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30, 2016

石湾的南风古灶:再唱一段唐山窑 (Dragon kiln)

原文“从广惠肇碧山亭壁画看石湾南风古灶”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12月1日

窑火不熄


古代中国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始终吹不熄民间的窑灶和陶瓷器,民间生计因窑火而延绵不绝。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东南亚下西洋,并且在新加坡河、福康宁山与加冷河留下当年中国龙窑制成品的烙印。

(新加坡出土文物,前面破了一部分的瓶子称为马可波罗瓶。1292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意大利,带了一些这类瓶子回意大利。在福康宁山出土的14世纪文物中,这类瓶子是很常见的。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运往中亚的外销瓷。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本地广惠肇碧山亭内张挂着精致的瓷器壁画,这些特地由佛山石湾陶瓷厂制作的艺术品,以民间故事如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为题材,讲述着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同时传达了影响世代的忠孝仁义的价值观。

(广惠肇碧山亭内张挂着精致的石湾瓷器壁画,其中一幅为“岳母刺字”。)

看着一幅幅精巧的艺术结晶,联想起古人从生活中累积智慧,通过陶艺来开展社会文明,当代人间教育寓意于古老的传统作业中,薪火相传间不免飘过缕缕感动,于是我兴起了到石湾看龙窑的念头。


石湾的南风古灶



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有个建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名为“南风古灶”的龙窑,烧窑至今已经超过500年,可能是中国还在点燃着窑火的最古老的龙窑。


(佛山石湾南风古灶的烟囱是传统龙窑的改良版,降低烧窑时对附近住家的污染。)

当地人称窑为“灶”。南风古灶依山而建,外型跟裕廊的龙窑相似,高耸的烟囱则是近年来改良后的特色,降低烧窑时对附近居民所造成的污染。


(龙窑依山势而建,跟水平面成约20度角,前方为灶口。)

烧制陶瓷器


在石湾南风古灶,我学习烧制瓷器的过程。所谓 “一烧二土三细工”,从选择泥土到制成品出窑,原来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烧窑最考究工匠的经验与控制火候的功夫,分成“挤火”和“上火”两个步骤。挤火指的是先以猛火煅烧12个小时,接着就是上火,也就是从窑背上增添木柴,继续煅烧6个小时。

制造陶器和瓷器的差别,除了原材料的不同之外,就是烧窑的温度了。制造陶器一般在摄氏800至1000度之间,瓷器则介于1200至1400度,高温烧制出来的瓷器比陶器坚硬密实得多。

烧窑时温度上升的速度、火焰的性质以及冷却的过程,都直接影响制成品的质量。火焰又分成氧化焰和还原焰,氧化焰是让窑室中有充足的氧气,烧制白瓷;还原焰是刻意让窑室中的氧气不足,烧制青瓷。

经过24小时冷却后到了出窑那一刻,工匠套上草鞋手套,进入干燥闷热的窑室将制成品搬运出来。



(龙窑内部结构,亮光处为窑背增添火柴的“火眼”。)


(清代石湾制作的外销瓷:绿釉烛台。摄于广东省博物馆。)

当地土生土长的陶艺家区伯钊解释,以前佛山的石湾、西樵山等地都有品质良好的泥土,可以自供自足。佛山全面开发后,好山好水都被破坏了,只好从增城和惠州取货,每两个月烧窑一次。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冤枉路,甚至以最好的资源来制造最劣等的货色,将下一代的资源差不多用光了,目前正处于补救的阶段。


传承祖先文化需要群策群力


学了石湾陶瓷制作后,我对于当地如何保留祖先的文化深感兴趣。显然的,“目前正处于补救的阶段”意味着目前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转捩点。

就像经营一座博物馆,南风古灶那一点象征式的入门费,肯定无法取得收支平衡。不过从历史人文的价值,不保留就会永远失去的角度去考量,政府拨款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元素。

区伯钊把工作室搬到南风古灶,是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游客了解到故乡的陶艺文化。童年嬉戏的横街窄巷成为他发扬民间艺术的平台,让更多旅客了解到故乡的陶瓷作业,所贡献的是民间有限的绵力,希望人文、艺术与特色旅游的结合能够让祖先的文化传承下去。


本地仅存的两座龙窑



本地也有龙窑,仅存的两座龙窑设在裕廊的Lorong Tawas:陶光龙窑和源发龙窑。 龙窑依山坡而建,跟地面成约20度斜角,就像一条沿着山势而上的伏龙。龙窑有个圆拱顶,窑头的横截面较小,便于开始烧窑时热量集中,容易燃烧。窑中部的横截面最大,窑尾又逐渐缩小,整体设计运用的是空气对流的原理。 

Lorong Tawas就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外,周围茂密的树林已经被新加坡首个洁净科技园取代。烧窑必须使用大量的木柴,燃烧至少18小时,肯定对环保园区的洁净空气造成污染。在国家文物局为“原住民”出面争取下,土地管理局同意延长两个龙窑的临时准证,以每三年更新的方式经营,到了2023年再酌情商议。

本地的龙窑多数建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面对着战后物资短缺,以往从中国南方出口的陶瓷线路因战争中断多时,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于是企业家把握良机,在裕廊、德光岛、乌敏岛和实龙岗的山区建设多个龙窑。20年后,政府铲平小山丘建房屋,龙窑才日渐减少。

裕廊的土质特别好,又可借用斜度适中的山势来造窑,所以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剩下的约十条龙窑,多集中在裕廊,裕廊也因此称为“瓦窑村”。由于不同地点的陶土矿物质含量不一,所以裕廊的龙窑多数生产胶杯,实龙岗的龙窑则多数生产水缸。 


对于石湾陶瓷艺术家区伯钊来说,童年的水寮消失了,不过石湾窑火依然保持着连绵的生命力。我童年时代常见的浮脚屋同样消失了,窑火则同样面对着走入历史的命运。相比之下,本地龙窑所缺乏的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发扬小众文化的大气候。南风古灶或许可以给本地龙窑的前途提供新的思路。


(陶艺家区伯钊与他的微雕:“一帆风顺”,“水寮”)

Friday, December 23, 2016

大约在冬季

为了补充广东人下南洋的资料,重回先民的家乡一趟。12月初在广州、佛山、顺德、江门五邑等地溜转了两个星期。本已入冬的广东却异常温暖,天气犹如夏末初秋,没有冬至的感觉。

关于田野调查之事,暂且不提。想分享两件视为平凡平常,但可能一点都不平凡不平常的体验。

其一:年轻人工作,老年人休闲


年轻人工作,老年人休闲。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新加坡是个华人为主的社会,食阁、小贩中心等公共场所见到的华人多,珠三角地方触目所见的也是华人,因此有身在星洲的错觉。

在餐饮场所和消费地方,触目所见的都是年轻人在招呼顾客。他们当中有些口操流利的粤语,有些则礼貌地要求使用普通话(华语),显然是外省人,可就没见到老人家收碗碟清理台面。刹那间脑袋转不过来,清醒过来后才苦笑了一下。当地的老人家不需要像好些钱不够用的新加坡老人那样,为了“运动”而活到老做到老

广东是吃的天堂,讲到吃离不开厨艺,一般的想法是姜是老的辣,“阿嫲的味道”最棒。本地好多大众熟食都已经连锁规范化,煮不出古早味,私房菜正在流失中,独家的美味愈发叫人怀念。

也许中了周星驰的《食神》的毒,我始终觉得“家传之宝”是可以传承的。煮食讲究“爱心”,若肯好好揣摩,将爱心注入食物料理中,就可煮出传统的味道。要在本地找到这种特殊的美味不容易,那是因为许多厨师将煮食当作一份流水作业,使到食物失去了原有的味蕾。

在珠三角,我并没有走入任何高级餐馆,三餐都在普通的食店和麦当劳解决,“吃”给予我不同的感动。就先从麦当劳早餐说起好了。

当地的麦当劳 “金馒头早餐”有两个快火炸香,外脆内软不油腻的馒头,以及一杯少糖的豆浆(豆花水)。这份健康早餐只需6元,折合S$1.25,颇受大众欢迎。我在当地有超过一半的早晨就是这样开始的。

农家菜色如菜心和西洋菜等都是当地栽种,新鲜清淡,少油少盐是最大的亮点。在佛山的石湾美术陶瓷厂附近的小食店吃的午饭,同样难以忘怀。农家不讲究色香味俱全,凭香和味吃糊,简单的四季豆、鸡蛋、青椒、瘦肉炒出来的佳肴其貌不扬,口感却何等芬芳。

(简单的农家菜,不简单的味蕾。)

饮食消费方面,最奢侈的是在江门的益华百货商场内的“老广新意”茶楼,吃了两顿二人晚餐。四道点心、一道素菜、一碗广东粥和新加坡已经吃不到的猪红(猪血),“叹”了铁观音(绿茶)功夫茶,吃得好撑!小笼包使用的上汤和食材处理,绝对比鼎泰丰的要棒多了。账单一百元,也就是约S$21,物超所值。

(已经在新加坡绝迹的猪血。)

(比鼎泰丰小笼包高出一个层次的老广新意小笼包。)

后来在广州白云酒店附近,朋友请我尝了开了十多间的“点都得”茶楼的点心,倒觉得连锁店品牌吃名气多过食味。

尝了这么多顿价格合理但令人难忘的阿嫲式菜肴,下厨的都不是阿嫲,而是中年或年轻人。为什么老人家的厨艺可以相传,新加坡美食天堂流失的却是原汁原味?

大家也许会好奇,当地人的月薪若干?商店经理约一万元,普通职员约三千元,其他受薪人士在两者之间。当地赚钱当地花,我觉得食物消费对当地人而言跟本地赚钱本地花不相上下。

其二:送礼收礼的启示


接受了顺德山水画家罗耀强的邀请,在画展开幕前先行拜访。从江门去顺德均安只需半小时车程。四月间顺德电视台的拍摄组来新加坡拍纪录片,我参与了《重走南洋路》第二集的拍摄。罗耀强的孩子俊贤跟着电视台一起过来,就这样彼此认识了。

(前排左一:顺德画家罗耀强。)

想起过去拜访中国友人或官员,曾经流行送礼,而且礼不大不收。自从薄熙来事件之后,送大礼已经免了。我想带些一般手信应该不是问题吧?于是携着柑普茶过去。罗家父子都是打公家工的,手信也不多看,就是坚持不收。这不是黄金年糕或白银圣诞礼品,而是简单的新会土产,竟然被婉拒了。既然如此,吃了一顿道地的顺德生滚鲩鱼片和香煎鲮鱼饼,我也识相些,不掏腰包了。

后来在广州跟广东电视台的记者小陈进餐,同样带了一罐柑普茶给她,同样的反应。我跟小陈说如果她会被100元人民币的茶叶收买,人格肯定有问题,这才欣然收下了。至于饭后结账,为了不使对方陷入尴尬的局面,就由她做东。

想深一层,这些举动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海洋法和九段线的风波。

隔天跟一位王姓的官员相见如故,他甚至为我沏了一壶好茶。王先生表示最近新加坡有一批官员前去交流,显然是想了解当地处理侨务的方式,他很直接地告诉他们新加坡不了解中国。也许中文措辞的局限,这些官员无法有效地提出反馈。

王先生认为我既然放下饭碗,掉转船头搞民间文史,因此重复那时说过的话,彼此交流一下心得。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照顾自身的利益,就像中国必须照顾自己的利益一样,是无可厚非的。中国文化向来以和为贵,在海洋实力最强大,郑和船舰铺天盖地,远渡西洋的三十多年间,都没有动过刀枪,而是通过和平邦交跟各国贸易,甚至为马六甲提供保护网。东南亚各地都有三保公(郑和)的庙宇,六个世纪以来都香火鼎盛。新加坡要讲海洋法,首先必须认识九段线的历史,以及中国处理外务的方式,才能在一带一路的纽带上互惠互利,共享经济繁荣,通过人民安居乐业来取得持久的和平。

很显然,这段话是冲着新加坡李显龙总理而来的。亚细安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那些有主权纠纷的国家都尽量淡化海洋主权的争端,去中国谈投资并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上,虽然李先生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尝试阐述立场,但我依然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新加坡不是主权争议国,却必须强为亚细安出头,结果多面不讨好,枉做小人。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表达我对大国的一些民粹主义人士所走的的极端路线所带来的混淆。

的确,历史事件必须厘清。不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是优秀的中国文化,中国必须避免让人觉得因为力大财粗而到处跟人“拗手瓜”,别忘了小孩见到比拳头的巨人是会感到恐惧的。

此外,不要单从新加坡有75%的华人来看新加坡,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加坡跟中国有大中华情意结。现代新加坡华人受的是英文教育,虽然有些所谓的“精英”懂得双语,但懂得双语不表示双文化,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就像过去的峇峇文化那样,保存了一些华人的传统,但思想是西化的,是美式的。新加坡不了解中国,中国也未必了解新加坡,共识是双向的。

(江门和广州的博物馆都主办孙中山诞生150周年展。图片摄于广东省华侨博物馆。)

刚在江门和广州看过当地主办的孙中山诞生150周年特展。孙中山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不过我认为当下可以借鉴的“孙中山精神”不是百年前推翻封建体制的革命精神,而是孙中山耐心地游说海外华侨,将支持保皇党的势力转化为支持革命派的精神。孙中山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常年久居在外,本身就是华侨,了解华侨,华侨也因认同他的身份而逐渐了解他,支持他。

如今的华侨已经是在地华人,在地华人也有了华裔。华侨、华人、华裔是一股世界洪流,只有将孙中山跟华侨的交情转型为 “当代孙中山”跟华人和华裔的交情,才能在中国和西化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建筑桥梁,缩短思想的距离。

从这两年来在中国的经历,真觉得习大大的影响力不是闹着玩的,“下面”对贪的解读和可能过激的反应也许并非老大的原意,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割席而坐总好过被冤屈,到时血洗不清。

至于中国朋友连一罐普通的茶叶都不愿意接受的原因,可能已经超越了打贪的层面,新中“上面”变淡的味蕾已经传达的“下面”。

越往这条思路想下去,越觉得不是滋味。天气没入冬,但心情已经开始入冬了。

相关链接

Friday, December 16, 2016

外销瓷 Porcelain

古中国瓷器艺术


古代中国跟外国的商贸中,瓷器、茶叶和丝绸堪称为三宝。由于制瓷的技术要求高,龙窑的温度和瓷土都特别讲究,瓷器成为贵族的至爱,甚至称之为China,瓷器等于中国。

对外贸易的瓷器跟中国国内使用的不太一样,一般国内的瓷器图案简单,颜色以白色与景泰蓝为主。运往海外的外销瓷则根据顾客的喜好,有以中国国内的名山大川古塔构图的,有以阿拉伯地区的人物花卉构图的,有以洋人喜欢的彩绘构图的,也有鲜艳的色泽的。

中国瓷器中最珍贵的应该是鸭蛋绿的汝窑瓷器,这是因为除了质地外,不乏物以稀为贵的元素。汝窑烧窑的时光只有约20年,流传在世的只有70件,其中一件由乾隆点评的皇家收藏品在民国初年因故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而流落民间,被英国收藏家买去,后来在大英博物馆落户。这件珍品曾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现。

(新加坡考古挖掘出来的明朝瓷器。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考古挖掘出来的中东风味的外销瓷。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的瓷器珍藏


20169月初秋时分,气候宜人,只需加件外套就可在伦敦行行走走,不会流汗,因此也不容易感到疲倦。回到母校UCL跟老朋友叙旧后,我循着二十多年前走惯的“旧路”,沿着Malet Street走到大英博物馆侧门,那里最靠近中东和中日韩文物展区。中国瓷器馆展出十件完美无瑕的汝窑瓷器,连同在新加坡展出过的乾隆收藏品,算是见识了超过百分之十的现存汝瓷。

(北宋汝瓷。图片摄于大英博物馆)

除了汝窑瓷之外,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其他中国瓷同样件件都是精品,红有红的娇,黄有黄的艳,青蓝自如潺潺流水,冰裂瓷自有其花俏。

或许最能表现外销瓷的魅力的,就是虽然到了1700年代,欧洲已经开始掌握制瓷的技艺,但中国出产的瓷器还是深受欧洲与中东各地的爱戴。两千年的龙窑技艺全靠真功夫。

(两节的清朝瓷器。图片摄于大英博物馆)

(中国瓷器精品。图片摄于大英博物馆)

浙江景德镇依旧是现代中国的瓷都,泉州德化瓷和佛山石湾瓷同样有多年的烧窑历史。石湾的龙窑也是当今最悠久的窑火。

至于外销瓷与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亦可通过波斯(伊朗)和土耳其瓷器多了解一些。15世纪初,明朝宫廷为了追求时髦,要求陶瓷工匠模仿中东金银器的造型,外销的景德镇青花瓷器仅出口到中东地区,穆斯林世界的陶瓷生产业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

(运往中东的外销瓷。图片摄于大英博物馆)

樟宜海战


没有飞机的年代,新加坡是西洋船舰运载外销瓷回去欧洲的必经之地,这些克拉克帆船(Carrack)满载中国瓷器回到欧洲,促成了欧亚大陆间的海上交通,大航海时代震动了整个欧洲。

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是其中一艘著名的克拉克帆船,由葡萄牙制造,1603年在新加坡樟宜海外被荷兰舰队掠夺。荷兰提出的表面理由是葡萄牙船在水域中我行我素,漠视海事安全,实际上则是觊觎圣卡塔琳娜号上价值不菲的外销瓷和其他货物。

这场17世纪初的樟宜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奠定了后来的海洋法。不过,强取豪夺并不局限于那个年代,到了21世纪,强词夺理、蛮横开战来掠夺资源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大航海时代的克拉克帆船)

今天的樟宜以国际机场的姿态出现,400年前樟宜则出现在海战地图上,可能早已在欧洲法庭上传播开来,扬名国际了。

Friday, December 09, 2016

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Roots of the same tree: Ethnic Malay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作者:Suhaili Osman,马来传统文化馆助理研究员
翻译:李国樑
刊登于《源》杂志,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多元文化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那许多张新加坡人的脸孔却被笼统地归纳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模糊不清的其他种族。这种统一本地种族与文化的方式忽略了每个社群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资产,掩饰了新加坡的多元性。多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加强了这样的文化定格,同时简单地将现代国人的源头链接到中国、马来群岛与印度。实际上,每个族群都是多元化的,甚至有混杂的语种和方言。

虽然早期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方法并不精细,收集到的资料也不可靠,但至少呈现出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不同族群。早期的人口普查将海外华人分成不同的方言群,马来群也分得较细,有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峇厘人、巴韦安人。在那个年代,来自不同地方的马来人被认定为不同的族群。

由于对英殖民地政府越来越不满,本地的马来人在1926年成立了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 [1]。马来人联盟引发何谓马来人的辩论,团结了来自马来群岛(Nusantara)的族群[2],鼓起民族主义的情绪。

今天,就国家政策与务实的角度而言,马来人这个词汇简便地涵盖了所有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在某个程度上这样的归纳方式并没有错,但若是追源溯流,许多本地马来人还是十分在意我从哪里来的文化底蕴。新加坡马来人的集体回忆和所属的社群组织都抵制了政府统一他们的移民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做法。各马来社群还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种族的特殊性、语言、习俗与日常生活,保留他们的根。

以种族为基础的协会和社会机构


19世纪的新加坡以及海峡殖民地成立了许多以族群为首,类似华人的宗乡会馆的组织,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安顿来自同乡的新客和他们的眷属。本地最古老的马来同乡组织是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于1934319日在社团法令下注册[3],并获得殖民地警察总监的鼎力支持。

(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 (PBS) 委员,c1930s, 图片来源:The Bawe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巴韦安人协会跟族人同心协力,帮助从巴韦安岛移民到新加坡的新客,为他们提供住宿和生活费。那些没有工作的,协会为他们介绍工作。其他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包括爪哇、武吉斯和米南加保人也陆续组织了非正式团体,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停止运作。

新加坡米南加保协会(Persatuan Minangkabau Singapura)于1995831日成立,宗旨是维护和促进米南加保文化,同时将米南加保人的习俗与传统介绍给新加坡人与其他人士。

“来自相同的群岛”展览系列


为了促进各马来族群间的相互认识,从2013年底开始,马来传统文化馆[4]着手筹备一系列的常年展览,称为来自相同的群岛。相同的群岛为大家缔造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各个不同的马来族群呈现他们的文化与传统。马来传统文化馆跟各个文化协会与族群组织合作,共同研究与呈现相关的展览[5]

第一个展览时代的变迁:新加坡巴韦安人的遗产和文化,在20143月至8月展出。这是个跟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合作的项目,呈现离乡背井的巴韦安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巴韦安是爪哇东北部的一个小岛,早在19世纪,巴韦安人已经来到新加坡定居。

(富裕的巴韦安人和他们的仆人,1910年。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第二个展览咫尺天涯:登陆后打造一片天空,在2015517日至913日展出。这是个跟新加坡米南加保协会合作的项目,主题是呈现米南加保文化的包容性。

为我们提供资料的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对散居新加坡的原族群都深具代表性,他们也渴望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并非固步自封的社群,与时并进是他们高度重视的文化特性。

在国家与效忠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的年代,马来世界对移民的理解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跑江湖是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的传统,不论是贩夫走卒或是年轻人都不惜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寻找财富。他们或是在陆地上披荆斩棘,长途跋涉,或是乘着小舟或其他经得起风浪的船只,随着季候风飘泊到爪哇海与印度洋的商港。

(巴韦安人乘着这样的小舟,在马来群岛寻找财富。图片来源:Osman Jonet)

早期的米南加保移民则被吸引到商贸和需要劳工的城市。20世纪初,米南加保人将家乡的橡胶、咖啡和烟草带到新加坡销售。他们在西苏门答腊翻越高山丛林,来到东岸的廖内省,续程越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

巴韦安人四海为家,多代以来累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船只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交通工具。巴韦安是爪哇海上的一个小岛,距离东爪哇的首府泗水以北120公里。巴韦安人航行到马来群岛各地,包括新加坡。每逢交易的季节,这些在江湖上跑动的商人就会在各个商港逗留数月,换季的时候才随着季候风回家。

每次成功的回航都会提高这些商人在社群中的地位,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变得更加神奇,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村民离开家乡,到各地区碰碰运气。

群岛的移民文化习俗


没有可靠的资料显示在英国人来到新加坡之前,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已经在新加坡定居。19世纪初,巴韦安人开始移民到这里。对前往麦加朝圣的回教徒而言,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中途站。巴韦安人和群岛的族群一样,中途过境新加坡攒路费,续程到阿拉伯去。

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这个自由港充满无穷的经济生机,移民的浪潮格外蓬勃。早期先民兴建棚屋(ponthuk),接济漂洋过海来到异地,举目无亲的族人,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与社交场所。这些棚屋多数是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让来自同村的新客有个落脚之处。

巴韦安人集居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梧槽河畔。许多座落在惹兰勿刹附近的甘榜加卜一带的战前店屋都成为巴韦安人的住家[6]19世纪的时候,住客多数是男人。住客将月租交给棚屋的首领,这笔钱是租金也是互助金,用来为族人治病、失业救济和缴付罚款等。巴韦安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由棚屋首领料理,如果住客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首领会提供食物与日常用品。首领和居民之间形成一个社会架构,保证每个人的福利都获得妥善的安排,直至他们找到工作与宿舍,或者已经有经济能力,将家庭接过来,安顿自己的家园。


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巴韦安村kampong Byan。图片来源:NAS

在跑江湖这方面,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跑江湖让这些人累积财富与提升社会地位,甚至表示自己已经成人,可以自立了。有句米南加保的谚语: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它跟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lah langit dijunjung”是一样的。这句谚语说你站在什么地方,头顶上就是那里的天空,也就是入乡随俗,到了罗马就做罗马人做的事。这句话成为米南加保人远洋在外的座右铭。作为一名米南加保人,除了努力地保护米南加保文化,遵守宗教信条之外,也必须跟随当地的风俗与传统。

米南加保人宣称,他们跟其他群岛的移民不一样,他们不会在别人的地方成立米南加保村落。他们更重视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同化。通过一些在本地作出非凡贡献的米南加保人,我们可以对米南加保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友诺士(Mohamed Eunos Abdullah1876-1933)是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第一位马来委员,也是新加坡马来人联盟的创建人之一。二战英雄阿南少尉Lieutenant Adnan Saidi1915-1942)在新加坡的保卫战中英勇抗敌,最后牺牲了性命。尤索夫(Yusof Ishak1910-1970)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统,曾经在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领域任职。

虽然米南加保人跟椰加达、廖内、森美兰和新加坡的当地社会同化,他们拥有坚固的同乡会体系与社会组织。米南加保人是苏门答腊岛上最大的族群,他们的文化是母系继嗣的。一般人认为米兰加保人的财富是继承了妻子的家势,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财富来自先民跑江湖所打造下来的基业。表面看来,先人留下的遗产,已经足以使女人和后代高枕无忧。

(米兰加保人的家庭。图片来源:Tropenmuseum collection)

在母系社会里,女人继承祖先的土地与财产,后裔可以通过女系追溯他们的族谱。母系社会分成不同的部落,再进一步划分为家族。每一个部落由一名长老出任族长。同样的,每个家族也由一名长老担任家长。米南加保跟其他群岛社群不同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经济角色分工明确。在习惯法下,女人掌管土地与产物,男人负责公共行政与领导宗教事务,例如族长与家长。

米南加保的习惯法有两个分支,第一支奉行的是阶级制度kelarasan Koto Piliang,另一支奉行的是平等的观念(kelarasan Bodi Caniago,它们在米南加保的社会体系中相辅相成。此外,米南加保通过历史的认识与尊重(Tungku Tigo Sajarangan来维护和发展米南加保的节日、祭祀和文化。宗教专家、知识分子和长老拥有相等的地位,社区的相关事宜都通过这三组人磋商来取得共识。

巴韦安人的社交网络与社群关系则体现在棚屋文化里。巴韦安人和米南加保人一样,通过协商来维系社会秩序与和谐。凡是促进融洽的工作,整个社群都会守望相助,一同参与。这些活动包括筹备婚姻,割礼仪式以及治理丧事。这种特殊的特质已经成为本地马来社会的代名词,新加坡政府甚至将这种互助精神提升为国家长远的的愿景。

新加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发展加冷与新加坡河口,甘榜与商业中心近在咫尺。马来语作为这个时期的区域语言,自然成为民众交谈的日常用语。群岛的移民开始异族通婚,接受伴侣的文化习俗。在这个海港城市生活的居民如爪哇人、巴韦安人、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峇厘人和班加人,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信奉相同的伊斯兰教,注意饮食和得体的穿着,显示出群岛族群有相同的文化而不是分野。

虽然伊斯兰教是群岛社群的共同宗教,大家遵守相同的道德价值观,每个族群还是保留着自己的风俗文化与独特的表演艺术。许多年长的爪哇人、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和班加人还使用母语交谈。米南加保语跟马来语非常相似。

米南加保人的传统习俗与习惯法都通过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包括故事、传说、班顿(诗歌)和谚语。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如社群节日,米南加保人会致欢迎词;向对方的家庭提婚的时候,必须吟诵美丽的班顿。这一切都凸显了米南加保人继承了祖先创业与交易的传统,喜欢展示演说的才华。

(米兰加保人的社群节日。图片来源:m.mimangkabaunews.com

同样的,巴韦安人对他们的传统口头表演深感自豪。新加坡的巴韦安人在马六甲海峡居住下来,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他们的巴韦安语跟原地的巴韦安语有点不同,演变成本地化的石叻巴韦安语。有趣的是,巴韦安人将许多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元素并入他们的传统文化表演。手鼓和歌舞表演穿插了口述故事、回教徒的仪式、划一的动作和中东风格的节拍和旋律。这些音乐演出通常在家庭聚会、婚礼和宗教仪式上进行。

(棚屋主持结婚仪式,Upper Weld Road, 1985。 图片来源:Hjh Junaidah Bte Junit

马来语的经济角色和方言的保存


巴刹马来话Melayu pasar)和新马的学校传授的正统马来文(Bahasa Melayu)是各马来群岛族群的沟通语言。1960年代,有一支可爱的新加坡五人燕子乐队The Swallows)使用巴韦安语灌录了Laaobe(不一样的时光)专辑。唱片封套印上“La-a-Obē”,其中一首以披头士的音乐改编的pop yeh-yeh1966年首次通过电台播出。这支充满动感的乐队,凭借充满魅力的队员Kassim Selamat 1934-),红遍新马。值得一提的是,燕子乐队跟EMI签约后,成为本地娱乐杂志的宠儿,经常在电视上露面。Laaobe声名远播,甚至流行到当时的西德。

(燕子乐队的唱片封套,1966。图片来源:Kassim Selamat)

同一时期,许多巴韦安人在娱乐圈闯出名堂,成为著名的演员、表演家和唱片红星。多才多艺的Saloma Puan Sri Datin Amar Salmah binti Ismail1922–1983)是名声大噪的歌手兼影星,Sanisah Huri Salim IA Romzi Jaafar O这些1960-1970年代的名歌星都是巴韦安血统。直至今天,Laaobe依旧是新马巴韦安人的代名词。

很不幸的,当今的新加坡马来人通晓米南加保、巴韦安、爪哇和其他群岛的母语的新一代并不多,不过一些原来的文字与词语还在继续使用,补充马来文的的不足。

马来人的身份认同


大家了解了米南加保和巴韦安两个马来社群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以进一步想象新加坡马来社群的复杂性。本文绝不是为了将马来世界的各族群归类成划一的文化和语言,这是因为无论研究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爪哇人、武吉斯人、班加人、峇厘人、亚齐人或曼特宁人,到头来都会面对谁是马来人这个相同的问题。

东南亚历史学者和钻研马来世界的学术界人士,包括Anthony ReidLeonard Andaya Anthony Milner Virginia M. Hooker,就马来人的起源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的埃及托勒密王朝[7]

有证据显示马来(巫来由)Melayu/Malayu)这个词汇来自远古,但无法确定马来这个地方到底在何处。中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便使用马来,指的是室利佛逝或三佛齐(Sivijaya),马可波罗则称之为Malayur。室利佛逝乃129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古王国[8]

即使马来文献对于马来王朝的确实地点也交代得模糊不清。《马来纪年》中的马来指的是马来王和马来文化,不过巫来由的所在地竟然是神话般的西衮当山(Bukit Siguntang)和小小的巫来由河(Sungei Malayu)。更有趣的是,巫来由并不是目前学者所指的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这些马来王朝的据点,因为古代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旅客都称这些地方和当地人为爪哇或爪夷。

相反的,16世纪的马六甲马六甲人马来人。《马来纪年》和《汉都亚传》使用马来人来代表那些马六甲马来苏丹的支持者 [9]。当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时,昔日的马来苏丹的追随者纷纷在这个区域寻找新的出路。那些流落各地,讲马来话的侨民依旧保留着马来文化与身份认同。他们对马来苏丹忠心耿耿,觉得自己是马来人,宣称自己是马来人。因此,何谓马来人的界限是相当灵活的,可以是各港口城市,也可以是代理人。

到头来,来自马来群岛,不同根源的新加坡马来人必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寻找共同点。表面上,在新加坡的马来政体中,各马来族群并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无论是爪哇人、巴韦安人、米南加保人或其他族群,民族特性将继续存在。

马来传统文化馆由衷感激新加坡马来社群赐予这份殊荣,能够一起庆祝源远流长的马来文化传统,并期待跟爪哇社群一起筹备2016年的来自相同的群岛系列展。

参考资料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Singapore, 2004)

Phyllis Ghim-Lian Chew,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of Early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展览资料

Laaobe: Warisan dan Budaya Masyarakat Bawean di Singapura (Changing Times: Bawea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which ran between March and August 2014.

Marantau: Dima Bumi Dipijak, Di Sinan Langik Dijunjuang (Coast to Coast: Atlasing the Sky Wherever One Has Landed), which runs from 17 May to 13 September 2015.

[1] 新加坡马来人联盟的成立,被认为是导致马来半岛原政治生态下形成其他类似性质的组织的源头。

[2] 以现代的说法,“马来群岛”指的是马来-印尼群岛,Nusantara是旧爪哇文,包含两个根词:“群岛”(nusa)和“之间”(antara)。

[3] 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在1947年重新注册,将原来的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 Association改为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Association跟Persatuan是重复的文字。

[4] 2012年9月,马来传统文化馆重新对外开放,在甘榜格南的前苏丹胡先皇宫设立了永久展厅。19与20世纪的甘榜格南是个繁忙的商港,人来人往,商贸发达,并引导访客进入关键性的层面:谁是新加坡的马来人?这里不是要提供结论性的答案,而是鼓励大家通过多维的角度和当代马来人的身份来思考此问题。

[5] 合作的模式是让个社群的工作伙伴负责制定展览的内容,联系社群,收集文物,对他们是个崭新的体验。马来传统文化馆提供专业建议与资料。社群伙伴也制定展览的其他节目,这是他们的强项,因此这些节目都充满活力,令人振奋,跟整个项目融成一体。

[6] 例如Pondok Diponggo, Pondok Kalompang Gubuk, Pondok Tachung, Pondok Teluk Dalam, Pondok Paromaan, Pondok Sangkapura, Pondok Keleam and Pondok Tandel。

[7] Anthony Reid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NUS Press, 2004),第三页提到,托勒密的‘Golden Khersonese’地图加入了爪哇文‘Melayu Kulon’,也就是“西巫来由”。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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