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30, 2017

白岩松:中国医改必须加速,将医生从道德窘境中解放出来 (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按:
过去五十多年来,见过好的医生,也见过很糟糕,没有什么医德或情绪智商的医生。虽然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蟑螂往往糟蹋了一锅汤。

在新加坡,医生是受“管制”的,医学院每年接受多少学生,职业受到政府机制保护等。去到医院,有事没事就是MRI,X-光、扫描等一系列未必需要做的检查。这些昂贵的费用除了协助医院收回投资成本之外,也为医疗人员提供保护网。

新加坡的药物也同样受到管制,在外国可以在药房购买,价格便宜得多的药物,在新加坡却必须先付给医生一笔顾问费(consultation fee),然后再以高出国外数倍的价格来买药。这里头所牵涉的利益是外人鲜知的,就像最近浮出水面的不可思议的奶粉价格背后,一些没有医德的医生所获得的“介绍费”一样。

白岩松关于“医生,医德”的演说引人深思,虽然他讲的是中国,但我相信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思潮。

原文“白岩松:中国医改必须加速,将医生从道德窘境中解放出来”,dakayi网,2017年5月2日,收录了演讲的摘要。

白岩松精彩演讲


近日,被媒体热炒、热骂的107篇论文造假事件中,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个理性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主人跟医生一样都姓“白”,他叫白岩松。他说,谁制造了这种环境,做一千台优秀的手术,都比不上一篇不那么真的论文?

以下是4月28日至30日白岩松在中国整合医学大会暨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演讲报告摘要。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替医生说话?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我和医生都姓“白”;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昨天为止已经10年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说明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让我讲医德这个问题,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原因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


什么是“医德”?


我觉得用任何理论解释都是苍白的,讲两个故事:

100年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招生很少,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就是想当医生,然后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语的要求极高),考场里面的一个女生晕倒了,被抬出去,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然后走了。但是监考的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写给了协和医学院,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招他,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任何学校都没法教的最重要的一个“德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

再一个大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片子的时候我落泪了,这不是因其高超的医术,而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自从华益慰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要去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捂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用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还有武警总医院的急诊中心主任王立祥,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事。一个孩子,出现了紧急情况,送到了他们急救中心,王立祥刚要开始准备救治时,发现已经没法救了,孩子已经没了……但是病房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全都在跪在那嚎啕痛哭,急啊,要救这孩子,王立祥觉得:我如果现在立即就告诉他孩子没得救了,可能会出事儿。他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种接受的时间,他又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无用的治疗,但是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有很多的大夫在外面劝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给他们讲很多事情让他们慢慢有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无效的治疗结束了,但有效的治疗了这个家庭,他们能够慢慢接受了。

这三个故事都与医学的技能和治疗本身无关,但是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治疗呢?


为什么挨骂的总是医生?


现在的医生委屈很多,他们做着如此伟大的事情,为什么人们还骂医生?

我想了几个原因:

第一,人们对医生的依赖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

第二,过去,人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过去的人们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没治好死了,这是天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因此出了问题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医生。

但其实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了,但是又产生了“医学无所不能”的幻觉。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的接受事实。


医德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挑战很多,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对“医德”还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业道德要求都极高,但我认为:任何站在道德的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之心,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推荐大家看曾国藩,曾国藩很廉洁,但即便他很廉洁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为什么?晚清时候,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你科举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费,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全部需要自筹,他怎么自筹?只能给大家说:我现在要当京官了,只能挨家挨户的求,让他们给我点钱,将来替你办事儿,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儿,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二百两银子哪儿来?不腐败哪儿来?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还是晚清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其中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我没那么一下子就乐观,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要有药品加成,要开更贵的药,医生不做能行吗?这是涉及整个医院的生死存亡啊,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给这次北京医改说了四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比如说机器检测等等,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的行进才能把我们的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来。现在的整个医生群体都在替迟迟无法推进的医改背黑锅!如果环境清朗了,制度明晰了,假如再出现“医德”的问题,我们从业者当中都有一定的比例接受度,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败家子”,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大比例都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整个社会逗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如果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之后,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

1 comment:

Anonymous said...

我的母亲由于outpatient clinic的'医生'诊断不出而于1990年因乳癌去世。
我的父亲则一直接受政府医生的'痔疮'治疗最后却是于1997年因腸癌辞世。
我的继母死前三个月到polyclinic被安排'排队'到中央医院进行'心臟'治疗,但在没有轮到以前因肝癌去世。
难道我还要为此而感恩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