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3, 2017

当代艺术:云峡谷 Cloud canyons

“玩”的艺术


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导览,一般上访客都对当代艺术作品保持怀疑的态度。当他们逐步敞开自由心,进入当代艺术思维的境界后,会开始玩起来,互动感特别强。这个从怀疑到参与的过程,对访客,对我个人都是很大的收获。

第一次跟访客敢敢玩是接待新山的叶良、宝真姐妹和他们的学生的时候。由于之前参与过他们在马来西亚主办的几项活动,也参观过他们在新山陈旭年街角落所创建的“EHHE中间旁边”艺术馆,了解到他们对当代装置艺术的浓厚兴趣,所以直接带他们参观马来西亚艺术家的“513”艺术品,国旗包裹着马来人的垂直棺材,传达了对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种族暴动的思考。场面突然间非常活跃,我倒成为旁观者。


(513。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这次“玩”的体验让我驾轻就熟,跟访客走入当代艺术的天地,往往会有许多互动与意外的收获。

云峡谷的世界


国家美术馆引进菲律宾籍艺术家David Medalla的Cloud Canyons(云峡谷)后,我会带领访客走入云峡谷的世界。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三个月前招待一群来自北京的访客。世界名画看多了,东南亚画作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于是为他们介绍云峡谷,陡然间眼睛都亮了起来。共同眼神是:“这是什么”?

(David Medalla: Cloud canyons 云峡谷。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云峡谷是动态艺术,是活的。云峡谷看似复杂,其实是很简单的工程学与光学的结合,底部有个水箱蓄水,水箱上有数根透明的圆管,以低马力的水泵制造泡沫。密集的气泡在光影中,随着地心引力往下流,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中,从来没有重复过,亦无法重复。

它给人无限的联想:我是一片云?冬日雪花飘?虚无的空间?开天辟地,混沌之初?超现实?就看参观者跟艺术品之间的心灵感应。

当时一些访客甚至调皮的将手掌伸入泡泡中自拍,为不可能重复的一瞬间定格。

当代艺术就是如此,通过参与来感应,心情的表露就在当下,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去回忆。

这不就是生活吗?

最近参与了国家美术馆为准导览员安排的培训活动,当时我通过一场即兴的游戏来吸引大家走入当代艺术,过后参观云峡谷。由于大家已经进入状况,交流起来踊跃多了。儿童通过游戏来学习,成人也是一样,重点在于心态。

走入当代艺术的思维


当代艺术普遍指1960年代至今的“非传统”作品。它不像传统美术那样追求审美观,而是呈现某个概念,某个时代,某个项目,某种氛围。

我曾经对当代艺术欲拒还迎,始终缺乏深入研究的欲望。直到那么一天告诉自己,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当代艺术,日后我们才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冠上新名堂,如文艺复兴、洛可可、学院派、野兽派、印象派、浪漫主义等。我们活在当代,为什么漠视当下的环境,不让自己走入当代艺术的空间?于是给自己下了战书。

陈春宝和刘美玉是新典现代舞蹈团(Frontier Danceland)的创办人,他们引导我进入当代舞蹈的艺术领域,我开始接受了当代舞优美的肢体语言与随性的创意。

当代艺术家注重表达个性,以自己认可的方式,重新给艺术下定义,因此各种崭新的表现手法层出不穷,材料标新立异,风格充满争议性,甚至被传统艺术家认为不入流,不能归纳为艺术。不过,这些不受承认的艺术却为艺术界注入了刺激元素。

每个时代都有当代艺术


把时间拉回19世纪中叶。当时摄影技术渐趋成熟,人与景都可以通过摄像定格,给予以真实见称的书院派油画强烈的挑战。一些画家大胆改革,以当时的当代艺术(后来称为印象派)来开创新的作画空间。印象派的特色是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人的记忆,记得一些,忘记一些,总是不完整;此外就是通过光、影和亮丽的色彩来取得视觉上的突破。

譬如,莫奈的《撑着阳伞的女人》,吸引人之处是因为画中人高雅、飘逸、静中带动(动的是略带反光的丝巾和长长的裙摆),光线下呈现出明与暗的真实感。也有人对此画作的色彩情有独钟,觉得粉红与蓝是很调和,很有诗意的配搭。在光、影和风的陪衬下,整幅画所呈现的就是“美”,除了当时的评论家与学院派画家,没有人会介意画中人没有五官。

(莫奈:撑着阳伞的女人。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这些印象派画作曾经被法国艺术界最权威的沙龙展所拒绝,但这类作品迅速崛起,成为画坛的时尚。

当代艺术是否像印象派那样受后人追崇?功过留于身后评。不过,当代艺术确实吸引过我所接待过的访客,让我们一同摆脱原有的艺术框框,突破了个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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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20, 2017

新会崖门

一部春秋史,难言孤臣泪。古月望今朝,沧海一声笑!

6月14日凌晨2时李家弟妹发表6页声明,将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内讧白日化。表面上,导火线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遗产:欧思礼路(Oxley Road)38号。这栋市值$2,400万的百年老屋已经从私人遗产“升华”至国家级。弟妹指责大哥滥权阻止拆屋,甚至通过政府机制,成立由副总理领导的内阁委员会,调查父亲遗嘱七修的家务事;大哥则质疑遗嘱的合理性,提出九大条款,条条针对弟妇


(李家故居的模型。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熙熙攘攘中,大家注意到的是兄弟阋墙,相煎何太急。实际上两个成功男士背后的女强人,所扮演的角色还很模糊,等待厘清;至于“滥权”的指责已经被故居纠纷所淹没。这些公开的指责都足以构成诽谤,家事变成了国事,应该如何收场?

故居的去留不是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古迹保存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吗?为何需要副总理领导内阁委员会来探讨?又或者,如果副总理的委员会不讨论老房子的去留,那就只能讨论老先生的遗产的合理性了,那是家事法庭事,跟内阁有什么相干呢?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等国会开会来讨论家事了。

古月照今尘


古往今来,多少皇朝兴盛湮灭,可以相互印鉴。不期然想起数月前刻意从江门驱车,前往新会崖门,为的就是感染南宋灭亡时悲凉的一刻。日后,崖门曾经是鸦片战争与抗日时期重守之地。


(新会崖门古炮台,炮台前就是通往南海的崖门水道)

话说七百多年前(1279年),南宋皇朝被元军追杀,在新会崖门水道上演了一场旷古的“崖海大战”。

背水之战中,宰相陆秀夫为保宋恭帝赵昺的清白,背着他投海殉国,传国玉玺沉入海底。后宫官兵跟着跳海,“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现代人称此举为“愚忠”。

当时不愚忠,亦不愿臣服“外番”的官员百姓,纷纷逃难到屯门(香港)、吕宋(菲律宾)等地。元朗围村是一个例子。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导览时,一位名叫吴秀兰的本地访客告诉我,她家族中有一脉亲人逃到吕宋。先民早有遗训,每一代的大儿子死后都必须改姓赵,墓碑刻上宋朝皇帝的姓氏而不是自己的,以表不忘其本。

玉玺是实物,代表皇室的光环。玺在皇朝在,玺亡皇朝亡,因此保玉玺不仅乃皇室大事,朝廷大事,亦是尽忠的臣民的大事。


新会崖门:玺在皇朝在,玺亡皇朝亡)

我常觉得新加坡是一部浓缩的历史,漫漫时间长河所发生的许多事都在新加坡速战速决了,虽然故事未尽相同,但内涵相似。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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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16, 2017

老地方,城市的灵魂

2016年11月13日,接受了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邀请,在艺术之家(The Art house)主讲了“老地方,新大楼- -- 城市发展与保留遗产是否必须处于对立的两端?” 

出席者跟我一样,认为城市发展需要保留特殊的,集体认同的地标,保留对生活的记忆,在世代之间创造持久的纽带。城市有了自己的灵魂,才能提升人民的精神层次,独树一格。

城市记忆,城市失忆


我对城市调查报告的排名榜兴趣不浓,较关注的是受访人士的反馈。以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调查为例(2016年10月18日),国际访客觉得新加坡跟东京一样的现代化,但跟上海一样,并没有在脑海中留下特殊的印象。相比之下,其他城市不论是感染悠久的人文气息,自由女神,浪漫风情,美食或韩流,都具有一定的文化魅力。


我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义务导览时,经常碰到来自中国的自由行访客,近期多了趁着周末多拿一两天短假,来去匆匆的年轻人。他们来新加坡散心的理由是:直航,空气好,不用戴口罩,语言没什么压力。一言蔽之,就是飞到新加坡“透气”

综合起来,新加坡是个现代化的宜居城市,但缺乏可以“寻根”的文化底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许多城市都会扩建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的环境。中长远来看,这些变化对新加坡都是警惕。

(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城市印象调查)

跟去年11月在艺术之家的交流会时隔半年,代表新加坡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续程苏州,参与了“2017世界城市峰会”。《联合早报》2017年5月19日报道[1]:
“黄循财出席杰出青年领袖研讨会时说,人都有怀旧的情感,想要守住童年的成长记忆,但当城市变迁对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时,个人的怀旧回忆是不是都属于文化遗产要被保留下来,有待商榷。他以东南亚常见的街边小贩比喻说,小贩们可能需要给新的城市设施建设让道,搬去另一个地方经营,但只要食谱还在、可以为老飨带来地道美食,美食文化遗产一样可以被保留、代代相传。….要想把一些人从全球化的文化认同迷失、不安全感中拉出来,文化投资是一种途径。城市应当持续保有开放的思维,与世界相联,筑牢文化的锚,扩大共享空间以分享社群共同的经历和记忆等,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于黄循财一席话,我觉得确实有商榷的余地。

先从科学的角度来商讨:人的头脑有一个小小的海马体,负责记忆与检索,也就是组织人的情感纽带的功能。人必须通过回忆来寄托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化为生活的动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类伟大之处。

从“资源”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储存在海马体内的情感记忆是很个人化的,每个海马体都有自己的生活小故事,因此“个人的怀旧回忆是不是都属于文化遗产要被保留下来”,否则讯息爆炸,等于归零。或许需要取得共识的是尺度。

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个人是“渺小”的,个人的回忆往往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但是,一旦个人回忆组构成集体记忆的时候,就不只是个人的怀旧这么简单。

(人脑科学:人脑中有一个组织称为海马体,主导人的记忆与情感。人必须通过回忆来寄托情感,这是与生俱来的。)

黄循财的“街边小贩”的比喻令互联网人士联想起即将在七月份寿终正寝的淡水河(结霜桥)路边市场,追问怀旧、集体记忆与文化遗产的相互关系,为何偌大的新加坡,容不下一个80年的小小路边市场。

黄循财的比喻则让我立刻想起最悠久,最有华人代表性的牛车水。能够从脑袋里“立刻”挖出来,可见它在海马体中所占的份量。在社交媒体上交流后,才发现对这个老地方的记忆并不是个人化的。

城市计划下牛车水居民搬迁,最后一档路边摊于1987年迁入小贩中心后,这个地区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生活的味道。后来旅游局发觉不对劲,在牛车水复制美食街,十多年来重建多次。据说负责复建的团队都是年轻人,对过去平民的生活感觉模糊,只能凭口述与想像来做这个项目。

如果路边摊只是个人怀旧,值得当局再三打造美食街风情吗?显然在“政治正确”的观念上,它被归类为集体记忆。从个人的怀旧到集体记忆,到“塑造”文化遗产,真能带回本地人的文化遗产,带回生活的味道,带回记忆中的氛围吗?


(旅游局很努力的重新打造路边摊,不过真能重新塑造本地人的文化遗产吗?)

根据我对城市变化与人性的一点研究,失去的是回不来的。因为人的知性来自环境、时间与感觉,复制的产品总会欠缺某些精髓,就好像DNA,人和黑猩猩的基因只差了1.23%,小小的差异却注定了人是人,猩猩是猩猩的命运。复制美食街所缺乏的是一种可以融合环境、时间与感觉的基因:

(1)美食街是刻意为旅游打造的,缺乏塑造文化生活气息的气场;

(2)它是以功利(游客)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了文化遗产或保留记忆,因此效果不一样;

(3)它缺少人性化的考量,消失的文化遗产只有遗憾,缺乏爱与关怀,跟海马体的思想活动有明显的差异。

和谐与包容


有一位访客在我的网站留言:
借用现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话:“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但你到法国市中心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筑,他们以历史积淀为自豪,而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想起来很伤心。
为什么许多人喜欢欧洲古老阴沉的建筑?因为欧洲人在保留传统时,很尊重软环境,将和谐与包容融入其中,让人咀嚼回味。这些普世价值观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看过中世纪的教堂,除了布道外,也用来监禁和处决囚犯,后来在战事中被摧毁了。残垣断瓦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当现代建筑跟残留的遗物接轨,提供了探索人类发展的时空,这就是价值。

(中世纪教堂的残垣跟现代接轨)

意大利富豪买下了尼路(Neil Road)和武吉巴梳(Bukit Pasoh)交界处的四层楼建筑,除了依据古迹条例,保留着80年前的建筑外观外,亦细心地保留了原有的内部结构特色。为了突出原有的牛车水特性,意大利人将天台还原为小小园林,跟斜对面的永安堂(虎标万金油的原生产地)前呼后应。

德国政府租下这栋建筑,开设歌德学院,推广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根据德国的建筑条例,楼房必须有两个出口,于是德国人在后楼增建了配合这个地区的旧建筑风貌的螺旋梯,作为逃生之用

这些欧洲人都很努力的为本地保留特殊的人文风貌。

(意大利人买下这栋建筑物,装修时很用心的保留80年前的原貌。德国人租用来开设歌德学院。后楼的螺旋梯是德国人要求添加的,目的是符合德国建筑的安全规格)

(歌德学院天台跟对面的永安堂相呼应)

黄循财眼中的“只要食谱还在、可以为老飨带来地道美食,美食文化遗产一样可以被保留、代代相传”,显然忽略了打造文化所需要的基因,并不只是食谱。所谓好山好水好心情,同样一杯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水质,不同的水温,不同的对象,入口的滋味就是不一样。

宜居的城市有分享记忆的空间吗?


市区重建局(URA)很努力的为本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并保留了72座古迹和约七千栋旧楼,跟欧洲的老地方一样,如何活化旧建筑乃持续性挑战。

对于一般移民或志不在寻找城市的内涵的人们而言,这是一座出入方便的宜居城市。如果我们从较高的思想层次出发,这不过是座流动性强的移居城市,欠缺扎根的空间。我们集体成长的年代的生活面貌流失了,陪伴我们成长的从殖民地过渡到自治的年代的历史性地标也消失了。没有了记忆,如何串联民族的根?

那个时期的老建筑具有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它们除了记录了新加坡建筑风格的演变之外, 最重要的是捕捉了一个正在逐步摆脱殖民地势力的共同愿望。这种心境绝非“怀旧”那么轻描淡写所能掩饰的。

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值得尊重,此价值跟老地方,跟过去的生活互相撞击。当我们为他人保留记忆的时候,是一种对人、对时代的关怀,为老地方赋予持续性的生命与精神的意义。

因此,怀旧回忆跟文化遗产能不能画上等号?这座城市是否应当保持开放的思维,分享记忆?

(保留老地方的风貌离不开法理情的考量)


[1]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社会要区分 “怀旧”和“文化遗产”,2017年5月19日,Accessed 24 May 2017, http://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news/story20170519-761923



Tuesday, June 13, 2017

柳影袈裟与妈姐精神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2017年6月9日

邓宝翠导演,孙爱玲编剧的短片《柳影袈裟》在华族文化中心上映,社交媒体上佳评如潮,《联合早报》先后刊登了刘培芳和李楚琳对短片,对妈姐的深切回忆。

我觉得短片能够感动人,除了团队的素质和粤语的魅力外,就是永不磨灭的妈姐精神。

妈姐乃梳起不嫁的自梳女,一贯上广东人称她们为“顺德妈姐”,那是因为她们多数来自广东顺德。有些妈姐来自顺德周边的城镇如东莞、番禺、中山、西樵、鹤山等地,因此 “广东妈姐”应该是更广义的称谓。

妈姐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顺德缫丝业没落,农村破产,这些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只好离乡背井,赚钱养家。当时新加坡实行男性入境固打制,女性则不受影响,造成大量女工下南洋。刻苦耐劳,忠诚自爱,无欲无求的妈姐,在本地的洋人、华人和土生华人家庭当女佣,贡献了一生。

如今下南洋的时代过去了,年迈的妈姐也消失在街头。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时势下,新加坡为妈姐提供了下南洋的窗口,她们在家乡或许不过是一群坚守着“奇风异俗”的女子,终老后就被遗忘了。因为下南洋,妈姐的精神感动了两三代人,多年以后仍然为新加坡社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妈姐在土生华人家庭的角色


我有幸参与了妈姐的相关作业,最近在一个讲座上结识了新世界创建人王文达的后人。王女士家中一位百多岁的老妈姐(张女士)住在广惠肇留医院的疗养院,王女士和母亲每天都去探望她。10多年前,王女士刻意在留医院附近买了一间组屋,目的就是为了将在黄埔独居的张女士接过来,履行反哺的责任。

(广惠肇留医院是妈姐老年疗养的地方之一)

王女士表示,土生华人家庭上英校讲英语,但又保留了华人习俗,对妈姐的感情特别深厚。除了由主仆情衍生出来的“姐妹情”和“母女情”外,妈姐也扮演了土生家庭的文化桥梁的角色,让他们较深入地认识了中华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内涵,对传承的意义尤其深长。

妈姐将赚到的工钱寄回家乡,晚年的处境不一,没钱的住进牛车水砂莪巷(Sago Lane)的殡仪馆,或由善心人士捐款的老人院和广惠肇留医院,有一点积蓄的则入住斋堂。有些则在雇主家终老。

“柳影袈裟”这道粤菜将翠绿的菜苗瓤在薄如蝉翼的竹笙内,就像为脆弱的人际关系增添盎然绿意。表面上王女士为我们补充了时代的记忆,实际上启发了我们,当今社会维系人与人关系的感情纽带,需要更多的爱心去灌溉。而广惠肇留医院能够以慈善医院的身份,在实龙岗路惠民百年,同样离不开历年来众志成城的奉献精神。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更多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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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09, 2017

“三足鼎立”的脚踏车共用服务 oBike, ofo, mobike

迅速冒起的代步工具


UBER 和 GRAB 强劲攻入本地大众交通市场,颠覆了德士行业,难以想像不久前我们还在德士收费五花八门,是否应该划一收费上大费周章。

对于这种全球化的“新兴行业”,实际上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霸王车。以前为了维护黄顶德士的饭碗,政府出面取缔霸王车。经过半个世纪后,陆交局不可能背道而驰,拒绝以电脑程序掌控市场的霸王车。任何事物都有个平衡点,主要环节在于如何管制调控,为德士业者和乘客提供保障。

跟UBER 和 GRAB亦步亦随的,是公路和行人道上出现了所谓“最后一公里”的“代步工具”。目前最普遍的代步工具有电动滑板和各类型的脚踏车,在道路上跟行人抢位,与汽车争锋,涉及电动代步工具的意外和违反交通规则的案子越来越常见。没有发生意外是幸运,引起人命伤亡是必然。

前任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红对内阁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淡滨尼“成功试验”行人与脚踏车共用行人道,为日后的人车共用行人道合法化铺路。举行“block party”时,我跟伍碧红交流了试验期间常见的现象,例如不负责任的脚踏车骑士横行霸道,撞到人后还振振有词,逃离现场等。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无法杜绝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但必须有可行的机制来处理。

伍碧红问我碰到这种情形会如何应对,我表示会要求当事人下车观察,写下个人资料,道歉等。她说她也一样。我进一步阐述见过的几个案例中,只有一名骑士在吆喝下停了下来,其他骑士根本就不管他人的死活,假装没事般加速扬长而去,其中一人甚至说“I have already rung my bell. Why you all did not give way?”。他的道理就是我已经鸣笛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让开?车比人快,受害者往往吃哑亏。

我可以理解为何谈到这里,伍碧红立刻转换话题,顾左右而言他,然后走开了。她只是一名国会议员,所谓的试验计划不过是时势打造下的政治秀,硬道理是志在必行。什么后续与管制,她身不在其位,无能为力。我也理解到block party并没有什么交流的诚意,同样是场政治秀。

谁有优先权?


不论是电动或非电动代步工具使用者,都应该像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一样,以他人的安全为己任。然而,路上有好些害群之马,行为自私鲁莽,无视自己所驾驭的代步工具,是随时伤人,甚至致死的武器。他们时而在行人道上穿越,时而在马路上驰骋,前一秒在行人道上把自己当成一辆车,要行人让路;下一秒在公路上把自己当作行人,要车辆停下来。吊诡的是,无论在那一道上,他们都仿佛是老大,似乎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远的不说,单是从我的住家走去附近的邻里商场,短短的路程往往险象环生。首先,必须越过脚车道,然后就是常有代步工具横冲直撞的行人道,接下来是双向车道,两条甚至有摩哆车出没的行人道:一条是陆交局管辖的,一条是商场的。有些脚车直接驶入商场内,如入无人之境!



出租脚车随意停泊不提,行人道都被摩哆车霸占了,对不良于行的人士制造许多困扰)

原本只需过双向车道,如今变相的共六条。短短的路程,岂止马路如虎口!

本地的公路并没有为脚踏车设计,除了路上车速快之外,公路旁有许多水沟入口的路坑,对脚踏车骑士造成不便。于是,骑士选择了行人道,使行人饱受惊吓。到了路口,突然高速横越过斑马线,跟行人抢交通灯过路,驾车人士与行人都深受威胁。

代步工具使用者中有许多循规蹈矩的“好人”,但不负责任的陋习见多了,使我对他们的心态逐渐改变,从过去的同情忍让,变成提心吊胆,甚至冷眼旁观。希望不久后,能够重新乐观起来。


(代步工具使用者中有许多循规蹈矩的“好人”)


脚踏车共用服务


今年1月中旬,本地公司oBike抢先推出“无车桩”服务。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后,4月份全面推行,并实行赏罚制度来遏止用户私占脚踏车的情况:第一就是在地图上明确标出全岛脚踏车停放区,帮助用户将共用脚踏车归还到正确地点;第二是推出了信用积分赏罚制来培养好习惯,用户如果没把脚车归还到正确地点,就会被扣分,积分越低,出租费用越高。oBike也向报界透露,有意在接下来两三个月引进至少上万辆脚踏车。

今年2月,中国脚踏车共享公司ofo进军新加坡,同样采用“无车桩”租用模式。ofo是中国首家共享脚踏车公司,于2014年创立,源起于北京大学几个学生的校园创业项目。目前ofo覆盖二十多个中国城市,投资者包括滴滴出行、小米等大企业。

另一家在中国脚踏车共享龙头的摩拜(mobike)则在今年4月推出服务,使市面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摩拜在去年4月于上海创建,Uber的上海总经理加入摩拜,成为联合创始人。摩拜的业务同样覆盖二十多个中国城市,投资者有腾讯、台湾富士康(iPhone制造商)、本地的淡马锡控股等。

行为规范教育?文明德行教育?


“脚踏车共用服务”将一些无良用户的丑行暴露无遗:
- 胡乱停放,如停泊在行人道中央,道路中央的分界堤,甚至偏僻的荒郊。
- 把脚车搬到自己住家外的走廊,就像超市的手推车那样,占为己用。
- 重新上漆,改头换面之后,据为己有。
- 自行上锁,拴上自家锁头,别人无法使用。
- 乱丢沟渠,至少两辆共享脚车已经被丢入河中。
- 肆意丢弃,把脚车弃置在环保垃圾桶里。
- 发泄情绪,对脚车猛踩狠摔,破坏公物。
- 拆除坐垫,不让别人骑走脚车。
- 拆掉轮胎,拿去转卖。
- 谋取私利,将共用的脚车放上网拍卖。
(我意外的在树丛发现的出租脚车)

我观察所居住的社区,胡乱泊脚踏车的情形约占七分之一,其他陋习则不得而知了。这样的行为数据,以一个经济发达的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衡量,能够接受吗?相信在日本是匪夷所思的,亚细安各地城市可能没有人理会。

杨红娴在新加坡生活了好些年,曾经加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成为我们的中文义务导览团队的一份子。她最近回到北京工作,发现当地的地铁站出口的ofo脚车“横七竖八,东倒西歪,更有人直接停放在通道正中央。”

她以为是一贯的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当发现到新加坡面对相同的挑战时:“大家是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是合理规范的,所以不懂?还是图一时方便,不愿意去做?如果是前者,需要的是行为规范的教育,后者则需要文明德行教育。”

分析得太精辟了!我不了解北京,但对于本地,或者真需要“瞻前顾后”。

(北京的地铁站外阻碍行人的ofo出租脚车。图片来源:杨红娴)

Santander Cycles


我在伦敦观察到,共用脚车必须停泊在设定的停车点。大家也很合作,牺牲一些些“自由”来取得整体的和谐优雅。桑坦德银行(Santander Bank)是目前的赞助商,为伦敦提供了11,500辆脚车,称为Santander Cycles。共有750个脚车停放处设在伦敦市区与外围,距离不超过500米。

(伦敦 Camden Town: Santander cycles 的停车点)

伦敦早在2010年便推出共用脚车计划,当时由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赞助。时任伦敦市长就是背负英国脱欧罪名的Boris Johnson,因此这个计划也昵称Boris Bikes。

共用脚车计划由大财团赞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赚钱后回馈给社会大众,降低人们对地铁与巴士的需求,也等于降低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

皆大欢喜的结局需要环环相扣,尤其是代步工具使用者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我们的优雅水平和公民素质,落后了许多年。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少伟,“共享脚踏车服务 进入战国时代?”,《联合早报》2017年3月1日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ar-gadget/story20170301-730401

2. 共用脚踏车业者oBike 今天正式推出服务 2017年4月13日 14:19,八频道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413-sg-obike/3674998.html

3. 林德义,脚踏车应用的实际问题,http://blog.omy.sg/tech/archives/7787



Friday, June 02, 2017

当夏炎碰上冬季

海南岛遇上“冬天”


跟90岁的国家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史立道回到他在琼海文子乡文山园村的祖居,过后行行走走,在海南岛“享受”了一个星期(5月7日至12日)的艳阳天。


(史立道在海南岛的故居,这是他的父亲战前在关丹橡胶园赚钱后回乡兴建的)

猛烈的阳光蓝蓝的天,拍起照来风光明媚,但数日下来就像晒干猪,皮肤黑了两轮。前来买公寓避冬的北方人像候鸟般回巢了,海南岛变得静悄悄。


(蕉风椰雨海南岛)

去年底在广东做乡野调查时碰上了新中关系异常的冬天,如今五个月过去了,痛穴并没有解除,在地海南人不经意间老会提起。他们说新加坡总理在不了解九段线的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刻意挑起海洋法的情绪,选择靠边站,跟美日韩同一阵线;此外新加坡华人占了四分之三,应该了解中国,支持中国,如今倒戈相向,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说多几句后,词锋一转说不再提了,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应该影响民间的交往。

在海南岛的日子,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展开。回来的时候,各国领导已经驾临北京,新加坡由国家发展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黄循财代表。记者问及为何由他出席,而不是总理时,黄循财表示这是中国当局发出的邀请,主动权不在新加坡。

会议前的最后一刻,美日韩决定派代表团出席。台湾名嘴都以新加坡尴尬,台湾被边缘化来形容此事件。

南华早报(5月18日)的报道(What belt and road snub means for Singapore ties with China)证实了新加坡总理不在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名单内。

答案相当明显了。总理李显龙说新加坡是第一个接受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国家;副总理张志贤与外交部长维文强调新加坡跟中国关系良好;国防部长黄永宏叫国人不要过度解读坦克车途经厦门,却被香港扣留的事件。我们可以说新加坡为汶川地震的灾民贡献最多;新加坡的侨汇支援了中国南方农村的经济;新加坡组织东南亚的筹赈中心,支援中国抗战等。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靠过去打下的江山吃糊。虽然当下乃炎热的夏天,两地依然大约在冬季。


海洋法与新加坡的命脉


这一趟海南岛之旅,跟当地人交流过后,我觉得他们认为新加坡是个华人社会,跟中国血浓于水的观念是过时的。从前的华侨早已成为在地华人,华人有了华裔。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接受西方教育,保留了一些传统但未必了解其内涵,意识形态上或许更像以前的土生华人(peranakan)。两地华人存在着许多文化的差异

对于新加坡强为亚细安出头,捍卫海洋法一事,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海洋贸易支撑着新加坡的命脉,每个星期有约2,600艘商船在新加坡停留。以吨数来计算,集装箱船(container ship)、化学品船(bulk carrier)和油槽船(oil tanker)各占约30% [1]。


(抵达新加坡的商船。资料来源:MPA)

(抵达新加坡港口的商船吨数。资料来源:MPA)

以原油为例,多数在裕廊岛提炼后,再运送到东亚 [2]。目前,中国十多亿人口所使用的石油,约80%途经新加坡海峡。中国已在巴基斯坦建输油管,由瓜达尔港输往新疆,设在孟加拉湾的港口则通过缅甸,将天然气输入中国。日后,油船运油的需求量可能会减少或保持现状(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正在持续扩张)。

果中国在南沙群岛开采石油,对新加坡的航运商贸,炼油收益等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世界第二大商港的利润大缩水,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的地位同样不保(新加坡石油出口额为420亿美元,2015年约占新加坡GDP的5%)[3], [4]。至于对周边行业、投资环境等影响不可斗量。

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在马六甲这个繁忙的商港设立了官厂。如今中国大手笔,在马六甲开发皇京港,重造六百年前的辉煌。2025年的马六甲对新加坡的船运、修船与原油补给等的地位不可能毫无影响。

皇京港是否会进一步成为军舰的补给站,以及对新加坡的防务威胁,必须进一步衡量。新加坡已经向德国购买了两艘218型号的攻击性潜水艇,2020年交货。日前宣布再添购两艘同型号的潜水艇,相信跟一带一路包装下的新局势息息相关。

8,500个集装箱的巨轮终于在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Tanjung Priok)靠岸,这类长360多米,吃水约14米的商船就像海上巨无霸,跟美国的航空母舰不相上下。日后印尼的集装箱船不需要过度依赖新加坡港口,加速了印尼货运的效率。中国与印尼的海上商贸早在唐宋时期已经成型,丹绒不碌港可能再造昔日两地相通的辉煌。历史就是这样子不断循环。


(丹绒不碌港。图片来源:http://www.indonesiaport.co.id/newpriok/,accessed 25 May 2017)

亚细安各国要的是中国花花绿绿的钞票,一来建立基础设施,二来帮助某些政要度过困境,因此暂时将海洋主权置之度外;新加坡不需要中国钱来搞基础建设,海洋法成为新加坡的命根,它不只是针对南沙群岛或九段线,也为日后的马六甲海峡的自由航运铺路。

中国认为新加坡向美国靠拢,跟美国保护伞下的台湾交情良好,至今都没放弃星光部队,近年来已经向新加坡施压。

重温旧史,新加坡跟美国的良好关系是“传统”,以下是一些例子:
1837年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已经出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了,中国则在四十年后(1877年)才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照顾华工的利益。领事馆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向新马富裕的华商靠拢,捐助清朝。
全球进入冷战的时期,世界瓜分为美苏阵营,不是亲美国就是亲苏联,“不结盟”不过是个幌子。新加坡向美国购买战斗机来巩固国防,美国提供全面的空军训练,新加坡空军部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缺米向外国求助,美国迅速输入珍珠米,为以米食为主粮的本地人民解决了燃眉之急。
 
(岌巴港:美国输入珍珠米,解决了新加坡缺米的难关。图片来源:NAS c.1970s)

新加坡亲美的政策多年来没有改变,或许改变的是中国的立场。

事实上,不论新加坡是否支持九段线,中国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都会发展陆地经济廊道,增添原油和天然气输送设施,避开新加坡海峡;至于中马合资,以430亿令吉开发皇京港的大计,早在新加坡对海洋法表态前已经进入最后谈判的阶段;中国在印尼的大手笔投资同样早就已经准备好,只是等到印尼总统佐科访华时,才将大礼向报界公开罢了。

目前中国的陆地丝路一路去到英国,可能多十年,可能二十年,当沿路的经济走廊再造唐朝盛景,新加坡海峡不是货运必经之路,新加坡的储备金还能支付人民的公积金提款和内阁的薪金,养活对政府信心满满的国人吗?

新加坡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亲美日这两个经济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国崛起,相信没有什么人愿意放下自身的利益跟中国过意不去,重点在于调控。新加坡错估时势讲重话,在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成为处于弱势的棋子。

这步棋错在一来忽略了亚细安整体的发展步伐不及新加坡,亚细安对中国的钞票虎视眈眈,因此噤若寒蝉,将新加坡孤立了;二来忽略了对方实力强大,连国际秩序都在找寻新的平衡点,中国已经不是感恩新加坡华侨筹赈救援祖国,以侨汇养活一家人的中国。李光耀与邓小平结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8年邓小平初访新加坡,新加坡摇身一变,从过去的走资派变成最忠实的朋友。图片来源:NHB)

Tuesday, May 30, 2017

白岩松:中国医改必须加速,将医生从道德窘境中解放出来 (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按:
过去五十多年来,见过好的医生,也见过很糟糕,没有什么医德或情绪智商的医生。虽然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蟑螂往往糟蹋了一锅汤。

在新加坡,医生是受“管制”的,医学院每年接受多少学生,职业受到政府机制保护等。去到医院,有事没事就是MRI,X-光、扫描等一系列未必需要做的检查。这些昂贵的费用除了协助医院收回投资成本之外,也为医疗人员提供保护网。

新加坡的药物也同样受到管制,在外国可以在药房购买,价格便宜得多的药物,在新加坡却必须先付给医生一笔顾问费(consultation fee),然后再以高出国外数倍的价格来买药。这里头所牵涉的利益是外人鲜知的,就像最近浮出水面的不可思议的奶粉价格背后,一些没有医德的医生所获得的“介绍费”一样。

白岩松关于“医生,医德”的演说引人深思,虽然他讲的是中国,但我相信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思潮。

原文“白岩松:中国医改必须加速,将医生从道德窘境中解放出来”,dakayi网,2017年5月2日,收录了演讲的摘要。

白岩松精彩演讲


近日,被媒体热炒、热骂的107篇论文造假事件中,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个理性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主人跟医生一样都姓“白”,他叫白岩松。他说,谁制造了这种环境,做一千台优秀的手术,都比不上一篇不那么真的论文?

以下是4月28日至30日白岩松在中国整合医学大会暨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演讲报告摘要。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替医生说话?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我和医生都姓“白”;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昨天为止已经10年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说明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让我讲医德这个问题,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原因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


什么是“医德”?


我觉得用任何理论解释都是苍白的,讲两个故事:

100年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招生很少,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就是想当医生,然后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语的要求极高),考场里面的一个女生晕倒了,被抬出去,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然后走了。但是监考的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写给了协和医学院,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招他,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任何学校都没法教的最重要的一个“德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

再一个大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片子的时候我落泪了,这不是因其高超的医术,而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自从华益慰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要去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捂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用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还有武警总医院的急诊中心主任王立祥,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事。一个孩子,出现了紧急情况,送到了他们急救中心,王立祥刚要开始准备救治时,发现已经没法救了,孩子已经没了……但是病房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全都在跪在那嚎啕痛哭,急啊,要救这孩子,王立祥觉得:我如果现在立即就告诉他孩子没得救了,可能会出事儿。他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种接受的时间,他又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无用的治疗,但是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有很多的大夫在外面劝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给他们讲很多事情让他们慢慢有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无效的治疗结束了,但有效的治疗了这个家庭,他们能够慢慢接受了。

这三个故事都与医学的技能和治疗本身无关,但是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治疗呢?


为什么挨骂的总是医生?


现在的医生委屈很多,他们做着如此伟大的事情,为什么人们还骂医生?

我想了几个原因:

第一,人们对医生的依赖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

第二,过去,人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过去的人们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没治好死了,这是天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因此出了问题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医生。

但其实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了,但是又产生了“医学无所不能”的幻觉。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的接受事实。


医德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挑战很多,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对“医德”还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业道德要求都极高,但我认为:任何站在道德的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之心,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推荐大家看曾国藩,曾国藩很廉洁,但即便他很廉洁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为什么?晚清时候,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你科举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费,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全部需要自筹,他怎么自筹?只能给大家说:我现在要当京官了,只能挨家挨户的求,让他们给我点钱,将来替你办事儿,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儿,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二百两银子哪儿来?不腐败哪儿来?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还是晚清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其中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我没那么一下子就乐观,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要有药品加成,要开更贵的药,医生不做能行吗?这是涉及整个医院的生死存亡啊,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给这次北京医改说了四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比如说机器检测等等,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的行进才能把我们的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来。现在的整个医生群体都在替迟迟无法推进的医改背黑锅!如果环境清朗了,制度明晰了,假如再出现“医德”的问题,我们从业者当中都有一定的比例接受度,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败家子”,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大比例都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整个社会逗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如果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之后,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

Friday, May 26, 2017

文化中心 Cultural Centre

2017年5月19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在八天的节目里,我主讲了“广东妈姐读书分享会”,也于较早前在孙爱玲和邓宝翠的邀请下,参与了短片《柳影袈裟》的拍摄工作,担任妈姐与相关文化的顾问。

设立文化中心显然是大势所趋,当本地正在酝酿“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当儿,在宗乡总会服务的李国基近水楼台,亲自领军,将冈州会馆转型为岡州文化中心,开启自我更新的旅程。推算起来,那已是2013年的事了。


(冈州文化中心三楼)

不过将会馆打造成文化中心的做法未必获得众人的认同,有些会馆和社会人士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类似“文化中心”的组织,如人民协会的民众俱乐部和各艺术团体等。他们认为会馆跟文化中心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由心出发的互助乡情,文化中心的性质不同,将会淡化传统会馆的精髓。

冈州文化中心源自冈州会馆,将已经营运多年的狮团、武术、粤剧等转型开放,顺应当代思潮,通过文化艺术的窗口来吸引民众认识传统文化。回溯过去的年代,许多会馆社团都设立了文娱组,让会员有个联谊的机会,投入健康正当娱乐的活动之所。譬如鹤山会馆除了狮团武术之外,也有活跃的音乐组;华人机器商行在碧山亭的万缘胜会表演等。当时伴奏的乐队除了常见的西洋鼓、萨克风外,还有小提琴。


(壬辰年(1952年)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星洲华人机器商行乐队表演。在那个年代,许多社团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娱活动,文化艺术非常蓬勃)


中国软实力


2015年11月揭幕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规模当然比会馆大得多。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迅速,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已经设立了二十八个文化中心。中国正在通过文化中心的硬件来输出软实力,团结当地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比例众多,文化中心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冲击。

上世纪70与80年代,虽然中国还没在国外建设硬件实力,但已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的元气,通过电影来输出文化软实力。刚投入市场的美芝路(Beach Road)黄金戏院中侨院线便是专门播映中国电影的温床,牛车水的长江戏院亦分一杯羹。纪录片《万紫千红》和《春满羊城》,剧情片如《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鸦片战争》、《甲午风云》等都吸引了不少本地文艺界人士。《庐山恋》出现了中国电影第一吻,女主角张瑜成为许多男士的梦中情人。三十年后,张瑜回忆起那段吻戏,形容 “我在拍第一吻的时候,只是嘴巴轻轻一碰,我的感觉就是浑身发抖。”


(鸦片战争电影海报)

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后正在加强力度,最明显的是跟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唱双簧,主办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图片展。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2012年提出设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通过一个可以呈现优质演出、展览和文娱活动的地方来发扬本土华族文化。中心终于在2017年投入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点上,新加坡政府很小心的处理华人的文化中心,将它排在马来文化中心(2012年9月重新开放)和印度文化中心(2015年5月)之后,避免可能引起的种族反应。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同时出现在小小的岛国上,彷佛重演1877年成立的华民护卫司与中国驻新领事馆的现代版。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当代新加坡维持着百多年来以华人居多的格局,大多数新加坡人跟中国一样使用相同的语言,吃类似的食物,也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例如关心个人财富和生活水准,避免牵涉敏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议题等。

但新加坡并非大中华区,并非一个单一民族的华人国家。虽然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来自中国,经过数代落地生根后,新加坡华人跟中国的情意结已经变得模糊。新加坡华人就像过去的土生华人,一方面延续着某些传统礼俗与美德,另一方面则接受西方教育与文化,中西合并的峇峇文化对新加坡华人而言似乎更贴切。

广东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对海外华人有深入认识,并负责新加坡官员在内地的双向培训工作。我们在2016年底的交谈中,王明惠认同当代新加坡华人跟以前的“老华人”在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现象不只局限在新加坡,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地。有些老人家甚至必须通过利诱来鼓励后辈回乡走一趟,走了这一趟之后效果甚至可能弄巧反拙,文化裂痕更加明显。

王明惠认为中国文化中心应该朝向发挥孙中山的华侨精神。当年华侨放弃影响力深远的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最主要是孙中山也是华侨那一条感情线。如今华侨已经成为在居住地扎根的华人,也有了华人的后裔,华侨的感情线必须转型为鼓励海外华人对根文化的认同,才可能达到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成果。


“文化震荡”


大国崛起,没有多少人会放下国家的利益来跟中国过意不去,最主要的是调控,节奏取决于彼此间真正了解多少。这使我想起近年来在国家博物馆当义务导览员,接触了多数来自神州大地,以中青居多的自由行访客,间中有些想听听非政府主流观点的学者。他们有深度,有内涵,有份语言与血液的亲切感,双向交流中各有所获。 

纵然如此,就如在新加坡念书的张小姐,陪着来新探望的父母参观博物馆时所分享的:现代新中两地华人成长在不同的空间,新加坡华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跟她的父母所想象的血浓于水不尽相同。当时我看到张爸张妈一脸错愕。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另一番变化就像过去的时代洪流一样,是不由得不正视的。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借用了 “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形容跟来自香港与中国的新移民之间所存在的思想分化。

1970至1980年代间,入籍新加坡的移民多数来自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工密集工业如纺织、电子产品、造船等,紧接着转型至资本密集的高科技工业。除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加坡读书的马来西亚学生,毕业后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成为“新公民”的源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都没什么差别,本是同根生,相处起来倒是相当融洽,难分彼此。

上世纪80年代,停止数十年的中国移民重新来到新加坡落户。1990年新中建交后,再度卷起移民到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前来新加坡的移民主要是知识分子与技术员工,而且来自五湖四海,而不是传统的福建省与广东省了。

此外,新加坡也乘着香港人担忧1997香港回归,纷纷选择移民那一刻,向香港人伸出友善的双手,大发“绿卡”,邻里间多了一群口操粤语的香港移民。

这个年代的技术移民亲自参与了本地建设,足迹踏遍岛国的每一个角落。有些技术移民将新加坡当作跳板,工作几年后飞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那时候我在国防部工作,认识了许多搞科研的人士,许多都只工作了三年左右,就去了西方国家了。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移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真实的感情,跟本地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够互敬互重。例如那个时候来到新加坡教书的齐亚蓉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排挤的感觉,甚至因作为一名尽责的老师所感受到的尊重而深深感动。

齐亚蓉也察觉到一些21世纪的投资移民在文化思想上跟他们这一代所存在的差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移民所秉持的是在和谐的大环境和平凡的工作中安身立命,如今一波波自命不凡的新富把庸俗复杂搞关系,拉帮结派,趋炎附势的恶劣习气都带进来,激发起一股反中国移民的情绪。不过,齐亚蓉强调很多时候,这些负面的信息往往被放大许多倍,她相信这类复杂的行为仅属少数。

化解文化震荡的要诀知易行难,除了放下身段外,还必须对异国文化敞开心态,接受通过多个文化背景来看待、解释和处理问题。20世纪末以后的移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融入不同的社会同样面对着各种挑战。“中国新加坡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何发挥19世纪的“中国驻新领事馆”和“华民护卫司”的功能,两者之间的具体发展,今后可以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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