路的五美砖厂,命运跟裕廊砖厂一样,2005年拆除,土地归国防部,成为军事训练区。


旧裕廊路的星洲砖厂,则夷平为裕廊东PIE旁的一片草地(裕廊11条石)。


(旧裕廊路的青草地,就是以前的星洲砖厂)

靠近旧裕廊路上段的SAFTI(Pasir Laba Camp)则有马来亚砖厂(Malayan Brick Work),正确地址为蔡厝港16条石(Choa Chu Kang 16 mile)。


从21世纪初起,本地已经不再出产砖块。目前本地的砖块主要来自柔佛,质地较好的时髦砖则从澳洲进口。


有林路富,无林路厝


张东孝在口述历史中追述(Accession Number 002450/20),外曾祖父林路创建了福安砖厂。他们的工作服很简单,只是一件圆领汗衫和一条宽裆的长裤罢了,活像唐山阿伯。

这位唐山阿伯,就是抗日英雄林谋盛的父亲。



(徐悲鸿笔下的林路。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本地的闽南人曾经流传过一句口语:“有林路富,无林路厝”。原籍福建同安的林路在清末来到新加坡,从事建筑业,并在后港四条石买下一块地,创建了福安砖厂。林路是本地著名地标如凤山寺、维多利亚纪念堂、南天酒楼(裕华国货)等的主要建筑承包商。


建屋局产砖


上世纪60年代,政府大兴土木,兴建大量组屋。建屋局为了稳定建材来源,在1972年收购了面对财务危机的新新砖厂,并投入两千万元资金,装置两个隧道窑,将年产量提高到九千万块。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砖的需求量特别高,建屋局甚至必须进口砖块来应付蓬勃的建筑业。不过,砌砖费时费力,很快的便由预制墙面的建筑方式来取代。进入21世纪,透光玻璃跃起成为建材主流,砖块的应用量进一步减少。

建屋局的标志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建屋局初成立时,屋子的背景是一面砖墙。到了1980年,砖墙已经消失,显示政府组屋走向多元化,建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砖了。

(建屋局1960-1980年的标志)

(建屋局在1980年后的标志)

我的住家也以红砖来做外墙。据在建屋局工作的朋友的内幕消息,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落成的社区是新加坡的末代“红砖区”,日后建屋局已经停止使用砖块这种低生产力的建筑法。

砖块为住家制造了古色古香的美感,也为建屋局的组屋设计消除一些冰冷、千遍一律的格调,增添一些温馨的色泽。不过住久之后,红砖砌墙的问题就逐步浮现了,最明显的是砖与砖之间的洋灰容易脱落,雨水渗透到内墙,流入屋子内。最有效的修补方法是使用专为砖头配制的外墙防水漆,当然使用这种上等漆料,维修成本也相应提高了。

(砖块为组屋制造了古色古香的美感)


亚历山大砖


亚历山大砖用在建国与独立年代的组屋建设已是众所周知。自从文物局公布发现岌巴蓄水池的踪迹后,朋友中的几位文史女将急不及待,早已深入丛林探险,意外地发现刻着 “Alexandra” 的“古董”。岌巴蓄水池使用的是裕廊砖,但亚历山大砖竟然在这里出现,可见它是无孔不入的。

(几位探险的女将在岌巴蓄水池发现刻着“Alexandra”的“古董砖”。图片来源:刘若琳)

马印对抗年间,乌节路的麦唐纳大厦曾经被印尼特工放置了25磅计时炸弹,酿成3死33伤的惨剧,近年来因为印尼新战舰的命名而旧事重提。

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亚历山大砖厂的工程师的结晶。

(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亚历山大砖厂的工程师的结晶)

麦唐纳大厦在战后两年兴建。大厦的设计师邀请亚历山大砖厂制造新式的饰面砖,颜色与质地都有特别的规格,务必使建筑物的外观明亮庄严。在那个年代,制造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一桩大工程。经过各项实验、样板测试等一连串的研发步骤后,砖窑、机械等都进行了改造,才投入大量生产。


红墙下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的脑袋里还保存着不少“国家级”的标志:别有风味的红砖国家图书馆、五个菱形尖角指向星空的国家剧场都是集体记忆。当年兴建史丹福路“红砖国家图书馆”的砖块也是由亚历山大砖厂提供的。

对许多过来人而言,红砖国家图书馆属于两代人生长的摇篮。正因如此,在记与忆的交错间,他们无法解开红砖国家图书馆这个地标被销毁的心结。

(被拆除的红砖国家图书馆属于两代人生长的摇篮)

在那个只在女皇镇设置一间区域图书馆的年代,对女皇镇以外的众多国人而言,红砖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成长的道路上唯一拥有群体记忆的知识库。在打造自治到独立的新兴国的坎坷路上,红砖国家图书馆从旁辅助,让两代人为国家的发展奋斗,献出他们的青春。

红砖国家图书馆也是当时本地知识青年约会的热门场所,男生潇洒地坐在围墙上,女生则书本捧在胸前,文静地站在楼梯口的一角,这是上世纪70年代琼瑶电影的新加坡现实版。也许看书借书只是个借口,更开心的是过后到附近的国泰戏院、首都戏院等看电影,窝心地打造一生的姻缘。

根据古迹保留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 1971年成立)的指导原则,国家古迹必须具备历史价值,贯穿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形成国家生命记忆的基石。红砖国家图书馆绝对符合保留的条件,不过当局牵强附会,在原址兴建福康宁隧道。

藕断丝连下,当局以约五千块昔日图书馆的红砖,砌成现国家图书馆地底层红墙花园,并置放了椅子和旧照片,让人怀旧。

(现国家图书馆地底层花园的红墙,使用的是红砖国家图书馆的砖块)


用裕廊砖兴建的国家剧场


1960年,新加坡自治还不满一年,正致力于发展本地的多元文化。当时民间与政府齐心合力,通过一元一砖的筹款方式,打造一个崭新独特的国家剧场。三面环开的国家剧场有3420个座位,依福康宁山而建。

上世纪80年代,政府以结构不安全为由,将国家剧场拆除,在原址地底兴建中央隧道。

民俗兼收藏家陈来华表示,他曾经收藏了筹建国家剧场的纪念砖块,上面有JBW的字眼,显然来自裕廊砖厂。可能后来兴建国家剧场所使用的建材,也由裕廊砖厂提供。

(国家剧场是另一个消失的国家级地标)

所谓众志成城,国家剧场是官民打成一片的结晶,人民的力量是建国的动力。国家剧场也将国人的文化视野从本地扩展到东南亚,进一步涉足全球。在那个冷战的年代,香港长凤新演员组成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深受华校生欢迎,场场爆满。朝鲜、中国、苏联等地的文化团体都曾经在国家剧场演出过。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在新马分家前,曾经在国家剧场发表重要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说,极力争取不分种族,和平共处的马来西亚,未几新加坡就被驱逐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

李光耀的多场国庆群众大会都在国家剧场举行,其中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加坡版,将劳工密集生产转型为资本密集的高增值工业,新加坡的未来充满希望。李光耀也在这里提出最具争议的优生学论,提供大专妇女各项生育优惠。这个连民间你情我悦,生儿育女都要插上一脚的政策,并不受到欢迎,使到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流失了许多选票。


古早味的红砖建筑物


消失的红砖国家级地标无疑载走了许多“故乡情,故乡事”。新加坡市容还看得到古早味的红砖建筑吗?

市区内福南中心对面的中央消防局,亚米尼亚街角头的MPH都是很漂亮的旧红砖建筑。此外,女皇镇的公主楼(Princess House)见证了新加坡建屋的时代变迁,花柏山下的金钟大厦曾经是孙中山逃难时隐藏的地方,相信都可以让大家回味一个红砖砌墙的年代。

(中央消防局是受保留的红砖建筑之一)

(女皇镇的公主楼)

Friday, October 20, 2017

一个半世纪的“芒加脚” (Mangkaka)

原文刊登于《源》2017年第四期,总期128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新加坡许多地方都有民间俗名,为我们提供了回眸的空间。譬如黄埔(Whampoa)、明地迷亚(Bendemeer)、文庆(Boon Keng)以及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一带,潮州和福建人称为“芒加脚”;广府人称为“十字路”;马来同胞则称它为Rumah Sakit(医院)。以前说去芒加脚、十字路或Rumah Sakit,大家可能在同一地点喜相逢。

上世纪70年代,芒加脚的组屋区开始发展,如今有整百座组屋,文庆路的新一代组屋跟私人公寓不遑多让,年轻高收入的新婚夫妇将屋子当作投资,出手一点都不手软。

通过百多年前绘制的“麦卡南地图”(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我们了解到这个地区的主干公路已经成型。结合了老人家的记忆,为芒加脚的变化增添了层次感。


(“麦卡南地图” 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


夜香四溢的劳明达街


劳明达街的别名特别多,福建人的“菜园内”和“梧槽大公司”,广东人的“广福庙街”,都是同一条街道。相传19世纪中叶,劳明达街通车(马车)时,这个菜园区的农民使用“夜香”施肥,再循环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异味,因此幽默的以薰衣草(lavender)的名堂来“以香制香”。

“梧槽大公司”反映了19世纪亦正亦邪的帮会年代。那个时候,本地华社成立了多个以公司的名义出现的帮会(俗称私会党),通过维护地盘来保障旗下工人的生计。规模庞大的公司有海山、义兴、松柏、义福等。当时有一名私会党员胆大包天,走入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的办公室,手挥利斧砍在“大人”的额头上。毕麒麟的重伤表面上虽然痊愈了,但破碎的心再也无法愈合,意兴阑珊地回到苏格兰,不久便终老了。

殖民地政府认为一名普通的木匠蓄意谋杀大人,“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于是跟帮会正面交锋,立刻实行禁令,不准许在骑楼囤放货物,不可以进行酬神祭拜活动等。紧接着通过新社团法令,关闭所有私会党。义兴公司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以前称为梧槽(Rochor)的地区。

至于“广福庙街”的来历,源自香火鼎盛的广福古庙,座落于现在的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古庙供奉齐天大圣为主神,在新加坡是鲜见的。20世纪初,广福古庙兴办义学,演酬神戏的戏台就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战后建立了新校舍,培育更多附近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政府征用这个地方,广福学校跟当时许多民办华校一样,走入消失的行列。广福古庙内的齐天大圣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台山梅姓人士捐赠的铜钟都迁至碧山亭。


(劳明达街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原为广福古庙和广福学校,上世纪80年代拆除)


十字路的喜怒哀乐


麦卡南地图让我们了解到为何劳明达街、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和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交界的地区称为十字路,那是因为这是整个梧槽区唯一的十字路口。实龙岗路是19世纪初规划出来的主干公路,通往偏远的港脚(后港)。实龙岗可能是一种当时在梧槽河常见的鸟类,也可能源自马来语di serang dengan gong(敲锣)。早期的新加坡遍布着森林山丘,实龙岗地区也一样,必须敲锣来警戒那些“侵犯地盘”的老虎蛇蟒。

马里士他路的命名可以追溯到新加坡跟美国百多年前的交情。马里士他乃第一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1837-1852年)。领事这个名衔虽然好听,但年薪只有100西班牙元,当时新加坡总督的月薪为美国领事的15倍,法国和西班牙领事的年薪分别为40倍和50倍。为了弥补开销,马里士他投资甘蔗种植业,实龙岗路、黄埔河(Sungei Whampoe)、金吉路(Kim kiat road)和马里士他路所涵括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甘蔗园。由于受到经济保护主义的影响,马里士他欠下一大笔债务,甘蔗园交给债权人转售了。

马里士他在新加坡居住了十多年,妻儿都不幸的在新加坡相继离世,到头来人财两空,离开了这块伤心地。


(美国第一任领事马里士他拥有庞大的甘蔗园)

对老人家而言,十字路最富色彩的就是售卖小鸡的鸡仔店,兼卖煮熟的鸡仔蛋。用来煮鸡仔蛋的是胎死腹中,孵化不出小鸡的鸡蛋,这些鸡蛋容易腐化发臭,所以也称为“臭鸡蛋”。一般做法是先将整粒鸡仔蛋泡水煮熟,再用白胡椒或姜酒烹制。有些则将鸡仔蛋打破,一动不动的小鸡浸在蛋液里一起煎熟。姜酒口味是最传统的食法。

鸡仔蛋有丰富的胎盘素,在以形补形的年代,属于广东农村妇女就地取材的廉价补品,习俗随着移民传到新加坡。余丽娟分享了她童年的记忆,那个年代贫穷人家吃不起燕窝补品,母亲身怀六甲,产前就是靠鸡仔蛋来补身安胎,产后则以鸡仔蛋去风。

鸡仔蛋一碗几毛钱,光顾的不仅是孕妇,大老板打工仔都一样趋之若鹜。吃过鸡仔蛋的老饕表示,鸡仔蛋软中带香,味道比一般没有受精的水煮蛋好得多。不过这类胎死腹中的食品容易受细菌感染,上世纪60年代末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南生花园与芒加脚


麦卡南地图上,座落在黄埔河畔的Whampoas Garden显然就是富甲一方的“黄埔先生”胡亚基的南生花园了。胡亚基在广东社稷里是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受委为太平局绅,协助殖民地政府调解帮会纠纷。他同时出任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日本驻新加坡领事和俄国驻新加坡领事,“三国领事”传为一时佳话。


(黄埔花园一角。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那个华人下南洋讨生活的年代,生安死葬乃人生大事,漂泊一生回不了家乡的先民,只能寄望好好的入土为安。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了绿野亭(河水山)和碧山亭(碧山)地段开辟坟场,为往生者提供长眠之地,尽了照顾社群的责任。

农历新年到了,南生花园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嘉年华的气氛带动了人气,成为春节的好去处。南生花园内有个迷你动物园,饲养火鸡、孔雀、马来熊和猩猩,据说这头猩猩是出了名的“醉仙”,不喜欢白开水,只对白兰地情有独钟。来自广州的园艺家则精心栽种了各类植物花草,池塘的王莲还是暹罗王族相赠的呢!

胡亚基和儿子数年间相继往生后,潮州富豪佘连城买下南生花园,易名为明丽园(Bendemeer House),后来开辟的明地迷亚路以明丽园命名。悠悠黄埔河见证了富豪角力的时代兴衰,大富大贵之余始终躲不过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偌大的别墅成为大牌34座、33座政府组屋和第29座的熟食中心。


(黄埔河畔的组屋和熟食中心就是原来的黄埔花园(南生花园))

90岁的史立道追述 “芒加脚”的来历,原来跟南生花园息息相关。南生花园长了很多香气诱人的菠萝蜜,马来人叫它Nangka(“人加”)。来自潮州和福建的新客没见过菠萝蜜,Nangka讲成Mangka(“芒加”),将这一带称为“芒加脚”,即“芒加树下”的意思。结果错有错着,芒加脚就这样流传开来了。


为贫民服务的陈笃生医院


我们也在麦卡南地图上看到了PAUPER HOSPITAL(贫民医院),这座平民医院就是座落在原来的马里士他甘蔗园一角的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原本设在珍珠山(Pearl’s Hill),殖民地政府决定在山上建炮台,陈笃生医院只好搬迁到十字路的一角。20世纪初,陆佑捐献了摩绵路(Moulmein Road)的土地,让陈笃生医院迁址扩展,逐步发展至今日的规模。

陈笃生在马六甲出生,新加坡开埠时响应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号召,来到新加坡售卖瓜果。发迹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设立了新加坡第一家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慈善医院。

陆佑(原姓黄)则因家境贫寒,自小就离开广东鹤山的家乡,到新会的陆姓财主家当童工,改为姓陆。陆佑13岁就下南洋,先在新加坡当杂货店员工,后来去了马来亚,凭锡矿和橡胶发迹。他除了捐巨款协助孙中山革命之外,亦从事慈善事业,资助新、马、港的医院和学校。


异族同胞的Rumah Sakit


创院百年的广惠肇留医院(留医院)的正门大楼屹立在实龙岗路,被列为受保留的历史建筑,马来同胞称为Rumah Sakit。留医院内霍然亭四周的旧楼房就是前陈笃生医院的病楼。


(19世纪的平民医院(陈笃生医院),1911年由广惠肇留医院接管。图中央的小建筑为使用粪桶的公厕。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族人口急速增加,殖民地政府通过在华民护卫司当翻译的何乐如,希望华社设立另一所医院,照顾自己的族群。何乐如跟广东人相当熟络,找上广帮领袖黄亚福、梁敏修等人。这群商人召集了广惠肇三属人士,联手创办了这所民办的慈善医院。

1911年,黄亚福跟时任总督安德逊(John Anderson)签下将前陈笃生医院院址转让给留医院的文件,土地费每年1元,租约为99年,有效期至2010年。黄亚福来自中国台山,逃避内乱来到新加坡当木匠,后来成为建筑商,成为新加坡和新山两地的红人。除了留医院外,他也购买义山捐赠给广惠肇碧山亭,创办养正学校等。


(黄亚福与安德逊总督签下的99年租约,每年租金一元。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这份形同免费的土地契约对政府和民间都同样重要。殖民地政府的做法是对民间响应号召,成立慈善医院给予肯定。礼尚往来下,日后民间才会继续跟政府互相配合,共创未来。留医院方面,由于不需要缴交昂贵的土地费,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医疗服务。

租约数年前到期后,政府最终同意让留医院留在原地发展,不过只能保留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部分土地归还给政府。

留医院拓展新的疗养院大楼,辅助政府医疗设施的不足,但土地费以市价计算。至于重新拓展的费用,留医院负责筹集20%。相比之下,一百年前后,新加坡已经从福利社会走入市场经济,互惠互利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点。


回望最近半个多世纪来芒加脚的变迁


1950年代:芒加脚的文庆路和文庆地铁站都以上世纪50年代往生的林文庆医生命名。19世纪末,林文庆跟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开启了本地华人女子教育的重大改革。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卢沟桥事变后才回返新加坡。日据时期,林文庆被日军政府强迫成为“华侨协会”会长,负责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战争赔偿,为华人侨领“献财赎命”。林文庆曾因此事被指责为汉奸,从此借酒消愁,郁郁寡欢。

1960年代:留医院对面的中央锡克庙(Central Sikh Temple)也是民间集资兴建的。原本座落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中央锡克庙一向来都秉持教义,为各地的旅者提供食宿。新加坡独立时期,西方国家出现一群不满政治,颠覆习俗的嬉皮士。他们一方面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反传统的行为如蓄流长发和大胡子,穿上色彩鲜艳的迷嬉装(maxi dress),佩戴奇异装饰等来争取认同。嬉皮士以“nowhere man nowhere land”(虚无的人处于虚无的土地)自嘲,使西方国家陷入信仰危机。这股萎靡颓废的思潮传入本地,影响了一些年轻人,政府迅速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嬉皮士文化。锡克庙亦深恐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实行了禁止洋人入庙的条例。


(座落在实龙岗路,留医院对面的锡克庙)

19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是留医院的转型期,根据留医院法令,虽然门诊免费开放给所有族群,但住院者只限广惠肇三属人士。70年代的管理层果断的让医院全面开放,成为服务全民的慈善机构,奠下百年惠民的基石。

1980与19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芒加脚的新组屋已经全面落成,这也是新加坡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片欣欣向荣的年头。当时各行各业都求才若渴,本地人不喜欢护理工作,只好引进外援,由菲律宾护士填补空缺。这些外地护士初来时虽然无法与病人沟通,但是通过手势还是能够了解病人的需要。当时若有员工前来应征,学历、经验、口才等都不是主要的考量,这些应征者先去参观病房,能够忍受屎尿味的多数会被录取。

21世纪:自2000年成立义工组以来,留医院获得超过一万名捐款者和义工的支持,这是认同留医院的强而有力的指标。义工负责人孙玉娇分享了最令她难忘的一件事:“一名年轻人率领着她的工作机构来探望住院的老人家,她告诉我当她还是理工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曾经是义工旗下的一份子。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人并没有忘记我们,生活稳定后回来继续服务。”

如今本地有较多年轻人加入护理团队的趋势。留医院总裁区志忠医生表示年轻人的进取心强,希望更快获得擢升,因此保留本地员工是相当棘手的挑战。不过年轻人本就应该有这样的活力,最主要的是在服务期间尽心尽力,为医院病人作出贡献。一般来自菲律宾和缅甸的护理人员都有大专学历,除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服务基因外,他们也乐意学习本地语言,跟老人家沟通,成为留医院重要的一份子。

站在十字路上,回眸芒加脚的一景一物,香味、古庙、华校、帮会、豪宅、鸡仔店都成昨日黄花,仅存广惠肇留医院这个老地标。大家不妨走入留医院这个老地方,参观一下已经屹立了一个半世纪的古建筑,或许对人对事会有不同的体会。


(广惠肇留医院的正面大楼已经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


主要参考资料

1. 莫缕勇,南生花园(明丽园)旧址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59

2. 区如柏,《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广惠肇留医院,2010),ISBN978 981 08 7222 9

3. “四大名楼 重启石叻坡记忆http://www.sfcca.sg/node/473

4.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2851/17/01

5. “Jalan Besar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7. The statute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Kwong-Wai-Shiu Hospital Ordinance (Chapter 366)


相关链接

Friday, October 13, 2017

地铁心情

庭院深深


2016年,新加坡地铁的平均每日客流量为200万人次(台北210万,香港440万,伦敦480万,广州624万,上海773万,北京956万,东京800万)。随着DTL3市区线以及日后汤申线投入服务,相信更多人会考虑放弃私家车,客流量只有增加的趋势。

地铁频频发生故障,导致上班族迟到,学生无法准时上考场,大家都心情恶劣,许多人埋怨,大吐苦水。遇上体恤员工的上司还好,碰到不可一世的老板,那种忐忑的“地铁心情”真叫人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吞。

一年多前我在麦波申一家小企业当项目顾问,协助小公司了解繁琐的政府部门维修与零配件供应合约内容,以及准备竞标书和相关合约谈判等。出席其中一个上午的会议时,有些员工因地铁故障而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挥着汗气急败坏地冲入小小会议室。

老板冷嘲热讽:“地铁坏关我屁事?地铁坏就不用上班,不用吃饭了吗?我可以说地铁坏了而不发薪给你们吗?你们可以坐德士吗?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出门吗?再不行的话,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可以吗?”

员工涨红着脸,极力解释地铁站人头汹涌,德士站排长龙,家里有幼儿,必须等托儿所开门等。大老板擤之以鼻:“你要我在公司开间托儿所伺候你一家人吗?…你还想干的话,迟到多久,今晚就留在公司补回多久!别忘了你每天有一段时间是卖给公司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业市场淡静,员工连这份薪水一般的工作都怕给丢了,只好忍气吞声。小公司的大老板,让我重新见识了当年的小小“万元户”那种跋扈的心态。

自从2011年新加坡地铁大瘫痪,总裁苏碧华最终成为牺牲的棋子,不得不道歉辞职之后,地铁发生过许多突发事件,乘客出门都有点战战兢兢,深感无奈与无助。这两三年来地铁延误半小时至一个小时的事件就不多说了,看看影响较大的例子:

- 2015年3月3日,环线和东西线都在早晚高峰期出事,东西线停止川行一个半小时。

- 2015年7月7日,地铁发生超过十个小时的大瘫痪

- 2016年4月,电力故障影响到三条地铁线和一条轻轨无法川行。

- 2017年7月12日上班时间,东西线出现两个小时的延误。下班时间则轮到南北线。

- 2017年8月18日上班时间,东西线和市区线都发生状况,当天刚好是学生的会考日。

- 2017年9月29日与10月3日,东西线与东北线(SBS Transit)都发生状况,当时都是中小学生的会考日。

- 2017年10月7日傍晚,南北线地铁隧道变成了大水池,经过20小时抢修后才重新川行。

这回的“水池事件”跟一贯的信号、枕木等无关,而是轮到紧急抽水泵无法启动,动用了民防部队来“救水”。隧道内甚至发生了一场小火患。看来地铁管理的系统性问题(systemic issues)已进一步扩散,长期潜伏的问题,庭院深深深几许。

(地底下的抽水泵无法运作。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2010年的SMRT常年报告有一页大字:“Trust cannot be demanded. But it can be earned” (信任不能要求,但可以赚取)。一度号称世界级的本地地铁竟然迅速陷入信任困境,叫人始料不及。


(信任不能要求,但可以赚取。图片来源:SMRT annual report 2010)


涛声依旧


许文远继全国大选时辞职的林双吉(2011)和吕德耀(2015)之后,接任交通部长。

2003年沙斯期间,许文远为时任卫生部长,因危机处理得法而受到人民赞赏。后来,许文远发表了“8元心脏手术”以及奉劝大家到长堤对岸养老等言论,被许多网民冷嘲热讽,称他为“开心部长”、“许八仙”等。

许文远从卫生部调派到国家发展部,接过马宝山的烫手芋,趁着建筑业步入低潮时推出更多公共组屋来缩短等候期,受到年轻夫妇欢迎。

许文远掌管这两个部门的时候,通过博文来解释各项政策,吸引了一些读者,媒体亦通过他的博文来获取相关资料。

两年前出任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时,许文远依法炮制。谁知道地铁老是不听话,每当他开声讲话或发博文,地铁都会马上出事,害得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许文远终于在今年7月27日公开说话了。他先将枪口对准媒体,批评媒体在报道地铁信号系统测试导致列车延误的事件上,刻意夸大渲染:“我不喜欢媒体的报道,他们根本是把问题夸大了,太不公平。连我们主流媒体都变成了小报,用一大堆耸动的、吓人的数据和标题,来吸引眼球。我觉得他们对团队不公平,团队的一些人今天就在现场;他们是拼了命地在工作……他们(媒体)以为这很容易,就像拿只笔写写几篇文章,信号问题就能解决。我还真希望可以这么简单呢。那就不需要我们啦,干脆叫记者自己去管地铁好了。”

传统媒体与网民罕见的站在统一战线上,联合驳斥部长训话。当今就业市场淡静,许多年轻人都成为啃老族;中年人丢了工作,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好些老人家在食阁赚取微薄的入息。如果部长真的愿意将百万薪金交给记者,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反正冷气门一关,不论外头涛声依旧,月落乌啼只不过是重复着的风霜,今天的你我只不过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甚至可以找个人来发发飙。

也许我的思想还处于不切实际的理想时代,始终认为从政是一种使命。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被人民赋予大权的同时,也必须承当重大的责任,更何况如今手握的不只是权,而是权与利?西方的民主社会,政治家以民为主;我们的民主社会,则似乎从独立的年代以民为主,转型到今天的政治家成为人民之主。


官方表现指标


虽然SMRT的常年报告上显示了多年来,地铁的“可用性”(train service availability)都维持在99%以上(表一),但搭惯地铁的常客可能会想从前,怎么都感觉不到现在的地铁会比十多年前“可靠”。

不过请注意,可靠性(reliability)与可用性(availability)在品质管理学上是不同的概念,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可靠性跟品质管理学上的可靠性又是不同的概念。一般上对可靠性的共识就是“我需要它的时候,它会安全准时的将我输送到目的地”;品质管理学上的可靠性则是以或然率为依据,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有90%的信心能够在99%的时候将乘客输送到目的地”。

这句话中,包含了正常情况,10%的“没有信心”,1%的无法抵达目的地,局外人不知情的“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以及可能不在计算方程式内的误时、安全等状况。

这门学问对常人来说难以理解,所以才会出现SMRT总裁的靓丽成绩单跟民间对不上嘴的现象。

历届SMRT的总裁:前海军总长郭守仁,前陆军总长梅德侠,前机场零售经理苏碧华,前三军总长郭木财,无论由谁当家,必须确保SMRT是一家盈利的机构,多数时候的税前盈利都超过一亿元,这才是最现实的成绩单(表一)。


(表一:SMRT的营收、盈利、客流量、服务可用性。营收、税前盈利与维修开支是SMRT集团的总和。资料来源:SMRT annual reports 2000-2016)


Mind the gap


SMRT官方网站上有一篇“Bridging the reliability expectation gap”的文章(2017年9月13日,accessed 10 October 2017),SMRT的规划与发展部高级副总裁Shahrin Abdol Salam借用英国地铁无时无刻提醒乘客“月台与列车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说明乘客与SMRT之间所存在的思想缝隙(mind the gap)。对乘客而言,地铁从早上5时运作到半夜的数千趟列车并不重要,他所关注的只有一趟车,就是他所乘搭的那班列车的服务性能。

Shahrin Abdol Salam进一步解释,新加坡最老的地铁转眼间已经运作了30年,接近寿命结束期(end of life),因此毛病特别多。我们不像伦敦或东京的地铁设计,它们有平行的铁轨来舒缓更换老列车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没有,因此如何“mind the gap”是一项持续的挑战。

言之有理。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地铁是否准时,才是切身的指标。过去几年来,东西南北线的准点率约为90%,也就是误点率约为10%;环线较新,准点率约99%(表二)。

搭乘东西南北线,十次中有一次会误点,可以接受吗?误点的后续是关键,如果是五分钟十分钟,或许问题不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问题就很大,五个小时十个小时,新加坡就可能瘫痪了。

这些数据所欠缺的,就是衡量地铁出现状况后对民生的冲击。

但那不是很努力地确保地铁正常运作的SMRT工程团队的问题,不是地铁乘客的问题,不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问题,他们都不应该承受这种上头应该设法应对的压力,因为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表二:SMRT 的准点率。NSEWL:南北东西线,CCL: 环线。资料来源:SMRT annual reports 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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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10, 2017

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续篇

话说2013年清明时分,在波纳维斯达(Buona Vista)靠近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的地方找到了两面界石“苑生界止”和“苑生全记界”,见证了19世纪华商章芳林的财势。收录在《芳林溯源》之一之二

进入20世纪,这一带的变化特别大,虎豹别墅左邻的街坊黄延达告诉我许多老故事:林文庆夫人,人称先师嫲的殷碧霞和女儿在这儿居住和开夜总会;林文庆的赛车手儿子林炳汉在这儿广结人缘;消失的华校中的漏网之鱼“华侨学校”屹立在山坡上;马共领袖余柱业“浪尖逐梦”中有家卧虎藏龙的咖啡店;渔夫在海面跟“传说”中的剑鱼搏斗等,都为过去的年代保留了珍贵的记忆。这些故事收录在《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和《剑鱼传奇》。

落叶归根,桑梓情深,人的心灵深处有个故乡情意结,即使人事全非,过去依然存在。老街坊黄延达对童年的故乡念念不忘,这些年来孜孜不倦地搜索旧资料,此情此意叫人感动。

巴西班让距离市区不远,一度成为名流的居所,除了前文的章芳林家族、殷碧霞等人外,20世纪中叶,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海边别墅的魅力大,银行家陈振传的大屋依山傍水,街坊走过都会指指点点。至于波纳维斯达与巴西班让交界处的浮脚屋,也就是陈蒙志居住过的地方,亦一度成为海上度假屋,类似今天的龟咯渔村的海上度假屋那样的格局。

阳光下的海浪沙滩变化大,沿着巴西班让公路行行走走,虎豹别墅依旧在,但没有海浪逐沙滩,连最新的度假屋都消失了。

以下是老街坊黄延达这两年来不断搜寻下,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的上世纪60年代鸟瞰图。


(巴西班让与波纳维斯达交界处,沙滩上的浮脚屋由度假屋取代。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前的英军碉堡。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不远处,银行家陈振传的海边别墅。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旁的华侨学校。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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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06, 2017

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

原文刊登于《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同济医院出版,2017)

大坡余东璇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车辆在旧同济医院前穿越,或许这座典型的岭南风味建筑并没意识到医院旧址易手后受到古迹保存局的青睐,保留为历史古迹。古迹就像附近新加坡河畔的旧货仓一样成为餐馆商店,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改头换面,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夜间场所。

(旧同济医院四周增添了天翻地覆的新颜)

在许多老一辈新加坡华人的眼中,同济医院是中华传统文化百年惠民的象征,原本悬壶救世的古老的建筑外型依旧屹立在百年的土地上。老中医变成酒保,苦口的良药变成略带苦涩的冷啤,是老人家难以忍受的事实。抚今追昔,世事变迁,他们内心对那段沧桑岁月的执着是现代人所难以体会的。

在过去医药设施不足的年代,贫苦人家患病就到同济医院或广惠肇留医院求诊,至于同样免费的中央医院(四排坡)则是万万去不得的。当时民间对政府医院没有信心,认为政府医院一旦“医你不好,打一支针打死你的”。广府人之间甚至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当你四排坡咁”,就是去四排坡一定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的意思。这种现象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才慢慢消除。

同济医院由广帮“中街七家头”倡建时,以“同济医社”的名义座落在单边街卅一号。在那个帮权主义鲜明的年代,同济医社已经摆脱狭隘的宗族观念,为附近居住的水手苦力提供免费医药。继后福建、潮州、客家和海南人士都参与同济医院的博爱济众的事业。运作了25年后,同济医社才以同济医院的名义迁往哇燕街(Wayang Street),1976年搬到振瑞路(Chin Swee Road)的新大厦。


(座落在振瑞路的同济医院“新大厦”)


哇燕街的路边摊


上世纪60至70年代,我在旧同济医院附近的水仙门度过童年,走过年少。水仙门座落在新加坡河的北岸,俗称小坡。住家附近有许多地道的传统美食,例如河畔大华餐室的大华肉挫面名声火红了半个世纪,在三毛钱一碗面食的年代,大华肉挫面已经卖双倍的价钱,但四面八方的食客依旧纷纷慕名而来。要不,过条马路到中央消防局前的福南街,福南街牛杂和鸿记云吞面一样赫赫有名,晚上的潮州卤味随风飘香,肚子突然间就饿了。

越过哥里门桥到南岸的大坡,美食更叫人食指大动。河畔的潮州巴刹有潮州人的“猪荒咸菜”和黄澄澄的肉骨茶,过了潮州巴刹就是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了。再走远一点,现珍珠大厦前有海南人沙爹摊贩。现珍珠坊的前身珍珠巴刹以及对面的牛车水夜市,都是民间的美食天堂。而所谓“走远一点”,也只不过是住家方圆800米的范围,步行约10分钟便到了。

由于旧同济医院的大门被熟食摊位遮住,若不是附近的街坊老马识途,外人来到这里确实不好找。下午三点左右,这里的路边小贩陆续开档营业,靠近潮州巴刹那一头是熟食摊,靠近珍珠大厦的另一头专卖衣物鞋袜和日常用品。黄昏时分,气光灯照亮了整条街道,猪头冻、鲨鱼冻、山猪肉、糯米猪粉肠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腾腾汗酸味中大家各得所需,点燃了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就像其他熟悉不过的百年风情画一样, 30多年前还跟我们一起生活。嘈杂的街边饮食曾经陪伴着我们的先辈,也陪伴过我们这一代人,拼凑成温馨难忘的往事。早期的路边摊多数由自己一家人打理,以毕生的功力来完善所专注的一两道私房菜,传统美食就这样代代相传。这些传统美食不单只是好吃,每一道平凡的食物中,都包含着各自对人生的想法,传达记忆中的故事。若到同济医院看完中医后,品尝一口驰名的蚝煎才打道回府,对许多平民百姓而言,那已经是十分写意的一天了。


(1970年代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同济医院刚好在左边图外。Credit: Paul Piollet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路边摊旁有个露天大水沟,倾盆而泻的雨水由沟渠流入新加坡河。路边摊贩习惯了日常作业,污水剩菜都很方便的冲入这个 “垃圾回收站”。加上其他河边店屋的排污系统并不完善,经常屋漏偏逢连夜雨,碰到涨潮或阴沟阻塞,附近的低洼地区如香港街(Hong Kong Street)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都会淹水,对河畔的居民造成许多不便。或许也因如此,路边摊都躲不过日后迁入熟食中心的宿命。


甘蔗汁流淌着青葱的童年


我无缘结识哇燕街的戏院老倌,但赶得上同济医院前的美食,最叫我怀念的是甘蔗摊。有人说甘蔗汁是最不卫生的饮料,长长的甘蔗搁置在大街上,吸尽地上的秽气,还可能有老鼠蟑螂蚂蚁苍蝇光顾过。但我们的肚子都已经消毒过似的,美食当前,无所谓啦!

这家专卖甘蔗汁的路边摊生意超好,所谓苦瓜苦苦连皮煮,甘蔗甜甜丢了渣,甘蔗就这样“一碌碌”地卷入绞汁机,在人工转动的滚轮间挤压出一杯杯清甜爽口的甘蔗汁。一大杯冰凉的甘蔗汁两毛钱,不加冰三毛钱。

炎热的夜晚,父亲和我过了河,漫步到哇燕街。饱食不须愁内热,太官还有蔗浆寒,甘蔗汁凉在嘴里,心情甜上一整夜。这种一路谈心的父子情,原来我也曾经拥有过。

绞汁机从人工转为马达运作,塔塔的旋转声中送走了简单淳朴的岁月,哇燕街随着新加坡河的清河作业悄然隐退,在新加坡街道图上消失。虽然旧同济医院四周增添了天翻地覆的新颜,不过同济医院依旧秉持着百多年来先民创院的使命,这份世事变迁中不变的情操已经足以像甘蔗汁,让我窝心好久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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