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9, 2016

牛车水的前世今生

原文刊登于《源》,2016年第三期,总期121,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牛车水的古早味


牛车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社区,古老的房屋在1900年至1941年间重建,立面装饰的外墙所呈现的是昔日的时尚,今日的典雅。如果认识牛车水的前世,这个地方就更富有层次感了。

(立面装饰是牛车水老建筑的特色)

牛车水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的格局跟莱佛士息息相关。1822年莱佛士委任Philip Jackson规划出市区的轮廓(Jackson Plan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约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市容还可见到当年的雏形。

对华人社群而言,规划图中最显眼的就是“Chinese Campong”华人甘榜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一路向外围延伸到水车街(Kreata Ayer Road),这个典型的华人社区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路。在旅游局的打造下,牛车水成为跟世界各地没两样,不论在横滨、伦敦、纽约、曼谷,都找得到的唐人街中国城Chinatown)。

(1828年在伦敦发布的新加坡市区规划图,左上角注明Chinese Campong”)

唐人街所牺牲的是牛车水的本地文化色彩。即使是牛车水的横街窄巷,我这一代不老不少的本地人跟老人家一样,习惯使用约定俗成的老街名。最明显的就是刚提过的海山街和水车街,网站盛传水车街为克塔艾尔路,相比之下水车街这个名堂是不是传神多了?

海山街源自客家人所设立的鸦片馆海山公司,海山也是一个私会党的堂号,可说是早年华社的缩影。水车街的马来名字Kreta Ayer Road 中的Kreta指的是水车,Ayer为水。牛车水地区还没有自来水供应的年代,使用的是安祥山的井水,牛车将水运到此处,分配给居民。

牛车水座落在新加坡河的南岸,也叫大坡。根据民俗,大坡的终点为广东民路,因此与水车街交界的恭锡街(Keong Saik Road)和武吉巴梳(Bukit Pasoh Road)也自然而然地涵盖在大坡牛车水的范围。

牛车水早在1843年便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它跟世界各地的大城镇的发展规律一样,安定下来后,欢乐场所随之而起。满清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中描述: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

讲到戏院,史密斯街(Smith Street)的梨春园是大家熟悉的地标,战前上演广东大戏,因此俗称戏院街。二战时梨春园被日本轰炸机摧毁,战后重建。跟戏院街平行的登婆街(Temple Street),取义自将近两百年前落成的马里安曼印度庙,习惯上称为戏院后街。至于打横的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则俗称戏院横街,可见传统大戏对先民的魅力。

跟戏院后街平行的宝塔街(Pagoda Street),名字来自印度庙前的高塔,俗名广合源街19世纪末,37号的广合源猪仔馆是这里规模最大的契约华工落脚处。 广合源街倾诉着清朝末年,中国南方乡民为了寻找生计,被欺骗或拐卖到南洋的悲惨命运。

(广合源街37号可能就是19世纪末最大的猪仔馆所在地)

商人在大坡沙莪街和沙莪巷(Sago Street Sago Lane)设立了沙谷米工厂。华人使用沙谷米来煮绿豆汤、摩摩喳喳(番薯芋头糖水)和蜜瓜西米露。沙莪巷也是远近驰名的死人街,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林立。殡仪馆除了办丧事外,也充当末期养病所,让那些无依无靠,行将就木的孤独老人和妈姐寄宿,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然后由殡仪馆处理身后事。

恭锡街的人文篇章


恭锡街取名自富商陈恭锡(1850-1909)。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推崇教育和女权。他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19世纪末新加坡成立保良局时,出任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照顾被贩卖欺凌和被逼良为娼的少女。

(现代化的恭锡街已经由特色旅店和时尚餐馆所取代)

新加坡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省港的粤剧团体多次前来新加坡演出,场面轰动。在恭锡街落户的八和会馆为我们掀开这段被淡忘的史迹。

1850年前后,粤剧已经随着移民传到本地了。当时广东发生红巾起义,有些艺人参与反清复明,清政府重拳出击,关闭所有粤剧戏班,新加坡成为一些粤剧演员逃难与谋生的出路。

1857年,广东梨园子弟在新加坡创建了梨园堂,后来取名八和会馆。粤剧团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人士和睦共处,将欢乐带给民众。著名的粤剧演员如红线女、新马仔、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演大戏,都例行拜访八和会馆,在祖师爷前上香。

中山会馆跟八和会馆楼上楼下一家亲。史料记载广东台山人的宁阳会馆是新加坡成立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客家人的应和会馆,可见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的先民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追溯起来,中山组织在本地成立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

(八和会馆、中山会馆楼上楼下一家亲)

恭锡街有一座其貌不扬的百年古庙,那是20世纪初(也有说法是20世纪中叶)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时,乔迁至恭锡街落户的準提宫观音堂。準提宫供奉的主神準提观音,相传不听从父王所指定的婚约,决意逃婚不嫁人。后来父王病重,她不惜取下自己双手双目,给父王治病。广东顺德的妈姐感同身受,拜奉準提观音的习俗随着南来的妈姐传到新加坡。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可以见到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观音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挽髻。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的到附近的餐馆摆喜宴,场面有如婚嫁,只是少了新郎。

(凖提宫)

梳着长辫子或挽髻的妈姐曾经是牛车水熟悉不过的风景线,如今她们的角色已经由其他地区的女佣所取代。妈姐合租姑婆房,作为收信的地方,失业和年迈时的住所,同乡人的落脚处,彼此间的情感联络站。每逢观音诞和七月初七的七姐诞(七夕),一般上雇主都会让她们请假。姐妹们回到姑婆房叙旧,开开心心的为牛郎织女穿红线,同时展示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家父还是一名王老五的时候,曾经为她们手绣的龙凤荷包痴迷不已。

烟花之地


战前的恭锡街已经有青楼公馆,也有富商收养情妇,因此有个二奶街的外号。恭锡街还有琵琶仔馆琵琶仔指的是年轻貌美,擅长弹奏乐器,卖艺卖唱的女子。战后,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接待更多寻欢客。上世纪80年代市区重建下,妓院才往芽笼搬迁。

清朝官员李钟钰进一步记述了19世纪末,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文中的女伶指的就是琵琶仔。

(清末民初年代本地的琵琶仔扮相。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琵琶仔和阿姑(妓女的别称)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在口头上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自幼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商贸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带动了青楼行业,形成独尊的品牌。

琵琶仔和阿姑做善事不落人后,像为广惠肇留医院、华南水灾、南洋大学筹款等。她们曾经成立了一个叫做菊芳的组织,姐妹们沿家挨户去卖纸花,游说客人捐款等。

烟花之地并不局限在恭锡街形成三角形格局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在恭锡街出生成长的梁凤霞表示她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无所知。母亲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天天从共用的天井欣赏隔邻的春色。由于住家窗口正好对着三街坊,行行走走间,彷佛寻回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觉。

(恭锡街、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的格局)

恭锡街的社群活动


恭锡街也有刚强勇猛的一面,禅山六合体育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时任总理李光耀出席过体育会的庆典活动。当时新加坡独立不久,李光耀不放弃任何机会,在各武术团体发表演说,鼓励学武的年轻人参军,保卫国土,果然召到了一群义务的人民卫国军。

(李光耀在设有武术组的会馆社团演说,呼吁年轻人从军。图片摄于冈州文化中心)

恭锡街和水车街的交界处有另一间名为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的印度庙,由富裕的雀替尔人Chattier)捐款创建,为地道的华人区添加浓郁的异族色彩。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便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现代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的印度庙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雀替尔人跟许多华人一样,只身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一般上他们只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上世纪70年代,恭锡街还可看到雀替尔人设立的估俚房,屋外摆个俗称妈妈店mama shop)的小摊位,售卖香烟、糖果、报章、塑胶袋等。

短短的恭锡街还有多姿多彩的庆典,印度教徒的大宝森节有游神活动,华人庆赞中元自然也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日子增添欢乐,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特色会馆


从雀替尔人的印度庙倒回水车街,虽然不见昔日牛车,但可见先有醒狮团,后来才成立同乡会的鹤山会馆。多年来会馆对春秋二祭不离不弃,坚持出动醒狮,前往碧山亭慎终追远。日前我参与了会馆的行清活动,了解到本地清明节舞狮祭祖的习俗源自1920年。当时来自广东鹤山的李怡生跟同乡组织了怡怡堂瑞狮团,到广惠肇碧山亭居新三属粤人总坟舞狮,表示对先辈的孝顺和感恩,开启了舞狮祭祖的传统。

(春秋二祭以舞狮向先民献礼是鹤山会馆的特色)

牛车水地区会馆林立,春秋二祭出动狮团的还有附近的冈州会馆。冈州是个古地名,如今称为新会,跟周边的鹤山、开平、恩平和台山合称五邑,地缘上属于一家人。1840年创建的冈州会馆跟準提宫一样在豆腐街落户,百年前在市区重建下搬迁到大坡二马路现址。会馆虽然经过多次修复,但依然保留着20世纪初的建筑特色。

(冈州会馆)

顺德会馆是其中一家搬到芽笼后,又重新投入牛车水怀抱的社团。1940年代成立顺德同乡会时,许多来自顺德的妈姐入会,如今会馆设立了妈姐展览馆,纪念这群对新加坡作出贡献,但悄然消失的女性,将这股坚韧不拔,尽忠自立的妈姐精神永留。

消失的露天巴刹


旅游局打造的戏院街露天食街和牛车水大厦内的小贩中心都吸引了不少游人。从前整个牛车水就是一个露天巴刹,华灯初上时则转型为夜市,早晚都一样人潮涌涌。1986年底牛车水大厦落成后,所有的露天摊贩都搬进建筑物内营业,百余年来喧嚣的路边摊从此销声匿迹。

露天巴刹的年代是个血腥的年代。戏院横街有两档卖生蛇活鼈的摊位,星期天早晨,硕大壮健的摊主赤着胳膊,以斧头巨钳跟四脚蛇和巨鼈搏斗,鲜血染红了街道,驻足围观的人群也开开心心地提着战利品回家煮蛇羹。晚间常有江湖卖艺人以武力、缨枪、火炬、烧红的铁链等自残,惊心动魄中推销家传的药膏和跌打酒。

露天巴刹的年代也是私会党角力的年代,我少年时期常光顾戏院街两夫妇经营的鯇鱼摊,男摊主是小贩组织的领头羊。据说因为处理事务时得罪了其他摊贩,私会党出面寻仇,活生生的用菜刀将摊主砍死,成为本地新闻头条。

政府组屋


或许常叫人忽略的是牛车水竟然有政府组屋,五座组屋分布在万拿街(Banda Street)、沙莪巷、水车街和恭锡街。它们都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落成,取代殖民地时代的改良信托局组屋,一度成为牛车水亮眼的风景线。

(牛车水的组屋区)

新加坡的经济师吴庆瑞出任了25年的牛车水区国会议员(1959-1984)。吴庆瑞说:这虽然是一个贫困的选区,但这里的人却很容易满足。只要他们觉得你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你有时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他们也会感激。 

我在当下见证了这番话所隐藏的软力量。万拿街大牌5号的一房式租赁组屋住着许多伶仃的老人和少数带着小孩的印度人家庭。这些独身老人年轻时收入不多,公积金存款迹近于零,无法应付当下的生活费。他们当中有一些靠福利金过日子,有些表示自己可以捡纸皮箱收汽水罐过活而拒绝金钱援助。例如现年96岁,年轻时梳起不嫁的何女士认为自己单身寡人,生活简单,钱应该拿去接济有需要的穷人。她平时在楼下商店走动,收集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就拿到附近商店变卖。商家回收自己丢弃的用品,作为老人家的生活费。这就是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

(96岁的何女士的一房式组屋置满别人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才拿到附近商店变卖)

万拿街有两组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义工,为了鼓励老人家跨出房门,结交朋友,义工在每个星期三晚展开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举办中元会、新春联欢和郊游等。

民间有一条义工和商家自行组织起来的价值链。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坐在一起剪邮票聊天,生活有个寄托。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随意放在某个角落,出发点同样是做善事。

当然这笔邮票钱远远不足以应付活动开销,活动经费主要由狮子会、商家和义工赞助。以投标中元会福物来说吧,老人家每星期出席活动,或者自动报告行踪,都可获得积分。一年累积下来的分数就是他们投标福物的本钱。这些福物都是实用的日常用品如风扇、电饭锅、被单、枕头、罐头、米粮等,足以让大家度过轻松的下午,皆大欢喜地捧着福物回家。

万拿街大牌5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风雨牛车水有当下的生活,也有过去的记忆,希望大家漫游牛车水时,能够在时光的交替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变迁。

相关链接

Friday, July 22, 2016

地铁车厢的细微裂痕(hairline crack)

背景


陆交局在2009年向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和中国南车四方机车组成的合资企业(Kawasaki-Sifang)购买22列列车,过后添购多13列,总共35列。第一批运抵的列车从20115月底开始投入服务。

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负责制造这35列地铁车厢,其中有26列出现“细微裂痕”(hairline crack)。这是20136月,SMRTC151A订单的列车作例行检查时所发现的,目前“修复”工作正在进行。部分修复完毕的列车已运回新加坡,并投入地铁运作

根据SMRT的资料,出现细微裂痕的,是车身底部与转向架的衔接部位,称为摇枕(bolster)。摇枕是衔接车身和转向架的部件,每节车厢两端各有一个。

(出现细微裂痕的是摇枕 bolster,每列车厢有两个。图片来源:Todayonline.com)

“细微裂痕”有多细微呢?陆交局在2016712日的说明会上指出, 95%的裂痕短于30公分(30cm),只有两道介于4050公分[1]50公分就是半公尺或半米,比成年人走一步的距离长些。

(这是其中一道14.2cm的裂痕。图片来源:LTA)

所谓“修复”,指的是更换车身(shell)。陆交局在说明会上表示更换车身时将改用日本厂商制造的部件,而不是由中国厂商提供。

26列被当局定位为“没有安全问题”的车厢分批运回青岛,预计2019年将最后一批修复过的车厢运回新加坡。这则新闻由香港媒体传真社(Factwire)爆料,结果在本地掀起一股浪涛,引发各种舆论争议。

本文并不旨在讨论网上的热门话题如为何由港媒爆料,本地媒体是否后知后觉;政府是否有责任对外公布地铁车厢事宜;整起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着政治因素等,而是从科技的立场,谈谈“细微裂痕”、质量与安全课题。

品质、可靠性、耐久性、安全性(quality, reliability, durability, safety


在我过去20多年的专业工程师生涯中,接触过,也处理过许多细微裂痕事件。这些细微裂痕所引起的“并发症”可大可小,有些可以在有生之年中置之不理,有些则可能随时酿成大祸,例如船身裂开、主机灾难性故障(catastrophic failure)、螺旋桨断裂等。简单地说,修与不修的技术考量离不开(1)时间,(2)所承受的力度。

根据报道,地铁车厢受影响的摇枕材料是铝合金,出现裂痕的原因是因为原材料有杂质(impurity)。换言之,如果品质不是因为受了杂质的影响,原设计是可以承受时间与力度的考验,也就是可靠耐用的(reliable and durable)。

值得注意的是,好的品质是指在设定的使用时间与使用方法上都达标。例如一台电脑保家两年,好好使用了两年都没有损坏,那就是好品质了。使用了五年才需要更换,那就是可靠耐用,物超所值了。

在显微镜下,几乎所有的金属都有“裂痕”,放大十倍看不到,就放大百倍、千倍。一般实验室里的分析师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裂痕都会很开心地指出这是“生产故障”(manufacturing fault)。

(示范图片:显微镜下杂质出现在原材料,形成“裂痕”。图片来源:azterlan.blogspot.com

无可否认,不同的生产商都可以制造出强度、硬度、韧性(strength, hardness, toughness)等品质相似的原材料,在强度硬度韧性等品质测试(Quality tests)中完全合格,但是实况应用时,它们无法通过时间的考验,可靠性(reliability)与耐久性(durability)都不过关,使用不到期限就损坏了。在这则修复裂痕的事故上,显然日中合资企业对中国的生产技术所可能存在的瑕疵十分关注,因此改用日货。

原材料的品质测试早已成为大工程的采购规格,可靠性测试则另当别论。由于可靠性测试非常花时间花金钱,一般上很少采用,而是以“试行”与“保家”来取代。我进入专业工程师的领域所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探讨为何绞盘的机件通过品质测试,但是装配在海军的快艇上之后寿命短促,跟商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审核原设计与操作方式后,我作了一些设计改良,并开发了一套量身定做的“实地可靠性测试”(field reliability test)。在新加坡西部某个荒岛的沙滩上,前后暴晒了三个星期,过后进一步修饰了一些运作操守和维修程序才完成使命。这只是个简单的个例。

对大工程来说,因忽略了可靠性测试所发生的故障(failure)往往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最公开,现在还可上网观看视频的就是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事件。挑战者号在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承载着7名太空人探索宇宙的梦想,可是在升空73秒后变成一团大火球,解体坠毁,现场观礼的人士、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无法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厄运,欢乐的现场陡然间变成死城。原来问题出现在火箭推进器的一个O形环(o-ring)。

在工程学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时刻提醒我们在“符合招标规格,最廉宜的投标者得”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太空人成为牺牲品。规格是人写的,但往往因为金钱的考量或知识的局限,无法将最完整的规格写出来。以太空梭事件为例,O形环本身的品质不是问题,而是整体设计有瑕疵,O形环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热度,所以不能耐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安全”是用前人的血肉换回来的。

金属疲劳


根据“列车是在运行了27个月后,摇枕才开始出现裂痕,.…在裂痕的部分做记号,察看裂痕有没有扩大。虽然一些裂痕确实有扩大,但经过检测,承载量没有因此而危及公众安全”[2],可以推测摇枕所承受的是“循环应力”(cyclical stress)。在循环应力下,金属会出现疲劳的症状(material fatigue),裂痕随着时间越陷越深,最后突然完全断裂,因过度疲劳而“死亡”。

(新传媒7月12日的相关报道。图片来源:新传媒网站

“循环应力”是指所影响的部分处于“拉力与推力”(compression, tension)相互交替的状态。例如夹纸张的回形针,只需要几个反复推拉的动作,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它折断了。

每种金属应付疲劳的能耐都不一样,就跟人一样,有些人比较耐劳,有些人比较容易崩溃。相比之下,钢铁的耐劳能力很强,细微裂痕蔓延的过程是可以预估的。铝质则不一样,在“循环应力”下,耐劳能力孱弱多了,因此很容易“过度疲劳”。杂质出现在铝合金,就像多了一道裂痕一样,很快就玩完了。

安全不安全?


当交通部长许文远在民间压力下对外宣布这些有细微裂痕的地铁车厢没有涉及安全问题,这当然是根据地铁工程师的专业评估。目前受影响的摇枕有裂痕,但还没有进入过度疲劳的状态,安全系数还是3倍以上[3]。但是若不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就可能会进入关键性(safety critical)的阶段,后果严重。否则亦没有必要劳师动众,将26列车厢运回原厂。

在此环节上,我觉得SMRT的工程团队做得很好,他们密切注意裂痕的进展,在适当时机安排这些列车回厂。有他们顶着安全的压力,我觉得很安全。

许文远先生以向外公布裂痕问题会引来公众恐慌来自圆其说,此“安全论” 叫人深感莫名。或许是部长有难言之隐,只说了一半却隐瞒另一半,所以才会叫老百姓不知所云。

我倒觉得更可怕的是对新加坡防务的威胁性。为什么香港传真社能够在新加坡裕廊海港的上空展现新科技,使用无人的遥控飞机(UAV)拍摄录像,如入无人之境?香港传真社没有恐袭的威胁,但是恐怖分子是否已经做了类似的活动?这是不是恐袭的前奏?还有多少类似的“机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1] 联合早报2016713
[2] 新传媒 2016712日,
[3] Straits Times, Jul 13, 2016, 

相关链接

Friday, July 15, 2016

已经不在实里达生活的实里达族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5月20日

原住民村落


跟国家博物馆的朋友一块儿驱车游柔佛,驶过新建的大马路和海边公寓,抵达振林山的小村落Kampong Sungai Temon。这个面向柔佛海峡的甘榜是实里达族人(Orang Seletar)的集居地,我们就在这群原住民所创建的阿士里海鲜村共享丰盛的晚餐。

阿士里海鲜村建在海上,对岸林厝港灯火闪烁,点缀着夜空。原住民的住家建在餐馆旁,傍海而居,延续着“海人” (Orang Laut)的特性。

阿士里的马来文Asli,就是原住民的意思。



(实里达族人在Kampong Sungai Temon的海上餐厅与住家,保留着“海人”的特色)

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


实里达族跟加冷族(Orang Kallang)和石叻族(Orang Selat)一样,莱佛士登陆时,已经在新加坡的河面上过日子。今天他们跟来自马来群岛的各个族群一样,被笼统地归纳为“马来人”。

(197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河面上的实里达人。图片来源:Beritaharian-SPH)

早在19世纪初,新加坡的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买下新加坡和环海的岛屿后,许多加冷族人迁徙到柔佛。不幸的,一场致命的天花疫情传染开来,整族人都死去了。当时有些加冷族人继续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后来因兴建加冷机场而分散到各地。

石叻族人也在19世纪集体迁移到柔佛,跟当地的马来人同化了。

在新加坡北部安身的实里达族皮肤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自己的传统信仰和语系。实里达语听起来像马来语,但马来人却听不懂这种语言。

实里达族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的口传历史,实里达族早在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由实里达族人组成,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族人,不过这段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人遗忘。当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北部兴建军事基地时,受影响的实里达族人被迫离开家园,将船划到对岸安家。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发展北部新镇。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约三百名实里达族人徙置到长堤彼岸振林山的河口,其余三、四十人留在新加坡。

随着依斯干达区的发展,高楼已经兴建到实里达族人的村口,不过在那儿置业的屋主大概不知道对原住民所造成的困扰。数世纪来,实里达族人不断搬迁,最后才在柔佛海岸稳定下来。现代的族人不想像祖先那样,一觉醒来,小舟已经漂流到其他水域。为了争取留守在原地,目前他们正在跟发展商交涉。

宗教信仰方面,当地的实里达族人都成为基督教徒而非一般想象的信奉伊斯兰教。对实里达族人而言,宗教是保留族群的传统与特性的最佳策略: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就像其他海人那样,必须放弃本身的文化,变成马来人。信奉基督教则可以保留自己的习俗,至少可以像祖宗一样吃猪肉。

至于40多年前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实里达族人,他们除了讲马来话之外也信奉伊斯兰教,跟马来族群同化。


保罗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实里达族人已经跟异族通婚。比如实里达族女子Tema的丈夫保罗(Paul Teo)就是一名华人,育有四男二女,住在义顺一带。

保罗回想起新婚后入乡随俗,跟Tema择水而居,很不适应这种随波逐流的日子。晚间睡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加上孩子的哭闹声,惹人厌的蚊子在身边绕个不停,深感身心疲惫。下大雨时斗篷漏水,全身都湿透了。有时碰到大风大浪,只好跟妻子轮流挥桨,将船划到小河内。小河就像一潭死水,凝固着静止的空气,鲜血的甜味勾引蚊子全家出动,真是苦不堪言。

保罗表示新加坡东北部的实里达岛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岛上本来居住着许多实里达人,但新加坡独立后都陆续离开这里了。他们居住在实里达岛是基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好,海产丰富。没想到过了多年宁静的日子后,每三两天就有警察、公务员上门。他们觉得害怕,因为一来没有公民权,二来没有身份证,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当时马来西亚发给他们居民证,所以干脆集体迁徙,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Fendy Salim


在2015年的柔佛原住民文化节的会场上,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带着妻子手抱幼儿,跟我们交谈了一阵子。Fendy表示父亲从实里达岛迁徙到柔佛后,跟“外人”结婚,所以他并不是纯实里达血统,也不是传统的海人,不像祖先那样一辈子在水上生活。Fendy在陆地上生活受教育,并跟父亲一样,娶了“外族”女子为妻。



(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和他的“外族”妻子与幼儿)

Fendy说先民以小舟为家,所使用的都是出自大地的原材料。船身是由大树桐开凿制成的,屋頂則由Mengkuang葉(班兰叶的一种。班兰叶没刺,Mengkuang叶有刺)编织而成,两层的屋顶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将椰壳剖开两半就是杯碗,红树林里的树木削一削就是捕鱼的鱼枪了。生活源自大地,谋生的工具来自大地,死后回归大地,这就是族人生命的循环。


(小舟的斗篷是双层的,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雨)

我们所看到的约4米的小舟适合两人居住,若是一個小家庭,至少要7米长才夠用。由于小舟就是他们的家,因此装食水的水缸、捕螃蟹的篓子、打猎的武器、可生火煮食的厨房都是船上必要的装备。


(4米长的小舟就是过去实里达族人的家)



(捕鱼打猎的工具)

以前的实里达族人不分男女,都是狩猎高手,他们的渔获和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国家博物馆导览员朱孟珠回忆起小时候住在格兰芝靠海的甘榜,就经常有海人上门,以猎物来跟他们换取米粮。

热带茂密的雨林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依山傍水的原住民就这样世代安家。这些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多数成为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组构成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他们所传承的,算不算是新加坡近期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呢?


相关链接
赌博人生:1823年的新加坡第一部明文法律Singapore Local Laws and Institutions 1823
淡马锡,环古谜城

Tuesday, July 12, 2016

华校生 ,久违的年轻人 --- 读《华校生的残记》随想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源》2014年第6期,总期112

本地女作家尤琴出版一本“新书”《华校生的残记》,说是新书,其实初稿写于1985年,十年后重写,2013年修订,然后出版,算起来不仅是“十年磨一剑”了。我们相约喝咖啡,谈了许多陈年旧事。到底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她书里写的70年代初南大生的生活,不会没有感触,尤其牵惹起对当年日子的许多回忆。

大家或许能同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度过了半个世纪50年的风风雨雨,眼睛不能总只盯着前面的风景,也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哪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延续下来了,哪些丢失了,这样继续往前走方向才更清晰一些。所以,回顾过去,话说从前,希望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而是能对一些失去的价值,做一番感性的梳理、重温。

从“悠雁”说起


四十多年前,为了赚一点稿费帮补零用,我曾给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投稿,记得当年是李向先生做编辑。因此平时也比较注意青年园地。我发现一个笔名叫“悠雁”,文笔很好,但文中流露的感情,心绪,却一点也“悠”不起来,反而显得消沉,低落。我注意了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冲动想和这位“悠雁”聊聊。当时我根本不知他是谁?是男是女?什么身份?为什么我如此多管闲事?说来有趣,因为我自己也用过“悠雁”这个笔名。当然,深究起来,相同的笔名,偶然的巧合,让我特别注意“悠雁”的文章,而读了作者的消沉情绪,产生想与他聊聊的念头却反映当年的思想感情状态。我真的写信从李向先生那里得到悠雁的地址,也真的与她有了一次约见,什么时间在哪里都想不起了,但我确实见了她,说些什么呢也印象模糊,大概就是一番互相鼓励。她——就是后来的尤琴,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久后,她出了小说集《小岛醒了》,有一群朋友去找了她讨论,我没有去。然后又有人在当年的《星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什么的。三四十年后,朋友告诉我,尤琴以为写那篇文章的人可能是我,因为笔名叫“洪忠”,而我刚好姓洪。当然这是张冠李戴。刚好我又认识洪忠,一天和他谈起为他“背黑锅”的事,大家都很感慨。他也觉得当年幼稚,拿着条条框框去批评,难免搔不到痒处。于是,隔了四十年之后,我又约见尤琴,我们喝了一下午咖啡,那份因文字而缔结的缘分,又在岁月的烟尘里续接上了。

说这个故事,再联系《华校生的残记》里的那些大学生们,他们关心的不止是自己的学业,对社会,对周遭的人都给予关注,而且由衷的想参与,想尽一份心力。是对是错各有局限,但那种情怀,那份真,那份善,确实非常让人缅怀。最近早报刊登对台湾作家杨照的采访,他说:“一直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活着,是一件十分丢脸、羞耻的事。”他又说:“一个人能够为别人活着,从中有一种成就感。”当年的你、我,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因为已经走远了,只能望见背影,让人倍觉珍贵。

和南大的有缘无份


如果说与尤琴是因文字而结缘,那么和南大呢?我不是南大生,但对南大不是一无所知,甚至在某个层面,还关系密切。

我的老家在裕廊武林山附近。当年那一大片农村一直绵延到南大的校园边。很可能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们下乡劳动就到过我邻居的菜园子。

南大差不多和我同年代诞生,我一入学堂,南大就是耸立在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梦,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有一个时期,我常常流连云南园。因为我住的村子离南大不远,骑脚车抄小路不用半小时,村子里有人开始在南大打工,就是打扫园地照料花草一类的粗活,一个介绍一个,村子变成为南大提供后勤人员的基地,许多家庭都有人在南大做工。我有一个邻居也是同学,中学毕业出来,就在南大建国堂当看管,有什么活动,他就要去开门亮灯什么的,那时我常常去找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世界著名的大钢琴家傅聪要来南大开演奏会,那晚我就去了,但不是坐在前头的座位上,而是跟他一起,居高临下,从灯光控制室那里观看演出。我记得傅聪弹得非常投入,他留一头较长的头发,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晃动,很潇洒,很飘逸。但要说对乐曲的欣赏,第二天同学们问起,只能是四个字——“鸭子听雷”!

所以南大的建国堂、永祺厅、图书馆、八角亭、南大湖、男女生宿舍等我都不陌生。但却也不敢想像有一天能成为南大生。不是成绩不行,而是家境应付不来。家里我是老大,底下二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读高中时,几个弟妹都上学了,爸爸身体不好,在家里当“煮父”,妈妈到工地挑泥水,都在等我毕业出来分担家庭担子呢!尽管我成绩不错,可以进南大,但也从没想过去报读。反而是在高中时就和朋友顶下裕廊夜市的一个书摊,早早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所以说南大对我是咫尺天涯,是有缘无份。

南大没有了,在许多旧南大生中是一个永远无法抚平的伤口。其实对南大的怀念,还存在于当年那些为南大胼手胝足的校工们心中,他们与南大的情缘,有些远比四、五年还长,南大就像他们照料的孩子。许多年后,这些“厝边头尾”偶尔聚首,总还会讲起当年南大的点点滴滴。只是他们的心声,鲜少出现在文字记载里。

听说过“炮台岛” 吗?


大家听说过“炮台岛”这个地方吗?

那是新加坡的一个离岛,很小,我记得那时我曾特地沿着它的海岸线走了一圈,大约20分钟。岛中央有一个废弃的旧炮台,大概这就是它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讲这个小岛?原来读书时,每到年终长假,我们就会组织起来,到炮台岛郊游。

(离岛郊游,迎着海风眺望,多少青春的憧憬)

对今天的学生,郊游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止郊游,出国旅游都是平常事。也不只中学生,小学生出国旅游也是常有的。

不同的是,当年的郊游是学生们自动自发组织的。放假前高年级的同学决定了郊游的日期、地点、收费等基本情况,就向各班级发下通知,然后集合人数。一个核心小组形成后,着手分工,有人去租车租船,有人负责饮食,有人准备简单的药物,再有小组筹办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郊游中自编自导的表演)

说起来难以想像,没有老师负责、跟队;没有专业的辅导或教练压阵,全部是学生,从中二到高二,一切都自己打理,然后顺利往返。

炮台岛,它是当年我们这群华校生锻炼身心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培养独立、组织、动员的能力,也磨练我们的勇敢、责任心、协同精神。

(学生自己筹备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有一句话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相信朋友们还会记得。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胸襟,而我想说的,那不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培养,而是在中学年代就已经萌发。所以那时叫“大学先修班”真没叫错了。如果再往前看,50年代、60年代的中学生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更望尘莫及。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的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到乌敏岛的采石工地了解矿工的生活与工作)

那时我是中华语言文化学会的主席,活动就以这个关系去发动起来。记得不止去过一次,因为第二年开学不久,校长就会安排一小段时间,特地见了我,询问去郊游的情形。 然后校长谨慎地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不忘提醒,或嘱咐我,要把时间、精力放在功课上,好好读书,以出人头地,这类活动,不宜过于分心。 也许当年我曾带给校长先生一些担忧和烦恼。但今天的学生大都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各种烦恼却好像也没有减少,还新诞生一个“少年街头党”的时髦名称。

考试,不是孤军作战


当然,读书不能只是去炮台岛郊游,还有更重要的——考试。

我们怎么样考试呢?

那些平常的小考试就不说了,比较有印象的是中四和高中二的毕业大考。说起来挺有意思,我的两次大考都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和班上同学一起,同住同睡,一起复习,共同进退。

中四那年是三位同学一起,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橡胶园里的农家屋子。晚上一起睡在高脚的挂着四方形大蚊帐的木床,白天就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基督坟场,找一处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席地而坐,大半天就这么温书。他的父母亲白天都去工作,傍晚才聚在昏暗的小厨房里一块吃晚餐。他们也没多问什么,知道大家是同学,都对我们表示出很大的信任。整十天就在那里白吃白住。有一两天,还特地杀了他家养的几只乌鸡,给我们补身体,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到还真有连骨头都是黑色的乌鸡。一直到考完试,大家才各自回家。我们的父母,也对这样的安排给予支持。

两年后考高中,对升大学那是关键性的,不上大学也要考一张不错的文凭好找工作。当时是我邀同桌的同学来我家一起温习功课。也是同吃同睡十多天。三四十年之后,有一天我独自从山路登武吉智马山,竟在半山腰碰到他,大家都年过半百,不免谈起当年一起温书的事。他感慨地说:当年幸亏是我邀他,不然,他已决定放弃考试。因为那时他的家庭正闹纠纷,家里乱糟糟的,他根本读不下去。如果没有那场考试,他的人生或许又不一样!我也想起来,当时只觉得他情绪低落,有时都不来上学,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也许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帮助,就邀他过来。拉了他这么一把,竟让他长久的心怀感激,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回想起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虽然当年曾经是学校学会的负责人,又是学校壁报主编,上上下下认识的同学多。但对功课却兴趣缺缺,喜欢搞东搞西。对学校纪律,更不大当一回事。念高中时,每天都得到夜市摆书摊,收摊后骑脚车回家已经半夜,第二天爬不起来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是迟到大王。有时干脆等到第二堂课开始前的间隙才混进去。当年上课前守校门的不是今天的门警保安,而是学校的学长巡察员,大家认识的,通常都放我一马。我的座位选在课室后门口,和我同桌的同学会帮我看好,等老师转过身在黑板抄写时,我趁机闪身而入。其实,想起来,老师们未必不知道,只是一眼开一眼闭罢了。就是老师同学的包容,让我就这么混过了两年。我不知道,如果把我放在今天,会是怎么一个模样,会是怎么一番际遇?

当年我就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老师同学关系还是挺好的,今天我的许多老师都相继退休了,他们也很感慨,说:以前的学生,老师让他帮个忙,他们很高兴,很荣幸;今天的学生你叫他帮忙,他远远走避,躲不开的,拉长着脸,埋怨为什么是我?

(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总叫人怀想


我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足以代表那个年代所有的华校生,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和我有着近似的成长背景。我生长在裕廊的乡村,那时的乡村并不像今天叫什么“甘榜”,那时叫“山顶”或“山芭”。我就是一个“山顶仔”。裕廊是一片很有意思的土地,我觉得属于裕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乡村、南大、谢太保、工业区。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故事,让人联想到纯朴、互助、坚韧、奋斗、集体、理想…… 等等人性里美好的品质。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跑步进入第一世界,从设施、财富、硬件方面看,我们的确光鲜亮丽,可是为什么那些当我们还处在第三世界年代的事物,却总叫人怀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怀旧毛病发生作用,还是我们在向前疾走的当儿,的确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很珍贵的精神,当成不合时宜,一一抛弃了?

我没有答案。

相关链接

Friday, July 08, 2016

新加坡的志愿军团 Volunteer Corps

庆祝国家独立的庆典


自1966年新加坡庆祝独立一周年以来,国庆日检阅礼风雨不改,年年举行。去年独立50年,也就是宣传单位所称的SG50,检阅礼回到最初举行庆祝活动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国庆检阅礼最叫观众期待的应该是军人的步操与平日难得一见的军备。长长的马来语口号大家不需记,只要记住最后那句就知道该立正(sedia)、稍息(senang diri)、敬礼(hormat senjata)、转左(kekiri pusing)、转右(kekanan pusing)或前进(cepat jalan)了。

阅兵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自古以来,军人已经负起捍卫国家人民甚至政权的任务。

两千余年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信、足食、军队是立国的基础。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但兵从何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人加入本地会馆学武,一方面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准备随时保家卫国。设在牛车水地区的精武体育会、冈州会馆、鹤山会馆等都招收了许多学员,后来他们创立其他体育组织如鹤侨体育会、沙冈体育会等,传承国术。学武不局限于市区一带的青年,远在樟宜的光武国术团都有学员300人。

国家独立初期,如果能够有效地动员这群学武的年轻人加入志愿军团,对国家防卫确实是一枚定心针。在冈州会馆的一楼大堂上阅读到这则消息:1965年11月14日,时任总理李光耀甚至莅临冈州会馆,鼓励青年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


李光耀说道:“我希望像精武体育会与冈州会馆这样的团体能够踊跃参加义勇军,你们能够组织一个队伍,称为“精武队”或“冈州队”,最好能号召丹戎巴葛区更多的青年参加。….这样一来,我希望在三四年内,能够有一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可靠的、效忠国家的公民参加义勇军。我所指的“可靠的”是效忠我们,而不是效忠“别人”的人,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只会一味依赖不效忠的人,万一有事情发生,那时真的什么都完了!愿大家对这个问题速作深思。”


(1965年11月14日,李光耀在冈州会馆呼吁学武的年轻人参与义勇军)

当时新加坡仅有由50名军官、1000名士兵组成的第一和第二步兵营(1 SIR ,2 SIR)以及两艘船艇。国防部长吴庆瑞首先成立了由
志愿军组成的人民卫国军,并如火如荼地通过立法,组织一支有作战能力的武装部队。

在国会通过国民服役法令之前,军人的需求逼在眼眉。李光耀看到志愿军在马印对抗时期,执行跟正规军人相同的任务。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日战期间应英国人要求,匆匆成立的星华义勇军(Dalforce)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李光耀执政的年代不可能向马共讨救兵,因此念头一转,向武术团体“借人”。



(1967年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青年在加冷的中央人力局宣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

(部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志愿军160年


早在1854年,新加坡已经成立了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Rifle Corps SVRC),负责维持内部治安的任务。1869年一场大火,促使志愿军团成立首个消防部队。

1888年,SVRC改组为新加坡炮兵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 SVA),1915年,驻新加坡的第五轻步兵团发生兵变(印度军团叛变),SVA现身平乱。

1922年,SVA重组为海峡殖民地志愿军(Straits Settlements Volunteer Force SSVF),成员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槟城人。

1942年2月,日军入侵,马来亚特别行动组达理中校(Dalley)率领的星华义勇军跟SSVF并肩作战。



(星华义勇军。图片来源:互联网)

星华义勇军奋勇抗敌的表现,英国人大为惊叹,称他们为“达理的亡命之徒” (Dalley's Desperadoes)。
关于星华义勇军的事迹,官方并没有提起。区如柏发表在2013年3月16日《联合早报》的文章写道: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召见陈嘉庚等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与政府合作抗敌到底,于是华社成立了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日。

1942年1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籍军官达理上校任司令官,林江石为司令员,胡铁军为副司令员,胡铁军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他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职员。

星华义勇军大约有3000余名来自各阶层的热血青年,总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侨师范(南侨中学前校址),以150人为一连,使用落后的枪械。从2月4日起,接受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到了2月13日(沦陷前两天),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1954年3月16日,新加坡代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宣布,在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所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18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政府将针对性地挑选青年入伍。经历过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战后,各种族的志愿军团被整合为跨种族的新加坡志愿军团(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 SVC)。直至1957年,本地出现了新加坡装甲志愿军、妇女辅助军团、志愿步兵营、工程师与信号兵等。这些志愿军团加入刚成立的1 SIR,组成新加坡军事部队(Singapore Military Force)。五年后(1962),2 SIR成立。

吴庆瑞从财政部长摇身一变,成为国防部长时,首先成立了人民卫国军(People Defence Force PDF),内阁部长与国会议员如王邦文、易润堂、奥斯曼沃等人都接受训练,成为PDF志愿军人。

李光耀向武术团体招兵买马,就是鼓励这群习武人士加入PDF。



冈州会馆的欧阳德仁回忆起响应李光耀的号召,成为义勇军的情景。当时他20岁,在师资训练学院受训。他的同胞多数是30多甚至40岁的爱国志士。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检阅队伍中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展现了国人的爱国情操。当时的义勇军每三年签约一次,欧阳德仁留在军队里,60岁才退役。

冈州会馆的卢康龄在牛车水士敏街(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开药房。由于军队缺乏医疗后备人员,卢康龄自动请缨,建立野战军医院,并带领部队到以色列、台湾等地考察。他是第一野战军医院的指挥官。

(吴庆瑞在万里森林巡视自愿部队的训练情况。图片来源:MICA 1960s)

(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检阅礼。图片来源:NAS 1966)

国民服役及延伸


1967年2月27日,国民服役修正法案提出一读,3月14日三读通过,新加坡正式落实国民服役。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48个年头。

目前新加坡有约七万名国民服役人员与职业军人,九十万名后备军人。



(第一批国民服役人员的结业礼。图片来源:MICA 1967)

多年以后,新加坡重新启动志愿军机制,表面说法是让移民与永久居民有效忠的机会。首批68人组成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SAF Volunteer Corps SAFVC)在2015年3月“入伍”,接受两个星期的基本军训。

2011年全国大选,成为白沙榜鹅集选区的代议士的Dr Janil Puthucheary也加入SAFVC。Janil Puthucheary曾经被网民搜罗实证,指他刻意35岁过后才入籍新加坡,逃避国民服役。



(第一批SAFVC志愿军宣誓。图片来源:Today 2015)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