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9, 2014

龙总言重了

菲律宾独立日- 平地一声雷


20144月,居住在新加坡的菲律宾人开始筹备菲律宾独立日116周年,也就是国庆,准备在乌节路义安城搞一个大型的庆祝会。虽然独立日是612日,但庆祝日期定在68日星期天,方便大家一起出来活动。这个组织称为“新加坡菲律宾独立日协会”(Pilipino Independence Day Council Singapore, PIDCS)。

一些使用英文的网民直言不违,以不友善的语气来反对这项活动,并进入PIDCS的网站,抨击他们的意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419日的个人脸书上使用了一些措辞严厉的字眼,如震惊(appalled)、耻辱(disgrace)、凶残(thuggish)、愧疚(ashamed)等来批评这群新加坡人,并以刚在伦敦庆祝的新加坡日为例,认为我们可以优雅大气些,接受菲律宾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这番话在网民中有挺有贬,感性理性兼而有之。至于被语言政策边缘化的讲华语社群照旧是静默、含蓄的一群,但并不表示他们认同公开庆祝独立日这项活动。传统媒体如联合早报为了以正视听,以专栏的形式来混淆旅居国外的“新侨”的新加坡日与身在星洲的菲律宾侨民的国家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来强化李显龙先生的论点。在华文群体中,有人揶揄联合早报为(人民行动)党报,对本地的政治生态深感莫名。

陈川仁先生身为与己相干的人力部长,第一时间出面讲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他表示人民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应画下底线,反对充满仇恨及偏见的言论,语气中肯。李显龙先生作为内阁的老总,出面发表短文来挺陈川仁,其他内阁成员都噤若寒蝉,不像以往掀起一阵跟风,是不是另有隐情?

李显龙先生在脸书上说了什么?


不论是辩论也好,争论也罢,源头打开了就很容易因传话人融入各自的观点而变质,沦为谣言。为了避免因误解而造成更多的伤害,还是先回顾李显龙先生在4月19日的脸书上怎么说,我也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将原文意译为中文,如与李显龙先生原意有别,是我个人翻译的失策:

I was appalled to read about those who harassed the organisers of the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and spammed their Facebook page. They are a disgrace to Singapore. 

Fortunately this appears to be the work of few trolls. Heartened that many sensible Singaporeans condemn this thuggish behaviour, and support Tan Chuan-Jin’s stand on this issue <http://on.fb.me/1ml0Y4u>. 

We must treat people in Singapore the way we ourselves expect to be treated overseas. Many Singaporeans live overseas, and are warmly welcomed in their adopted homes. I just attended our Singapore Day in London. How would we have felt if British netizens had spammed our website, and abused Singaporeans living in Britain? 

 We must show that we are generous of spirit and welcome visitors into our midst, even as we manage the foreign population here. Otherwise we will lower our standing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nd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 LHL 

对于有些人骚扰菲律宾独立日庆祝活动的相关组织,甚至以垃圾邮件来充斥他们的脸书页面,我深感震惊。他们是新加坡的耻辱。 

幸好这显然只是几个巨魔在作怪,欣慰的是许多明智的新加坡人都谴责这种凶残的行为,并支持陈川仁的立场 <http://on.fb.me/1ml0Y4u>。 

我们对待在新加坡的外国人的态度必须跟我们在海外期望获得的对待一样。许多新加坡人在海外居住,建立他们的家园,受到当地人热情的款待。我刚刚参与了在伦敦举行的新加坡日,如果英国网民以垃圾填满我们的网站,并对居住在英国的新加坡人谩骂一番,我们会有什么感想? 

我们必须展现我们的大气,欢迎外国访客成为我们的一分子,即使这表示我们必须管理外来人口。否则,我们将自我贬低在全球众人眼光中的地位,并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愧疚。 --- 李显龙

李显龙先生所发表的短文,以政治人物一贯处理敏感事务的方式来保留一片灰色地带,即没有清楚表明支持,也没有表明反对在人来人往的义安城广场公开搞菲律宾独立日,我们只能够从字里行间揣测他倾向于支持这项纪念活动,至于PIDCS必须遵守的条件,并不在这篇脸书短文讨论的范围。


(李显龙先生在2014年4月19日针对菲律宾独立日庆祝会在FB发表的看法)

星洲蚱蜢舟,载得动多少愁?


我们知道事到如今,PIDCS还没申请户外集会准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就事论事,反省一下。

表面上,李显龙先生的一番话,更在意的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但当他提到外侨管理时,就显露出网民可能扰乱了未来690万常住人口大计而深感不安。在行为表现上,李显龙先生不认同网民通过谩骂、垃圾邮件等非道德社会行为来宣泄他们的负面情绪。如果将这种行为放大,就类似于2012年底SMRT中国司机罢工那样,不论背后有什么不平等的隐情,反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做法,在法理情考量中以法为天的新加坡是不受政府认同的。

对于某些英文网民对独立日主办当局的偏激反应,我这种已经被压迫惯,但还有点“知书达理”的中文残余分子也不敢苟同,会选择通过较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但在主流媒体被控制,必须为国服务的大前提下,可以理解这些英文网民所采取的也是“依法行事”,没有违法的方式来维护他们身为新加坡人的利益。

鲁迅有一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人民不是觉得被压迫,不是不重视新加坡这个国土,不是没有新加坡认同感,那就等同事不关己,就不可能会有这番强烈的情绪。

以政府机构惯用的思维导图(Mind Mapping)一层一层地想象下去,到时可能发生的状况是PIDCS的目标是一万,但极端情况可能是十七万侨民在义安城外乌节路上公开庆祝独立日,在情绪高昂下唱国歌插国旗;不论是五千、一万、还是十七万,对总理口中的舢舨2.0而言都是超载。

可能当局会说到时将有执法人员在场,若真如此说,肯定没什么说服力。警方在去年12月小印度“骚乱”的公开听证会上已经凸显出在处理集体突发事件的人力与能力的严重不足,对于正在酝酿中的另一场文化震荡及其可能延发的后遗症,不能不叫人深感忧虑。

当对新加坡效忠的新加坡人可能被边缘化时,请问法理何在?李显龙先生也许不认为是问题,但对广大民众而言,“我何去何从”确实是令人十分不安,很切身的大问题。

将法放一边,所谓礼尚往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和谐相处。以前家父下南洋,甚至更早的年代,讲究的是人在异地,尽快放下自己来自唐山的身段,与当地社会磨合,跟其他社群在 Terima kasih (感谢)声中,大家都相安无事,不知不觉中已经如《你浓我浓》所唱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在新加坡当下的体系下,多了许多个人主义一族,他们可能学识丰富,但价值教育贫乏,到底是主人还是客人应该采取主动,以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争执起来肯定又是脸红耳赤。


伦敦的新加坡日和侨民的独立日是刻意混淆


联合早报严孟达先生在426日支援总理的那篇专评,和李显龙先生将新加坡日与独立日相提并论的说法,如出一辙,避重就轻,无视于庆祝节日的出发点,其实这个被混淆的出发点才是激起震荡的关键。

根据多年来的体验,过去一般新加坡人都不会拒绝其他社群的庆祝活动,马来人的开斋节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兴都教的大宝森节游行,终点寺庙就在我的母校旁,当年同学们还将课室的木桌当印度鼓,敲敲打打,模仿教徒的舞蹈动作,搞到全班年年此刻都得罚站思过。泰国人的泼水节,我也有被泼水的经验,但那是善意的祝福,乐在其中。缅甸人新年,在大人路的缅甸玉佛寺祈福,许多本地人也参与活动。以同理心看待伦敦的新加坡日,“红毛人”也一样不会排斥这类社区活动,甚至会参与其盛。我在1999年侨居伦敦那段日子,还参与了由加勒比海族群每年八月份主办的嘉年华会(Notting Hill Carnival),其乐融融。


(伦敦街头:加勒比海族群每年八月份主办的嘉年华会Notting Hill Carnival。
图片来源: Guardian)

这种种活动都可以归纳为社区活动,是无伤大雅的族群文化交流,跟庆祝独立日是两回事。新加坡日属于社区节日,它与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的含义不同,层次有别。新加坡人再大气或再霸道,还不至于在别人的土地上公开插旗,对他国的主权不尊;同样的,美国也不在新加坡公开插旗,庆祝美国独立。英国政府再共和联邦化,也不会允许新加坡这个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在海德公园庆祝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吧?


李显龙先生的大度


李显龙先生佛祖心肠,大爱无国界,所看的是未来的可能性,可惜这个天下已经被划分成两百个版块,大家都必须尊重被划分后的潜规则。当政府说印尼战舰以杀人犯命名,不尊重新加坡人的感受时,是指责印尼军方并没有尊重潜规则;同样的,在潜规则下,谁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为了独立日使国人感到愧疚。

如果真要有个公开的凝聚活动,不妨想想换个庆祝方式,例如找一天大家一起跳菲律宾的竹竿舞,是不是会好过一些?

相关链接

Friday, April 25, 2014

新加坡身份证(IC)与马共

以前12岁读小六时在学校排队做身份证”,俗称“登记”。手拿着那张钱包般大小、软绵绵的“红登记”表示人生已经进入另一个成长的阶段,不由得神气十足,面对低年级的学弟学妹时,有种老大哥的快感。

说登记“软绵绵”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它们是“new plastic laminated identity cards”,这种强化塑胶具备防水功能,是从德国进口的舶来货,属于当年的高科技。


(以前的身份证钱包般大小,是从德国进口的舶来货,强化塑胶兼防水功能。

到了18岁不止嗓子变得低沉,面容也脱离了六年前的稚气,根据当时的新加坡法令,必须换个有大人样貌的登记。本来此“大人登记”从此就要跟着我们出入一辈子,但随着伪造分子掌握制造假登记的技巧,而且越来越出神入化,国家必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于是在1989年推出了新型的登记来取代,“新登记”只有信用卡般大小,方便携带,登记上除了一般的个人资料外,还多了血型(1985年实行),官方版本说是为了方便危急时输血,但可能是另一重验证身份的方式。

没服兵役的人士也许不知道,服过兵役的阿兵哥肯定对“失去”红登记那一刻感受良深,在踏入兵营的那一刻红登记会被没收,取而代之的是剃了光头,看起来“柴柴”的“光头绿登记”,俗称11B,直到服满兵役ROD(现称ORD)的那一天交换登记,红登记才能重见天日。经历两年半望穿秋水的日子,红登记得来不易,忍不住给它几个长情的深吻,还在军营走一圈,向其他伙伴们炫耀一番。

新加坡独立后的国民登记法令(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在196655日起开始实行,新加坡公民拿的是红登记,永久居民则拿蓝登记。2001年修正后的国民登记法令,15岁才需要做登记,30岁更换成人登记,血型资料则被取消了。

以前的登记号码由七个数目字和结尾的一个英文字母组成,英文字母是根据“checksum”来计算的。以前的登记号码前面是没有英文字母的,但“新登记”前却多了个S,即S0000000@@是通过checksum 计算出来的英文字母。

当时的“市场理论”说新登记上的S代表Singapore,其实不然。S在英文字母中排行第19,因此是代表此人诞生于1900-1999年间。在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国民,登记号码的第一个字母是TT排行第20,代表出生的年代处于2000-2099。如此推理下去,用到Z2600-2699)之后怎么办?那是六百年后的世界了,您说有必要顾虑太多吗?哈哈!

今天通过登记来认证身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身份证反而很不自然。但是登记这码事并非必然的,即使在新马殖民的源头英国,英国人并没有身份证,他们甚至提出严厉的抗议,说身份证制度对国民是一种诚信的侮辱,侵犯人权,结果这项在2006年才在英国国会通过的国民登记法令在短短的四年后便寿终正寝了。


为什么要拿登记?


登记跟发生在新马的紧急状态时期1948-1960)有深厚的关系。

1938年新加坡已经推行强制性的出生与死亡登记(Registration of Births and deaths Ordinance),就像今天的报生纸和死亡证书。1948年初,马来亚共产党(马共,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重新拿起武器,走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争取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这期间马共也通过外围组织在新马活动。

马共曾经是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但在1948年,英政府无视于陈祯禄协助左派草拟的“人民宪章”,通过武力来镇压马共,马共走投无路,在同年三月宣布放弃宪法谈判,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


(森林里的马共。照片来源:Roy Follows)

马共的决定,使英政府进一步大举逮捕马共和亲共组织的成员,同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时期,马共重新建立与乡区居民的联系,并把马共成员在二战前已经组织起来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 Anti-Japanese Army, MPAJA),另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国人称之为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MRLA),通过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森林掩护下与可以调派共和联邦资源的英军打游击战。

马共总书记陈平被列为头号通缉人物,谁能活捉陈平就能获得悬赏二十五万元(The Straits Times 1 May 1952, "NOW IT'S $250,000 FOR PUBLIC ENEMY No. 1 -  if brought in alive"),这笔赏金可能是英国政府在全世界各地所发出的最高的金额。

1999年2月22-23日,在澳洲囯立大学举行的“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研讨会上,陈平回顾当年,认为当时的时机、策略、运作都存在着很大的现实障碍,但并不认为马共放弃斗争等于失败。

陈平总结那段来时路: 

1. 马来亚人民在1940年代历经日战,渴望和平,因此并不全面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 

2. 马来亚的公路网相当完善,车程加路程,一天内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不像中国有广大的腹地,从城市进入乡村需要徒步行军数天至数十天不等,因此中国内陆的乡村可以为游击队提供保护网,但是马来亚的乡村却不行; 

 3. 马共成员中有超过90%华人,并没有适当地涵括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亚,相比之下,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枪杆子解放全国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没有种族语言的后顾之忧。

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不是与马共开战,考虑严谨,一箭双雕:在政治层面,英国不需要执行战争的条约,可以避开联合国官员的审查;在经济层面,物业资产的损失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不受保险条文中的“force majeure”的约束。


(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劝降书”,署名蓝瑞。1948)

在紧急法令下,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都必须领取登记,方便殖民地官员检查来往新马的人士的身份,找出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这就是登记的来源。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当时的劳工部长易润堂参考英国留下来的这套律法,在19651213日的新国会针对国民登记法令(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提出一读,1222日二读及三读通过。

1966421日的国会上,易润堂同意登记上除了英文名外,也必须照顾各族对母语的情感,因此登记上也有中文名、淡米尔名等。影响深远的国民登记法令在196655日开始实行,一路沿用至今。

相关链接:

Janet's Notebook: How much was Chin Peng worth?
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时期
语言的价值观

Tuesday, April 22, 2014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


《华侨日报》报道了1966 年香港银星艺术团访新的盛况:“一连演了十场,剧场三千四百座位无一空置…每晚平均还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 台下一致好评” 。显然银星艺术团的演出非同凡响。


(银星艺术团访新。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至于怎么会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呢?国家剧场依山而建,无支撑的天蓬下是开放式的剧院座位,晚上凉风习习,还有风叶虫鸣为伴,是个结合艺术与大自然的民间结晶。由于剧场三面只是由矮锌板围住,当年我们坐在山上的石阶上或在铁板的缝隙间,就可以免费观赏舞台演出了。

(民间集资,依山而建的国家剧场)

(国家剧场内观。坐在后面皇家山山坡上看演出也是一件乐事)

《南洋商报》(1966 16 日)对银星艺术团的演出评价,认为银星艺术团除了有高水准的“民族表演”之外,背后还起着明星效应。虽然新加坡观众表示有些表演节目早就被本地观众看腻了,但是由这些职业艺人演起来,就是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银星艺术团的贵族般的票价,竟然能够场场爆满,依靠的正是本地观众对于“左派”电影明星的爱戴。


(1963年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总理李光耀合照。
前排左二起 唐纹、向群、苗金凤、白茵、梁慧文、陈绮华、嘉玲、江雪、王葆真、石慧
后排左一起 丁亮、关良、周聪、陈文、周康年
后排右三 廖一原
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1960年代,新加坡以时任总理李光耀为首的内阁团队正致力于打击左翼分子。在这个积极打压左翼的非常时刻,竟然批准国家剧场邀请以长凤新为班底的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难道不怕这个间接代表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引起的“反面”效应吗?

显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表面上香港左翼演员正好可以安抚文艺青年的情绪,表示新加坡文化圈子其实是很开放,鼓励健康的文娱活动的。如果将歌词中的中国、毛泽东、共产党等名词改一改,也挺符合当时的新加坡社会,银星艺术团也可以为新加坡政府对民众思想的取向进行把脉。



套句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话:

“我们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必须以抛砖引玉的态度,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适应新国家的新环境,而以新观点、新概念去做大胆的改革与创造,将来才能形成表现我国各族气魄和风格的我国新文化。”(人民行动党《归来》话剧演出特刊,1967)

实质上,我们也无法排除背后的政治含义,就是政府通过这类暗中监控的文化活动来引出更多的左翼人士,可以一网打尽。

(1960年代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演出:左起平凡、石慧、夏梦、李嫱、陈思思、傅奇)

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谢诗坚提到19711月,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当时的马华会长陈修信乘机协助申请者要求政府特别批准让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筹款演出(19713月)。显然陈修信相信许多马来西亚华人是倾左的,为了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于是打出这张“左牌”,以期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否则在那个中国文革进入高潮,甚至输出革命的年代,这种左倾意识的演出并不符合马华的一贯路线,是绝不可能被允许上演的。

试想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的“名曲”,有那个政权能够这么全面的自我赞美,自我陶醉到这个层次?


结果正如所料,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演出的消息经过新闻界大事报导,华人群众非常激情亢奋。当然陈修信意想不到的是,四年后,他正因为马来西亚的文团倾左而被革职,保不住13年马华公会会长的席位。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前排:翁午与王葆贞。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银星艺术团在马来西亚的表演专辑,是不是很“红”啊?图片来源:三本太郎:奋进的年代

谢诗坚表示银星艺术团虽然不称自己为“无产阶级”,但文革的影子还是挺鲜明的,跟当时中国的艺术观十分吻合。以他们演出的节目为例,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的: 

诗歌:“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舞蹈剧:“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歌曲“我是个石油工人”:“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等,都是歌颂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

更叫人深感意外的,当时全体演员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能看到演员与工人“同甘共苦”,体现出劳动是伟大的,劳动人民一家亲的精神。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他们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间流露出人性的真诚。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演员们也衣着朴素,并不刻意打扮化妆。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演员,不是“明星”,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演员”是劳动阶级的称号,“明星”则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


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


1977年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激荡,演出的剧目已经去文革化,以民族歌舞与器乐演奏为主,如“姑娘生来爱唱歌”、“在银色的月光下”,“胶园晨曲”、“十面埋伏”、“花儿与少年”等,还穿插了新马和印尼的创作,如马来歌曲“衷心赞美”、“莎丽兰蒂”、“可爱的姑娘是谁的”、中文歌曲《杨桃结果满山岗》、英文歌曲“Fairshore of Singapore”等。


(银星艺术团演出节目表,1977。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女声表演唱。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杨桃结果满山岗》是由华乐界前辈郭永秀先生作词作曲的本地创作,当年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现在的958的前身)教唱,当时我还守候在小小的袖珍型收音机旁,飞快的一字一字将歌词抄录下来。其实这首歌曲富有中国色彩,很容易被误会为中国民歌。

《杨桃结果满山岗》

满山的硕果绿苍苍,满树的杨桃儿闪金光。双手齐把杨桃摘哟,颗颗大又甜,勤劳的姑娘上山岗。      

暖暖的微风迎面吹,路边的野花儿迎风开。颗颗杨桃树亲手栽哟,施肥又浇水,日日夜夜望丰收。

三月的阳光照满山,姑娘的喜花儿朵朵开。摘了一箩又一箩哟,今年收成好,欢乐的歌声满山岗。



我往哪里去?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显然也革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命,长凤新紧跟着中共路线,逐渐失去香港观众,由黄金时期迅速走向没落,从每年16部电影猛降至每年4部。

据说长城三公主的二姐石慧与夫婿傅奇这对银色夫妻在文革爆发后不久,参与了1967年的“反英抗暴”的游行,在家里被拘捕,囚禁了一年多,过后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在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的人物;中国方面并不接受这个安排,香港政府只好将他们带回香港。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的内安法令,可以长期扣留因为政见不同或认同中国的左翼人士,只好息事宁人。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中国同意石慧与傅奇入境,也许他们会成为走资派,下场和其他演员如红线女那样,受尽冤屈,搞不好还会革了性命。

1975年起,石慧出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出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



(《长城画报》的年代的石慧)

(文革期间参与“反英抗暴”的石慧和后面高个子的傅奇

香港的“反英抗暴”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在文革的冲击下,事件由最初因劳资纠纷所引起的的罢工行动、演变成示威、放置炸弹等,五十余人丧命,八百多人受伤。

2006年接受香港文汇报的访问时,石慧淡然说道:“人生是一个个的阶段,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再多想。….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并没有做错,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尽了责任。当时在香港不管受到什么压迫,还是要凭良心,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是文革的冲击下的产物。图片来源: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的场面是否似曾相识?

长城三公主的大姐夏梦在文革刚开始的年代进行反思,她本来觉得“左派”电影公司“很正派” ,认为长城所拍摄的影片“都很大众化,很有时代感”(黄爱玲编《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随着文革期间长凤新的发展方针的改变,夏梦直言因为影片内容都必须“紧随着国内走,这些香港观众根本就不要看,我觉得这样下去,拍戏也没有意思”,以安胎为由,在1967 年和丈夫毅然移居加拿大。

夏梦后来曾经回到香港,参与《投奔怒海》(1982)和《似水流年》(1984)的监制工作,两部电影分获第二届和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长城三公主的三妹陈思思以《三笑》中俊美的秋香扮相获得了观众的喜爱,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她也无法接受长凤新改变电影制作方针,选择息影。


陈思思以《三笑》中的秋香扮相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也是历年来最经典的秋香。
图片来源:中国影视资料馆

在那个理想的年代,文革的思潮对新加坡的文艺青年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的,从当时的文团的演出、所使用的标语、内部学习、下乡劳动等多少可以看出端倪,近在跟中国大陆只隔着一个海关的长凤新更是首当其冲。文革的结果被形容为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三十年,更革了许多无辜人民的性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长凤新的峥嵘岁月已然不再,成为一段电影的唏嘘史。至于新加坡文艺青年,他们经历过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新马版之后,必须重新思索,重新定位,从1970年代自动自发的提倡文艺,搞业余文娱演出,到后来甘于平凡,孤芳自赏,整个文化进程同样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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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8, 2014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 (二之一)

长凤新与银星艺术团


从小就喜欢看“廉价”电影,在大世界的广东戏院看戏,常有五毛钱连看两场猛片的优惠。也曾经在星期天下午跟父亲从住家走半小时路,去到小坡柔佛路咖啡店,对着悬在柱梁上的声宝牌黑白电视,一杯咖啡看完一部粤语片。后来才逐渐明白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所喜欢的就如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样,从无到有的艺术创作结晶。

1970年代新加坡放映了好些长凤新的电影,长凤新出品都被视为正派电影,以申诉社会不平等为主,深受文艺青年爱戴。长凤新的演员也是1960-70年代赫赫有名的“银星艺术团”的骨干。关于长凤新的成立背景以及走到1960年代之路,叶舒瑜在她的论文《冷战与香港的长城、凤凰、新联—以1945-1967年为考察时段》中有详细的分析。


(《长城》是正派电影的代名词)

长凤新的演员如合称长城三公主的夏梦、石慧和陈思思,其他演员如朱虹、陈娟娟、鲍方、方平、傅奇、鲍起静、王葆真、王小燕、张铮、江汉、白茵等,新加坡老一辈的文艺界人士还会有印象。1959 年长城电影公司接受星洲报业联会邀请到新加坡演出,为兴建国家剧场筹款,这是长凤新首次踏出香港。

196388日,长凤新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出席首届东南亚文化节兼国家剧场开幕礼,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还亲自迎接他们。

1966年银星艺术团正式成立,应国家剧场的邀请,前来访问演出,票价从$2$10

197711月,银星艺术团再次应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邀请到新加坡访问,1978年在国家剧场为新加坡乓乒总会筹募经费演出。


(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接见参与东南亚文化节的香港演员。
图片来源:文汇报,1963)

(参与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的各国代表。NAS 1963

对于1977年那场演出,我的记忆犹新,当时受到长凤新的电影如《三个十七岁》、《小当家》、《侠骨丹心》、《我又来也》、《红缨枪》等所影响,喜欢上这些标榜着中华文化、为被打压的低下层人民打抱不平的正派演出,很想去捧场,推动健康文化,可是被贵族般的票价吓坏,只好望门兴叹。


(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小当家》。1973)

(歌颂劳动人民一家亲的《小当家》。1973)

所谓的“贵族般的票价”到底是多少钱呢?票价分$2,$3,$5,$10,$15,$50,共六种。两块钱和三块钱的门票不多,而且老早就被扫光,以我当时打假期工筹学费,一天$7.60的日薪,还得付上$1来回裕廊工业区的巴士车资外加食用费,$3的门票已经很心痛了,$5的门票是绝对不敢去碰的。


(银星艺术团的演出宣传海报。NAS 1977)

(银星艺术团团员。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长凤新是三家左倾的香港影业公司的统称,分别为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凤凰影业公司和新联影业公司,它们与较晚成立邵氏与电懋(国泰)等“右派”电影公司相抗衡。随着日后观众被邵氏、嘉禾等电影吸引过去,长凤新必须重新整顿,寻找出路,如风景片《万紫千红》,摆脱文革影子的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三凤求凰》、《错有错着》、《光棍·神偷·双彩凤》,以及写实片《父子情》、《半边人》等。

1982年长城和新联组成中原公司,拍摄功夫影片《少林寺》,李连杰一炮而红,女主角丁岚在1990年代加盟新加坡电视台新传媒,但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后来回到中国,开设了多家精品店。

(长凤新转型期间的作品。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198211 ,长城、新联和凤凰集资成立了银都机构。在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中,银都共有五部影片跻身百大:《中秋月》(凤凰,1953)、《红楼梦》(鳯凰,1962)、《父子情》(凤凰,1981)、《半边人》(凤凰,1983)、《秋菊打官司》(银都,1992)。

对于长凤新转型后的电影,我对《半边人》始终念念不忘。大概是1984年吧,到放映主题健康的影片起家的黄金戏院看了《半边人》,深深为半理想半现实的社会平民所感动。人的一生不断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去的另一半人与事,让自身重新获得圆满。生活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抉择,在平衡中徘徊,在矛盾的处境中遗憾。这是1980年代涌起的新浪潮电影所带来的冲击。


(《父子情》电影海报。图片来源:Wiki)

(《半边人》电影海报。图片来源:浮世鸿云

电影离不开政治


1949 年成立的长城电影公司是由商人出资成立的(袁仰安、吕建康、张善琨),初成立时长城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两年后随着张善琨退出,长城进行改组,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直接领导,成为政治立场鲜明的 “左派”电影公司。

长城招揽各路演员,李丽华、红线女等都为长城拍过电影,乐蒂因专演配角而跳槽,萧芳芳签了合约但没有什么童星的影片可以让她上场,林黛也没上场的机会,后来加盟永华的严俊带着她离开长城,为永华拍摄《翠翠》,从此红透半边天。


从《长城画报》的创刊词中的自我定位,长城左倾的政治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电影的制作是少数人的事,而电影的欣赏则有无数人的份儿。电影事业的进步是少数人的职责,而促进电影事业的进步者,是无数人的力量—包括所有的电影观众。本刊便是一座桥梁,奉献给电影工作者,同时也属所有的电影观众。

“第八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同时是人民大众的艺术。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在建设的高潮中,电影当然不甘落后。因此这样一本合于摄影厂,银幕,与观众之间的刊物是需要的。

这本册子将经常介绍电影知识,研究电影技巧,报导电影界动向,批评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与电影工作者共同求取进步,与观众共同追寻新生。在电影领域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套用这句光荣的句子,本刊愿在艰巨的工程中,担任一名搬运夫;愿在艺术的队伍中,担任一名传令兵;愿在无止境的进步中,担任一名鼓手。

---《长城画报》,1950 年8 月,第一期


(《长城画报》创刊词)

凤凰影业公司在1953 年由韩雄飞、朱石麟等电影同人一起创办,经营手法上,凤凰采取的是与人合资拍摄的方式。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和新中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编剧、导演、演员、剧本等,幕前幕后的人员是可以相互调动的。凤凰到蒙古取景的《金鹰》,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打破香港的票房纪录,成为第一部破百万港元票房的猛片,在新马院线也十分轰动。


(凤凰的当家花旦朱虹竟然出现在《长城画报》封面,印证了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一家亲的说法。

1952年成立的新联更摆明是个左翼电影组织,由新中国直接投资,负责领导的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后来交给陈毅、廖承志等人管理 1956 年,当时身为香港《文汇报》编辑部主任的廖一原,也出任新联的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甚至以“中间人”的身份申请调动总理处的资金到香港,买下南华和银都两间戏院来播映“正派”电影1960 年代的《七十二家房客》是新联最成功的制作之一,将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住屋问题“相提并论”,成功地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共鸣。

1960年代末香港电影逐步走入低潮,1973年邵氏委任楚原导演重新拍摄《七十二家房客》,使开始衰退的港片重获新生。《七十二家房客》在新加坡同样深受欢迎,是当时社会的写实版。


(《七十二家房客》,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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