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28, 2014

取舍之间

曾经跟政府有个约定


陈秋华的《保校》(联合早报2014-3-23)提起“六小学合并成三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80年老校侨南小学校名不受保留。侨南校友会就此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有一次对话的机会,重审当年保住校名的“约定”。

侨南学校跟新加坡政府有什么旧约定呢?

在政府施行国民型教育政策下,新加坡的华校生骤降,侨南跟许多华校一样,收生人数不足。在校董无法筹足经费,面临关闭的命运下,只好跟政府酌情商议,将原来由民间创办的辅助学校交给政府,成为一所政府学校,条件是保留“侨南”校名。
(侨南公学,1952年。图片来源:Singapore school memories

1980年代,政府在刚开始发展的淡滨尼新镇(Tampines)设置学,侨南获得新生,从巴耶里峇(Paya Lebar)搬迁到淡滨尼。不过,一路来侨南都无法像附近数间抢手的学校那样年年爆满,30年以后再度因收生人数不足,面临另一场学校合并和易名的“常态”。

学校合并和易名为常态,是因为这许多年来,尤其是当年的华校,在官方的资源整合下,已经消失在新加坡历史中,久而久之已经叫人习以为常,只是扼腕感叹三声了事。

当校名在名册上抹去的时候,所抹去的是学校与学子的感情线,这是只看法理数据,不看情义内涵的新加坡政府和精英官员所难以体会的。

“教育部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直接与校友会联系并协商、探讨其他可能性就定案,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像侨南这样历史悠久、桃李满狮城的学校,在处理上是否应该更具人情味一些? 

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侨南校友会主席)林永强说,当初他与另外三名友人成立校友会,就是因为有此隐忧,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校友之力保住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侨南从创校至今曾多次努力尝试保校,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先贤对办学的坚持。它除了接受学校成为政府学校,也曾多次主动要求教育部让侨南搬迁以改善收生情况。” 

 ---陈秋华(联合早报2014-3-23)

关于通过校名来保留一代学子所凝聚的情意结,使我想起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文中提到 1980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牛车水一带的居民逐渐离开多年来生活的地方,搬迁到各个组屋区去。养正、直落亚逸与伯城三所小学合并”,当时有校友提出异议,说所就读的直落亚逸小学因学生人数不足,从原来的上下午班制减为只有早上班,之后因为人数确实太少而关闭。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是当年的华校生的高风亮节,因此学校在没有同校友商讨下合并,在所谓合并的过程中其实被并吞,校名不复,是有心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

博客白马非马以他一贯直爽的作风,在《建国”兮“保校”兮皆是云烟提出由南大延伸的现状:
《侨南小学》收生不足,正宜功成身退,而校名也将永驻历史,这就是历史资产。这个世界,兴衰是等闲事。《侨南小学》和《励福小学》合并之后的校名,当然还可以商榷。但是,说到校名就是宝贵的历史资产,那么《励福小学》何尝不是呢?


学校没有了,“软实力”也就“一笔勾销”  这又让我想起了《南洋大学》的遭遇。消灭《南大》之前,搞的就是“合并”的动作。《合并》的最终结果,一所举世无双的中文大学就像烟云一般地消逝无踪。《南洋大学》没有了,那么还会有《南大》的“软实力”的“南大精神”吗?”

---白马非马

合并、并吞、除名、消灭,这种种商场术语都在教育界用上了,我们“有幸”在政治与经济模式主导下,见证了教育如经商的现实。

慧剑斩情丝?


侨南因为换了主子,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主仆关系下,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幕,倒使我想起自己启蒙的母校在新加坡史上蒸发的吊诡的过程。

端蒙在1906年招收第一批新生,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创校的过程跟早期的其他华校相似。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还郑重其事,跟南来视学的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商谈办学事宜。

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学校旧观

端蒙最初的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间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端蒙也在1924至1967年间在小坡设立分校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端蒙跟其他市区与边缘的学校一样,在市区重建的大环境下,从19601970年代的高峰期迅速没落,各年级只能开两三班,每班约20来人,而且半数是马来与印度籍学生,以及部分印尼学生,基本上传统华文中学的精神已经消失。


(端蒙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还穿着清朝的服装)

综合多方面的讯息,当时政府的方针是将所有政府与辅助学校搬到市区外,端蒙的校址在市区边缘,也是义安公司的所在地,当时义安公司的地契即将到期,根据城市规划方案,这块地段必须充作商业用途。政府给予两项选择:

1. 如果坚持在原地办中学,政府只好回收此地段,另外发展。
2. 如果同意将学校搬迁,而原地转型为商业用途,政府可以支助在新镇建校。

我们大胆推测,义安公司创办了义安小学和义安理工学院,没了中学,整个教育体系就会出现断层,对不起祖宗。因此,办校还是势在必行,只是在于如何办。

如果将端蒙迁移至政府配给的淡滨尼地段,除了义安公司内部可能已经出现的帮权之争外,还有必要考虑如何安顿现任教职员,过渡到新学校。

关于端蒙与义安公司的关系,如果不是义安公司在1950年代接管学校,它也可能像许多当年的民间华校一样,要不就双手交给政府,一夜间转型为政府学校,要不就因经费问题而收场。跟由义安公司直接拨款创建的义安小学(前义安女校)和义安理工学院(前义安工艺学院)相比,端蒙只是义安公司认养的外甥,没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就一贯的新加坡式思考而言,义安公司已经尽了40年的责任,没有义务为了外甥,继续惨淡经营下去。

当时的义安公司可能也考虑到教员的士气,末代校长甚至被学生拍着肩膀直呼其名,名符其实的“打成一片”。在这种气候下,端蒙英名渐逝,如果继续沿用端蒙这个校名,可能难成大器,因此决定将原校关闭,另起炉灶,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从小学到大专一脉相承。

根据当时任教多年的教职员的反馈,义安公司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学校的命运,也没有酌情讨论过续约到新校上课,所采用的是一种霸道的、一刀两断的处理方式,情形跟现在的侨南学校合并除名类似。

端蒙原址除了继续用作义安公司办公室外,义安公司并没有舍弃这里本来就是办教育的地方的考量,跟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合作,办校外大学,主要是商业管理学士与硕士课程。校舍也成立文物中心等,在某个层面上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也满足政府对商业地段的需求。


(现在的义安公司外观。图片来源:义安公司网站

当然,整个“保校保地”的处理环节还是备受争议的,虽然地是保住了,但所谓的保校并没有真正的保校,抹去的正是88年前先民创校办校,以及秉承先人遗命,任劳任怨的教育家延续前人使命的时代精神。或许在义安公司眼中,义安中学延续的是端蒙的脉搏,但在校友眼中,这等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年一度燕归来,遗憾中怎么向毫无感情记忆的义安中学认同?

2001年,端蒙原址附近的南侨中学(前女中)也面对同样的保校或者保地的命运,福建会馆决定让南侨继续生存下去。迁至盛港后,经过一番努力,已成为一所办得有声有色的“传统”中学。

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教育环境又随着新加坡政局而出现新变化,树人的传统教育方针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如果当年的决策者能够集思广益,也许端蒙就像南侨一样长存。

有了前车的借鉴,我希望侨南学校不会步入端蒙的后尘。

Friday, March 21, 2014

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

汤申的《大草场》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有好些殖民地时代的画作,记载了某时某刻的新加坡景观。其中一幅是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在1851年完成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反映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眼中的新加坡风貌,同时惯性地表扬了殖民地政府的功绩。

顾名思义,《大草场》的主题是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景观,当时政府大厦还没落成,一眼望过去,福康宁山、保存至今的亚美尼亚教堂和周遭的风景线一目了然。19世纪中旬的新加坡洋人区原来是这么漂亮,和睦升平的地方。


(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1851)

虽然画中人同处一片青草地,但各族群有各自的生活,还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洋人玩棒球、骑马坐马车,高高在上;上身赤裸的印度人原是囚犯,动作怪异,有被丑化的迹象,他们被派到新加坡来建屋铺路,表现好的从此脱离牢狱生活,甚至在新加坡安家;华人一身清朝装扮,梳着辫子;有个马来海人(Orang Laut)的家庭在画中央,其中一个男子蹲在草地上,蹲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于来自中东的商贾则围在角落,交换商业情报。

画中坐在双马车上的贵族可能是当时的总督William J. Butterworth 和他的妻子,前方穿着白衣拄着拐杖的洋人可能就是画家汤申本人,汤申右手边的马来人是他的英文老师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文西阿都拉曾经当过莱佛士的秘书。

画中最凸显的还是洋人,洋人身为统治阶层,生活尊贵,就是不一样。


海峡时报编辑John Cameron 在1865年写道:每个星期中有两天可以看到洋人、马车、行人、棒球手、洋小孩等聚集在大草场...妇女一般上都不许参与户外活动,但至少她们可以在草场上散散心。...

"But there are two evenings in the week when the whole European community may generally be seen upon the esplanade, whether or not they may be fives or cricket-players, and these are band evenings...The chains which protect the green or ordinary occasions are on these evening let down, and carriages, horsemen and pedestrians are alike admitted to the greensward. Gathered around the band in a tolerable broad circle are the beauty and fashion of the place. The ladies, to whom almost all other outdoor amusements are denied, partake at least in this...The pretty pale-faced European children too may on these occasions be seen tripping about in playfulness..." --- John Cameron, editor of The Straits Times

汤申是一名英国籍工程师,画得一手好画,后来移居到纽西兰。新加坡加冷河上的第一座桥梁、白礁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实龙岗路的前陈笃生医院(现在的广惠肇留医院里头的一层楼建筑)、麦里芝蓄水池的设计等都有汤申的贡献。

刘抗的《国庆日》


另一幅题名为《国庆日》的油画是刘抗在1967年的创作,跟汤申的油画同样以大草场为题材,但超越了百年的时空。刘抗是南洋画派的开山鼻祖,曾经在上海和巴黎学画,是新加坡第一代画家,毕生致力于美术与教育。

《国庆日》不见阅兵步操游行表演,只是在气派庄严的高等法院和政府大厦前换个场景,五彩缤纷的锦旗在风中飘扬。画中依旧看到和谐升平的新加坡景观,各族群有各自的生活,只是大家都不坐马车,而是在路面上行走寒暄。

在新加坡独立两年的那一刻,可能画家对国家的未来有个憧憬,心怀新加坡梦,以《国庆日》作为献给国家的贺礼,期望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快乐地生活,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


(刘抗《国庆日》,1967年作)

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只是一个愿景(vision),就如建国总理曾经说过,许多人也同样说过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当你身处高位时,所受到的礼遇也不一样,比如住院不需要睡营帐睡走廊,$8就能动心脏绕道手术(许文远当卫生部长的时候说的),出席什么活动时,最起码也有个“保留车位”(reserve lot),全场起立拍掌欢迎等,官样场面做到十足。

林瑞莲的“建国感言”


当我们回头看看1960年代的旧照片,感觉是那么的震撼。比如最近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国会辩论建国一代配套时,出示了一帧照片,她的父亲(Lim Choon Mong)在军营向时任总理李光耀作简报,李光耀穿着T恤短裤,轻装打扮,怎么看都不像“老总”。

林瑞莲说,当时李光耀经常穿着短裤,跟他的家人到各军营参观,也许当时的工作文化很不一样,很少讲排场讲仪式。

“I have seen old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of my father giving briefings to then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who used to visit army camps with his family dressed in shorts; these photographs told perhaps of a different working culture then, with little time for pomp and ceremony.”
—Sylvia Lim, Parliament speech, 3 Mar 2014

1960年代,林瑞莲的父亲(Lim Choon Mong)在军营向时任总理李光耀作简报,李光耀穿着T恤短裤,轻装打扮,怎么看都不像“老总”。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60年代,林瑞莲的父亲(Lim Choon Mong),轻装上阵的李光耀,柯玉芝(李夫人)和李玮玲(千金)。图片来源:工人党网站

最近工人党阿裕尼市镇理事会跟政府有许多正面冲突,甚至跟环境部的
维文部长就小贩中心清理事件结怨,现在被环境部抓住把柄,就商联活动控上法庭,四月份在法律上见真章。林瑞莲的“建国感言”,通过感性的手法,将粉碎殖民地政府以阶级来分化国人的旧日新加坡带入“第一世界国会”,或多或少含有适度和解的意味。

无阶级分野的乌托邦


新加坡走过五十年独立之路,生活消费、基尼指数、精英草根、笑贫凌弱等对立的社会风气在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中滋长,能说没有阶级之分吗?其实这一切都是阶级分化,只差在今天的马路上没有1851年汤申的年代的马车。


(新加坡红灯码头海岸线:繁华的背后所谓无阶级分野的精神层面只是个乌托邦)

无阶级分野,人人平等的世界是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

19世纪,德国人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熟读欧洲伟大帝国的盛衰,跟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后来还由恩格斯帮他完成了《资本论》。大同世界曾经主导了世界政治思潮,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士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

《礼记礼运》早已记述了古人理想中的无阶级大同社会状态: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清末支持保皇派,后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通过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来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产业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

同样清末支持光绪变法维新,但选择就义的谭嗣同年轻时周游大江南北,熟知民间疾苦,社会积弊,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

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如今回望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社会的20世纪,共产主义大国已经变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时代已经不留痕迹,大同的色彩跟乌托邦一样遥远。

回头看刘抗的画作,人人平等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汤申则比较务实,阶级的分野永远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是换了形式,换了时代,换了演员。

相关链接

Friday, March 14, 2014

体育场上的“阿呢”

体育城(Sports Hub


一座庞然的圆穹顶建筑物屹立在加冷河畔独立桥边,那是接近完工的“新”国家体育场,建于“前”国家体育场的原址上。官方资讯表示兴建计划因金融风暴而拖延,拆除重建的日期从原本的2007年挪后至2010年。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外观。Dec 2013)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鸟瞰图。图片提供:蔡冲)

国家体育场是新加坡体育城的旗舰皇冠,跟前国家体育场相比,同样可容纳55,000人,新卖点是310米宽,约78米高,机械液压开关的圆穹顶,可以引进阳光,也可以为运动员和观众们遮风挡雨。体育城还设置了图书馆、博物馆、水上乐园、表演舞台等,相信会打造出另一番人文景观。

国家体育场通过俱乐部的营运方式,将1500个特别位保留给会员,62间行政套房(executive suites)保留给赞助机构,估计年收入2000万新元,用来资助日常运作。这个经营模式类似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内观。2014年3月。图片提供:蔡冲)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最近在国会财政预算辩论时表示新加坡体育城大致可按原定计划在今年4月落成,也就是数个星期后,至于工程较复杂的国家体育场则要延迟数星期才能竣工,负责承建体育城的体育城私人有限公司(SportsHub Pte Ltd)需要更多时间来测试体育场的可伸缩屋顶和可移动座位。黄循财表示,国家体育场到时必定能完工,在621日迎来第一场国际橄榄球赛(World Club 10s Rugby)。

回想不太久以前的2010929日,屹立在加冷河畔37年的前国家体育场开始拆除,五个月后,加冷的地标被夷为平地,兴建时所使用的三十万包石灰,三百万块石砖和四千五百吨钢铁都化为废料,正式让贤给体育城。至于埋藏在前国家体育场的时间囊,早已被人遗忘,当某某人想起曾经有个时间囊这回事时,时间囊已经找不回来了。

(“前”国家体育场。1990)

(拆除中的“前”国家体育场。2010年9月)

国家体育场是“赌”回来的,没有博弈便没有国家体育场。1968年新加坡博彩公司(Singapore Pools)成立,为兴建中的体育场筹集资金。新加坡大彩(Singapore Sweep)和多多( TOTO)的收入支付了约一半的建筑费用(总费用约五千万元)。赌博的张力造就了一个给国人缔造许多共同回忆的国家体育场。

4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增添了云顶和金沙两个世界级赌场,每年的盈利税收相信超过4亿元,数年累积下来的入息已经足以撑起整个体育城的建造费(13亿3千万新元)。

金牌“阿呢”


兴建这么庞大先进的地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少不了印度客工。估计目前在新加坡领取工作准证的印度客工超过十万人,我们习惯称呼这群兄弟为“阿呢”(Ah Neh)。阿呢走着先人的足迹,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无非是为了求财讨生活。

1819新加坡走入近代史以来,印度客工已经穿梭于新印之间。根据1824年的记录,当时新加坡有756名印度人,占总人口的7%。此后多年来,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口都介于7%9%左右。

阿呢就像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先辈一样,凡是出卖劳力的蓝领工作都有他们的踪迹,几乎是无所不能。

行家透露,建造体育场那个机械化的圆穹顶最考功夫,钢管支柱一根根吊上高空,校准后必须日以继夜的蹲在高空中焊接,一呆就至少四五个钟头才能够休息,别的不提,单是如何解决大小便就有得想象了。

再来就是装置开关穹顶的机件,必须非常精准,除了装配功夫外,还动用了从美国和德国入口的专门器材来进行精密的检测。今天的新加坡技工、外地如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客工都无法负荷这种耗时耗体力的工作,能做的只剩下阿呢。

至于在建造体育场时,阿呢还能像耍杂技般飞岩走壁,甚至从70米的高空从天而降,您见过没?

阿呢70米的高空垂降。
原视频来源:蔡冲。此视频由此博客版主浓缩

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在视频上看到午餐时间到了,阿呢沿着绳索垂直滑行而下,在国家体育场迎来第一批观众前,先来一段空中竞技时,只能以目瞪口呆、胆颤心惊来形容。

这类“高空垂降法”(Rappelling, Roping)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军人如突击队(Commando)和守卫兵(Guards)所使用的作战技巧之一,军人从直升机上通过吊索滑行而下,垂直高度约六层楼,也就是15米左右。除了专门训练之外,个人也必须有一定的胆识,克服惧高症,并做足安全功夫。阿呢的垂降功夫比阿兵哥还高出四至五倍。

(离地约70余米高的支柱上的阿呢。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将绳索绕过屋顶的支柱,准备垂直降落。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第一个垂直降落的阿呢。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在半空中。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安全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从家乡来到异地,无非是为了讨生活,即使捞够了肥水,回到老家可以当地主养老,也大可不需要如此搏命。

以我最基本的非专业考量,这类高空垂降的后果可能是粉身碎骨,是属于高风险活动,因此现场的支架、固定方式、绳索的力道、个人技巧、即时身体状况等都必须通过严谨的安全评估。

(这位穿深蓝色工作服的阿呢垂降的速度奇快。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在垂降中。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即将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在这个工程已经拖延,必须最后冲刺的非常时期,我希望:(1体育城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做足功夫,除了为阿呢提供“军训”外,也已经专业审核了高空垂降的做法,并将相关风险降到最低,属于正常作业的范畴;(2)负责监督的体育理事会明白此作业程序,并履行了监管的责任;(3)这两三年来频频曝光的人力局已经评估过高空垂降的安全层面,核准此作业流程。

体育城完工后,阿呢何去何从?可能有一条专业化的出路,就是去当军警。阿呢身手敏捷,又有胆识,又有力气,穿梭时空何等闲,监控小印度暴动之类的作业绝对难不倒他们,应该外包得过。

还有,当我们在世界级的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内观赏掀开序幕的橄榄球赛、新加坡华乐团表演、周杰伦演唱会、新马足球友谊赛、国庆庆典等活动时,别忘了给无名的阿呢感激的掌声。

相关链接:

Friday, March 07, 2014

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爆炸案-1965年3月10日

重提往事


周日的乌节路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Orchard Road)人来人往,49年前(1965年)在此地发生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已经为人所淡忘,不过却在201426日农历新年人日当天旧事重提。


乌节路麦唐纳大厦,2014

事因印度尼西亚接收从汶莱低价买过来,再由英国BAE船厂改装的三艘护卫舰,其中一艘护卫舰命名为KRI Usman Harun(船号359),“Usman” Osman Haji Mohammed Ali,奥士曼和 “HarunHarun Said,哈仑两名“杀人犯”的名字。


1965310下午307分,奥士曼和哈仑在麦唐纳大厦这座纯商业大楼放置了一颗25磅的计时炸弹,造成三死三十三伤,三年半后被送上绞刑台。被炸死的三人是留下六名孩子的汇丰银行经理的私人秘书朱苏茜(Elizabeth Susie Choo36)、父亲早年在日本人手下惨死的女助理秘书吴慧君(Juliet Goh Hwee Kuang23)和送院两天后不治的马来男司机(Yasin Bin Kesit45)。

(留下六名孩子的汇丰银行经理的私人秘书朱苏茜Elizabeth Susie Choo36。
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女助理秘书吴慧君Juliet Goh Hwee Kuang23
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送院两天后不治的马来男司机Yasin Bin Kesit45
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两名涉案的军人被控上法庭,在新加坡高等法院(196510月)被判处死刑;他们上诉到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经过三司会审后(196610月)维持原来的判决,最终上诉到英国枢密院(UK Privy Council 19687月),但依旧维持原判。


(英国枢密院(UK Privy Council 19687月)维持原判)



对我而言,发生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的时候还不懂世故,只知道当时大人们脸色凝重,绘声绘影,七嘴八舌中,依稀听到什么炸弹、什么爆炸,还要成立自卫队。我和我的小邻居则拿起玩具剑玩具枪,进行演练,要保护一家大小。至于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那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马印对抗


马印对抗(Konfrontasi1963-1966)是一道历史的伤痕,对于印尼不顾及邻国和受害人家属的感受,挑起第二度伤害的做法,新加坡外交部长尚穆根向印尼外交部长马蒂(Marty Natalegawa)传达新加坡的不安。紧接着,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以及国防部长黄永宏致电向印尼政治、司法及安全统筹部长苏延多Djoko Suyanto和国防部长普诺莫(Purnomo Yusgiantoro)表达关切,认为这将揭开历史的旧伤口,更引起新加坡民众质疑印尼的动机,因此吁请印尼慎重考虑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以及这件事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重新决定是否要以这两个海军人员名字为军舰命名。

另外两名军人出身的部长陈川仁和陈振声竞相呼应,陈川仁以自己的父亲的经历来阐述他对这起事件的感受,如果父亲当天不是因病请假,可能已经成为爆炸案中的冤魂。陈振声则通过2014年新加坡航空展这个平台,表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为了维护民族主义或政治利益,不惜挑起历史仇恨,企图转移国内人士的视线来缓解民众的情绪。言外之意,无非是针对印尼。

不过陈振声这番话,印尼将领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听得到,因为新加坡已经临时撤回对印尼武装部队海军参谋长和百人代表团出席新加坡航空展的邀请,至于其他高官如印尼国防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参谋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也决定不出席新加坡航空展。

印尼政治、司法及安全统筹部发言人巴纳斯(Agus Barnas)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高调回应:“印尼海军有权以成熟的方式加以考量如何追封英雄,让他们的英名通过一些军舰流芳百世,如同其他英雄一样。”

巴纳斯这番追封英雄的回应等于把恐怖分子当作英雄,扭曲正义,就如日本歪曲历史的真相,把战犯神化一样。这种肯定杀害无辜平民的做法等于公开包庇恐怖主义,鼓吹暴力,甚至等于默认回教祈祷团近期在峇厘岛(2002)和椰加达(2009)干下的暴行是合法的。

印尼外交部长马蒂则比较理智,表示以OsmanHarun的名字为其中一艘护卫舰命名是完全“没有恶意,没有不良动机,也没有包藏祸心”。他表示可能双方在沟通上产生误解,现在应该沉淀下来,继续前进

尚穆根回应,认为马蒂表示印尼谅解新加坡的处境,也同意为战舰命名时缺乏敏感度,这是一番很有建设性的谈话。

到头来,护卫舰依旧命名为KRI Usman Harun,国与国之间已经在正当的外交环节上,互相交代了彼此的立场,也互相说了该说的话。新加坡已经郑重其事,说不会跟KRI Usman Harun同行,也不会接受这艘战舰进入新加坡水域。两国的40年国防进程在缺乏互敬互重的情况下开倒车。

如今麦唐纳大厦爆炸事件重新告一段落,我们重新审视这起军舰命名事件,为什么奥士曼和哈仑会重新浮台,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政治含义?新加坡是否反应过敏?风吹皱一池春水后,我们该如何消化这起事件?

Osman Harun Sutomo John Lie


三艘护卫舰除了KRI Usman Harun外,另外两艘命名为KRI Bung Tomo(船号357)和KRI John Lie(船号358),分别纪念SutomoJohn Lie Jahja Daniel Dharma)。

三艘护卫舰命名为KRI Bung Tomo(船号357),KRI John Lie(船号358),KRI Usman Harun(船号359)。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1945日战结束,Sutomo在东爪哇泗水(Surabaya)的战役中率军对抗英荷联军。泗水之战有强烈的战略意义,它鼓舞了印尼人民不畏强权,争取独立的雄心。四年后(1949)印尼成功摆脱荷兰的统治,成为独立主权国。

John Lie则是名印尼华人,日战结束后加入印尼海军,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他突破了马六甲海峡的封锁线,私运武器入印尼,对抗荷兰,后来升任海军总司令,以将军的军阶退役。

Sutomo John Lie都是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跟殖民地军队交战;至于在乌节路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的奥士曼和哈仑,虽然同样是海军陆战队员,但他们在苏卡诺政权下,偷渡到新加坡,向新加坡的平民百姓施暴来反对新马合并,在“敌人”和“干案”的出发点上都截然不同。虽然奥士曼和哈仑都被印尼当局追封为民族英雄,但是对马印对抗时代的无辜平民而言,他们的做法跟现在的恐怖分子如出一辙。


乌节路麦唐纳大厦爆炸案是马印对抗时期(1963-1966),印尼对新加坡最严重的攻击,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三名平民受伤。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奥士曼和哈仑都被印尼当局追封为民族英雄,图为他们的遗体被运回椰加达,在街头游行至卡利巴塔英雄公墓。19681018

印尼的政治一般决定于国内局势,而不是国外因素。这次海军为军舰命名,总体以国家英雄为主题,未必完全针对新加坡,但从新印双方交涉的内容,不排除两国国防间可能已经互有心病一段时日。加上今天的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日益蓬勃,很多印尼人对国家感到自豪,使到当地的民族主义升级, 例如印尼商人提议在新加坡人常去的峇淡岛树立奥士曼和哈仑的塑像就是一个例子。印尼在20144月有国会选举,7月是总统选举,各个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会根据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来走下一步棋。

新印共同的历史


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认为马来西亚只是英国的傀儡,加上加里曼丹(婆罗洲)北部的砂劳越、沙巴和文莱都归入马来西亚计划的范畴,背后有英国政府撑腰,严重威胁到印尼扩张势力,成为马来群岛老大的意图,因此发动马印对抗。直到1966年,苏哈多(Suharto)掌权,接受马来西亚,马印对抗才告一段落。

印尼军舰命名之事牵涉到新印之间一段共同的历史,双方出发点不同,英雄与恐怖分子之间只差一线,不过在1973528日,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卡利巴塔英雄公墓(Taman Makam Pahlawan KalibataSouth Jakarta)献花那一刻,两国已经为这道伤痕画上句点。


(19735月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卡利巴塔英雄公墓(Taman Makam Pahlawan KalibataSouth Jakarta军人墓前撒花。照片来源:联合早报)

1970年至1974年出任驻印尼大使的新加坡前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安排李光耀和苏哈多首次会面。 李光耀访问印尼前,问他如何才能成为苏哈多的朋友。由于苏哈多是个道道地地的爪哇军人,爪哇人相信到死者墓前撒花能够安抚亡魂,于是李炯才建议李光耀首先穿上印尼的巴迪服装,向苏哈多表达他的善意,接着到埋葬印尼战士的卡里巴塔英雄坟场献花,同时到两个被新加坡实施绞刑的军人墓前撒花。


李炯才回忆当李光耀在两名军人的墓前撒花时,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鲁克米托感动得流下眼泪,苏哈多也非常高兴。苏哈多在为李光耀举行盛大国宴时,有一只蝙蝠飞进大厅,华人和爪哇人都相信蝙蝠是吉祥之兆,蝙蝠蝙蝠,遍地是福。隔年,苏哈多造访新加坡,新印两国终于摆脱历史包袱,跟往事干杯,成为朋友。

李炯才指出当年安排李光耀在两名军人的墓前撒花,是新加坡以大气度来表示“我原谅你”,而不是认同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的行为。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发生时正处于新马合并时期,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五个月后,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苏卡诺以此为由,借机“证实”马来西亚是英国傀儡,只是让英国继续殖民地政策的说法。


早在196212月新马合并前,对抗行动已见端倪,一小群由印尼政府支持的自愿特工袭击文莱,但被英军制服。19631月,印尼外交部长Dr Subandrio 提出“konfrontasi”(对抗)这个字眼,意图阻止马来西亚的成立大计。隔年,印尼武装部队正式参与这项行动。

马印对抗期间,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在“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下,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与武装对抗行动。印尼多次派遣特工潜入新加坡,展开以平民为对象的攻击行动,也派出伞兵空降拉美士Labis,柔佛州昔加末的第二大城市),並派军登陆笨珍、麻坡、哥打丁宜以及东马等地,不宣而战。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一个月后,在Fort Road与Meyer Road交界处负责看管加东公园的看守员的住家遭印尼特工炸损,所幸没有人命伤亡。图片来源:NAS 15 Apr 1965 )

在马印对抗的大前提下,新加坡身为马来西亚的一州而遭受池鱼之殃,但还是顺应1967年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多的要求,释放了其他45名参与马印对抗的印尼军人,其中两人在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后一个月内再度引爆炸弹而被判处死刑,但由于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两人同样获得赦免。这是出于修补两国之间的裂痕的考量。

至于造成人命伤亡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在19681017日被送上绞刑台,新印关系急转直下。他们的遗体在隔天被运回印尼时,受到上万名印尼民众英雄式的迎接,苏哈多追封他们为国家英雄,并赐予Bintang Sakti,是最高荣誉的军事勋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45名获释的军人和其他许多特工虽然同样参与武装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名列英雄榜。

(在马来西亚西海岸Sungei  Kesang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AWM 1964)

(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AWM c.1965)


前三军总长朱维良(Winston Choo)回忆,在马印对抗时期,新加坡曾经派遣了第一和第二步兵营(1 SIR2 SIR),分别到沙巴南部的塞巴缔克岛(Pulau Sebatik)和哥打丁宜(Kota Tinggi)跟印尼军人交战,当时他是第一部兵C连第11排的排长。第一部兵营成功执行任务,第二部兵营则没那么幸运,花了整个星期找寻89名入侵者,后来有一个小组在休息时被敌人袭击,八人死亡。

参与马印对抗的前2 PDF司令官吴来春(Goh Lye Choon)在口述历史中提到他年轻时在2 SIR当排长,被派到前线跟印尼特工面对面的经历。他的母亲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可以喝一口水压惊,后来他明白了,因为这一口水可以把体内上升的气体往下压,起着舒缓的作用。当他在哥打丁宜森林第一次面对印尼军人时,对方向他开火,他紧张地躲在树后,想起母亲的话,取出水壶喝下一口水后,果然有镇定的作用,随后再跟对方驳火。

当他看到2 SIR的战友被印尼特工砍成两段,没有头没有脚,高度腐烂的碎尸在哥打丁宜河面漂流的那一刻,爱国情绪格外澎湃。

吴来春的战友Daljit Singh 是第一个杀死敌人的新加坡军人。他第一次跟印尼军人面对面时,紧张得拼命开枪,将所有的子弹都瞄准对方。回到基地时,还不断地喃喃自语,说“我杀了人,我杀了人”。


(在新加坡Pasir Panjang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NAS Dec 1964)

哥打丁宜河:89名印尼特工在哥打丁宜出现,2 SIR的一组军士在执行任务时遭埋伏,八人死亡,碎尸在哥打丁宜河面漂流。图片来源:NAS Nov 1964

前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的口述历史提到虽然那时是对抗时期而不是战争,但印尼却阻止商品输入新马,两国人民交往也大费周章,必须兜一大圈,先乘机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飞去印尼,回程亦然。1974年,新加坡派遣一支54人组成的文化亲善团到印尼作十天访问,双方的商贸才逐渐正常化。

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何惠珍追述当时她的阿公有间制面厂,制成品主要输往印尼,在马印对抗的大时势下,断了出口的财路,制面厂就这样倒闭了,当时还有许多面对相同困境的小企业。

邵氏机构邵逸夫在新马打造马来电影王国,十年内拍了260部马来电影,印尼是个主要的市场。马印对抗终止了马来电影王国的美梦,邵氏迁出新马,专心在香港拍摄中文片。

是否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当时两名被捕军人提出上诉,辩解说他们是在执行军事任务,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是战俘而不是刑事犯,因此必须受到保护。在法律上该如何解读?

英国伦敦枢密院的报告指出(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U.K.), 29 July 1968),310日上午11点,两名身穿便装的印尼海军陆战队员从爪哇来到新加坡,下午307分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他们在事发三天后逃亡时船只翻覆,在海中被救起时同样没穿军服,一会儿说自己是渔夫,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农夫,并没有承认自己隶属于最高行动司令部(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此外,他们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是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与战争无关。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现场。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麦唐纳大厦炸弹引爆后,警察封锁乌节路。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根据国际法,任何武装部队人员身穿平民服,在平民从事与军事无关的工作的非军事建筑物引爆炸弹,是完全违反战争法规的。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并不是战俘。

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这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员的行动都是针对平民,是恐怖分子的运作方式,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含任何灰色地带。


(印尼特工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图片来源:NAS Dec 1964)

1968年新加坡军事力量薄弱的小国,顶着冒犯印尼这个大国的压力,处死两名印尼军人,表现了新加坡的骨气,在外交政策上意义深远。如果同意释放这两个“杀人犯”,非但没有还三名罹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一个公道,还等于向大国臣服低头,即使受到严重伤害也还是唯命是从。以新加坡小小的国土,几乎所有建交的国家都是大国,如果在独立初期就起了被大国摆布的先例,以后的路将会举步维艰。

整起军舰命名事件就如许通美教授所说:“我们的领导人向印尼政府表达失望和不满是正确的举措。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历史记录和体制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中记下这个不友善的举措,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个事件破坏我们与印尼之间的积极议程。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罹难者之一的朱苏茜女士的葬礼。图片来源:NAS 12 Mar 1965

撇开新加坡是印尼的第二大经济投资国不提,在人道救援方面,新加坡一向来义不容辞,例如20041226日的南亚大海啸,印尼亚齐省(Bandar Aceh)首当其冲,新加坡海军当时有一艘登陆舰(Landing Ship Tank)在亚丁湾执行任务,但还是派出剩余的三艘登陆舰在第一时间运载装满三艘登陆舰的物资,执行人道救援,比印尼、美国等军队还要早。印尼有必要为军舰命名而牺牲两国的友好关系,牺牲道德责任吗?

我跟一些现役正规军人讨论这起军舰命名事件,他们普遍觉得新加坡政府反应过敏,没有顾及到印尼的政治现状,尤其是大选前的敏感性,到头来只是双方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往深一层想,天地有正气,在此时此刻,谁都没有必要挑起沉重不安的情绪,可是为什么新加坡偏偏必须是接受的一方?原谅和遗忘是不同的两回事,我相信这正是对历史的情感与诠释的差别所在。

2016年2月28日注:
1970年至1974年出任驻印尼大使的新加坡前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促成了印尼和新加坡的和解。李炯才于2016年2月27日病逝,享年92岁(19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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