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5, 2012

从"法国大革命"到"六四" - (1)

17897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年内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体制瓦解,走向共和。84日,法国废除封建制,826日通过人权宣言,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铺设了新的普世价值的基石。

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因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

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

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五条、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八条、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第九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二条、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第十四条、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第十五条、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第十六条、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第十七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法国大革命,走向共和,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早了122年。这一百多年间西方还经历了另一场工业革命,科技迅速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中国则处于已经停滞数百年的阶段。孙中山总结西方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在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中指出“中国领先美洲和欧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主哲学….. 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孙中山:三民主义)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胡耀邦逝世恍如一场历史的邂逅,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数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普遍提出经济改革外,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并在数日内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1989年,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刚死去的胡耀邦举行追悼会,后来演变成六四事件)

抗议示威活动从415日开始至64日结束,持续了七个星期。中国政府为了尽快结束抗议活动,动用了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军民冲突下造成人命伤亡。官方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中国红十字会一度宣布说,平民的死亡人数为2600人,但后来又收回了这一说法。

(哭泣的母亲)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

紀念六四成为大中华圈(中国除外)、美国、澳洲等地华人的常年活动。六四已经进入第二十三个年头,它的持久性或许是当代新加坡人所难以理解的。对纪念“六四”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道义,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良知,也是一种坚持;它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代表着人类永恒的价值。如果把整个六四精神推前,它所坚持的,是否相等于法国大革命促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信念?以及后来发生在中国本土的辛亥革命的诉求?

Friday, May 18, 2012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印象派画作

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是流星,瞬间并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
---几米

那些年曾经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曾经心仪过的男生,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曾经给予你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细细回想,是否还历历在目,能够一笔一轮廓,将一面一场景完整无缺地拼在一起?又或者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雾里看花?

有人说印象派画家大体上都患上大近视,画中人那张脸总是模糊不清,说得难听点叫做没脸见人。201110月到20122月间在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奥赛博物馆的好些印象派画作(梦想与现实Dreams and Reality,19世纪画作)就给人这种强烈的震撼。震撼在于画中的精神应验了人生如画,画如人生,在现实中回顾曾经经历过的人与事,过程都在一瞬间,确实无法像摄影或临摹那样捕捉每一个细节。在现实中,一瞬间已成永恒,若是捕捉不到那一瞬间的永恒,就会随风而逝,以后也无从回想起。

参与八场导览,在不同时间接触不同的访客,交流分享中时间眨眼流逝,很难记起所见过的每一个面容,他日相见也只能似曾相识。既然如此,那一瞬间的永恒到底是什么?是彼此分享观画的感觉的过程中的满足感,因为满足,喜悦油然而生,写在脸上,甜在心里。现在提起那段“梦想与现实”的经验,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政权,迎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推动欧洲各国的民主改革。1792到1853年间,法国又历经三次共和政权的更替,1970年法国向普鲁斯(德国)宣战,却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世事多变的政局,使法国艺术思潮也产生激烈的变动,数十年间产生四次艺术史上重大的运动--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进入印象主义

关于印象主义这个流派,它起源于一个美丽的玩笑。话说1874年4月15日,一群在巴黎的画家展出数年来被官方的沙龙展所排斥的165件作品,其中一幅是印象派大师莫奈(Claude Monet)的作品《日出印象》。展览期间批评家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是一群印象派画家的展览”,于是这群画家就以印象派画家自居。

莫奈(Claude Monet)的《日出印象》

在博物馆展出的莫奈的《撑着阳伞的女人》,访客的意见有高雅、飘逸、静中带动(动的是略带反光的丝巾和长长的裙摆),光线下明与暗的掌握。也有访客对色彩情有独钟,觉得粉红与蓝色是很调和,很有诗意的配搭。的确,在光、影和风的陪衬下,整幅画所呈现的就是艺术“美”。

(莫奈(Claude Monet)的《撑着阳伞的女人》)

英国画家Philip Wilson Steer的《海滩上的年轻女子》构图简单,一位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坐在海边,背着阳光。优雅的仪态,长发随风飘动,细长的影子洒落在沙滩上,衣服与海面同样采取粉红与蓝色的配搭。访客都觉得这女子楚楚动人。英国画家在英国这个更讲究古典艺术与按部就班的系统性作业程序的国家,跑到法国去寻找艺术的灵感,将《海滩上的年轻女子》这类户外的光与影和朦胧美的反传统的表现手法带回英国,除了艺术本身,更需要的是面对舆论的勇气。

(Philip Wilson Steer的《海滩上的年轻女子》)

仔细看这两位美丽的女子,她们都缺少一张脸,更贴切地说那是个一片空白的轮廓。没有脸的人,怎么以美来形容?这就是光与影中让人发挥创意的思维与联想的魅力。

莫奈的妻子卡米尔(Camille)是他的忠实模特儿,坐在沙发上《静思》的时候只有23岁。八年后,卡米尔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患癌《临终》前的一刻,莫奈看着隔着一层白纱的妻子,脸庞从黄色转变为缺氧后的蓝色至死亡前的紫灰色,竟然按耐不住,拿出画笔,将妻子死亡的一刻以大写意的手法描绘下来。卡米尔临终前,竟然还在当莫奈的模特儿!访客说看了这幅画,觉得人的一生很凄凉,在画家眼中,变幻的色彩竟然远胜于一个垂死的亲人的生命。是艺术家的执着吗?

(莫奈,《静思》)

(莫奈,《临终》)

执着的还有梵高(Vincent Van Gogh)。27岁才开始作画,35岁跟好友高更(Paul Gauguin)来到法国南部的城市阿尔(Arles)。阿尔的平安夜应该是很温馨、很感恩的夜晚,两人却发生激烈的争吵,梵高一气之下竟然割下自己的半只耳朵,还将耳朵送给一个妓女。不过阿尔确实令梵高着迷,平均一天完成一幅画作。

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和倒影中的潺潺流水是阿尔迷人的罗纳河畔(Rhone)的《星夜》,梵高下笔的刚劲、短促的弧形笔触和稍微扭曲的线条,似乎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星夜》中的小熊星座是我们常说的北斗星,北斗星的尽头指向远方那一颗为船员导航,却又遥不可及,看得到摸不着的北极星。或许梵高很渴望现实生活中真有北极星,为他指点迷津,但他只能通过很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在油画上发泄那股浓烈的感情。

一年后,梵高画了另一幅《星夜》,这时的星夜已经变得乖戾,漩涡漫天,似乎表达了梵高内心强烈的愤恨与无奈,但又摆脱不了作画的热情。梵高一生只卖出一副画,37岁时开枪结束穷困潦倒的一生。


知音在何处?或许百余年后台湾最炙手可热的绘本作家几米给了梵高中肯的答案:那一夜,满天繁星,我确实你没有喊我。你为什么不喊我?再远,我都听的见....

(梵高,祥和的《星夜》,Starry Night)

(梵高,漩涡漫天的《星夜》,Starry Nigh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或许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春天》会给大家冲走那一股愁绪。《春天》是米勒这位巴比松画派大师(田园画家)晚年之作,好多位访客都以“梦幻”、很有“feel”来形容《春天》。暴风雨来临前那种窒息的压迫感覆盖着左上方,右上角则出现了些许的蓝天和白云。透过乌云的阳光直射在后面一排树丛上,近处树上的花儿已经含苞待放。远方树下一个人影,在整幅田园的构图中显得渺小,是在躲避暴风雨还是寻访春天?乌云上的两道彩虹,给画面增添许多生气,使人生充满希望。请相信有彩虹,心中有彩虹,梦想就会实现。

(米勒,《春天》)

Friday, May 11, 2012

郑和的后代

2012年春季,中国有超过3亿人口“大迁徙”,回家的路途很遥远,火车、公车、翻山、走路,有些全程要数十小时。回家的心情是我们小小岛国,等多十分钟地铁都嫌太长,争分夺秒的群体所难以体会的。

中国境内的春节大迁徙摆到国际版图上,等于移民。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走向东南亚的移民潮。第一次可以追溯到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前半叶。

印尼第四任总统瓦希德(Abdurranhman Wahid)宣称,他的先祖陈金汉是中国晋江人,原为伊斯兰教长老,在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辗转到印尼传道,繁衍至今。瓦希德还曾返故乡寻根。

瓦希德说:“我的祖先从晋江迁移到南方属国占婆(占城,二至十七世纪越南中南部古国),今天柬埔寨的金磅逊。我的祖先有个成员的一个妹妹成为一位公主,她被派往满者伯夷(十三至十六世纪印尼古国),与该国木代国王巴拉威耶五世结婚。”

(明茅元仪编武备志。
占城国、暹罗国、满勒加、淡马锡、苏门答腊巨港、爪哇国、印度古里国等。)

在印尼的两亿余人口中,华人约占六百万,只有百分之三。别小看3%的人口,印尼是大中华圈--中港台以外华人人数最多的国家。2001119日,瓦希德宣布华人农历新年为公共假期,但只属于印尼华人,不是全国假期,内藏玄机,离不开经济实力日渐鼎盛的中国。无论如何,经历过排华的风风雨雨,踏入公元21世纪,印尼华人能够名正言顺地庆祝华人新年,算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后,华人人数最多的回教国家向前迈进的里程碑。

印尼三宝垄 Semarang是以三宝太监郑和命名的城市。郑和下西洋曾数次经过爪哇岛,三宝垄的华人为郑和立庙祭祀,把他当作三宝垄的保护神来祀奉。

印尼三宝垄 Semarang是以三宝太监郑和命名的城市 )

六百年前郑和七下西洋,他千帆竞渡的船队,完成波澜壮阔的远航的壮举,成为世界永远的记忆。这六百年前的光荣与梦想,成为西洋永不磨灭的风景。

不过郑和下西洋,影响至深的还是马六甲。马六甲在中国的眷顾下,摆脱满者伯夷和暹罗的纠缠,全心全力发展成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郑和在马六甲河北岸设立官厂(货仓),所在地就在今天的马六甲古城区,郑和文化馆(Lorong Hang Jebat,陈达生筹建,2006年开幕)就在古城区内。郑和下西洋也促成公元15世纪马六甲苏丹和明朝公主汉丽宝(也有传言说是宫女)的一段异国姻缘。早期的三宝山用来埋葬郑和船队中不幸在异乡死亡的船员,结合了三宝山下三宝庙和汉丽宝水井,后代的娘惹与峇峇,串联成一个温馨的历史故事。


(马六甲河边的郑和馆和隔邻的和记饭园记所在地有大量明朝的出土文物,相信是当年的官厂所在地。)

(三宝山下三宝庙)

(三宝庙内汉丽宝水井)

郑和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或许他也是最出色的CEO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1371年生于现在的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为扫清云南梁王这股元朝的残余势力,调集30万大军进攻云南。两年后明军回京,经过昆阳时,把在滇池边玩耍的12岁的小郑和(马和)与他的伙伴抓到南京。郑和在明朝的皇宫里被阉割后做内宫太监。

郑和从默默无闻晋升为皇帝近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1405年郑和34岁,受朱棣委托,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七次出使西洋,历时28载。郑和每次远航,船队有两百多艘,随行人员两万七千多人,铺天盖地而来。

郑和是个历史人物,三宝公也成为受当地人敬仰祭祀的神话人物。梁启超称郑和为“并时而兴的海上巨人”,孙中山称郑和下西洋为“超前轶后之奇举”。郑和远航,比西方著名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早半个多世纪,开创了中国通往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路。

(模拟的马六甲岸外的郑和舰队)

(模拟的马六甲郑和官厂的繁华)

(官厂就在马六甲河畔,今天的古城区)

关于马六甲官厂,郑和随团通事(通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描述:

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


1433年,郑和62岁,经历过将近一半的海上人生,来不及回到中国,在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古里病逝。郑和是否喜欢这种半生流浪的生活?又或者“出发是我的还乡,漂泊是我的家园”?郑和快乐吗?

(郑和画像)

郑和有后代吗?郑和的长兄马文铭把他的长子马恩来过继给郑和,马恩来后来改姓郑。郑恩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郑万显,一个是郑庭显,子孙后代就不断沿袭下来。目前在世界上郑和的后裔有三支:云南玉溪和昆阳;江苏南京;泰国清迈,人们称为“三支四地”,总人数约400多人。

(郑和在云南的后裔。2010)

已故的郭宝昆先生的代表作《郑和的后代》曾经多次搬上舞台。郭宝昆说:“现代人也越来越自我意识到得与失的脖论。没有失去,就没有得到。得到的是什么,也必然失去的是什么?郑和可以是我们现代人的审查对象,郑和是一盏灯。”

《郑和的后代》并不真是指跟郑和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从广义的层次来看,我们的祖先随着郑和舰队漂洋过海来到了南洋,1435年明朝恢复海禁,禁止民间与海外交往,使到我们的祖先有家归不得,从此落地生根,过了好多代,其中一个家族缔造了印尼第四任总统瓦希德。瓦希德为某种原因寻根,认定是先祖陈金汉的后人,更多人则与当地人融成一体,世世代代后,其实已经无根可寻,就像郑和一生都活在无“根”的世界中。

(印尼第四任总统(1999-2001)瓦希德Abdurranhman Wahid,认定是先祖陈金汉的后人。
陈金汉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

人们在肯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却忽略了印第安人的血泪。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的郑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留下了一份伟大的精神遗产,这个遗产就是要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而不是把快乐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上。

郑和在事业上平步青云,除了被明成祖赐姓“郑”外,还被钦点七下西洋,但他得了“姓”却失去了“性”。 有了事业,却没了“根”,这风光伟业是人们所向往的吗?郑和的后半生,穿梭在繁忙的海上,成就卓越,但是他真正寻找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

附记(11 Jul 2012 联合早报,林冠雄,“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中国明代,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起兵抢夺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事成之后,他要文学博士(官名),著名学者方孝孺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拒绝了他的要求之后,明成祖就灭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上学生),死者多达数百人。

Friday, May 04, 2012

马六甲寻知音 Malacca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因为有太多的朝思梦想,这座或者真实存在,或者只活在心中的城市变得如此熟悉,只有自己才感觉到它的声音、它的味道 在城中,熙熙攘攘的某些年、某些人、某些事 ,纵横交错的时空里,只有自己才能解读出那种层次感和背后的含义。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Malacca 2011)

或许还有另一群人可以理解,可以解读。他们叫做“知音”


每一趟马六甲,都有回家的感觉,有朋友嬉笑说我既然常在马六甲蹓跶,应该在马六甲置业,万一他们路过,也有个免费的栖身之所。


新马姻缘一线牵,一水之隔,共拥多少相同的回忆。至于新加坡跟马六甲的共同渊源,就更久远了,至少800年。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新加坡只有短短的两百年历史,从1819129日,莱佛士登陆那一刻开始。如果说早在800年前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多少会被人说是痴人说梦话,朝思梦想多了,才会出现一个过去式的繁华都市。

(Fort canning and Singapore River. Singapore 19th century. 跟下面马六甲1726年的河口是否神似?)

话说公元七世纪(中国唐朝),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Samboja,三佛齐)崛起,称雄马来群岛的时候,中国称新加坡为“凌牙门”,凌牙是Lingga的译音,门是古代中国的出海要道,“水流峡中,两峰为门”。后来凌牙门演变成“龙牙门”,可能是因为福建话“凌”与“龙”同音。也有史学家认为龙牙门是指Labrador Park和圣淘沙之间的水域,因为当年海中有一块像龙牙一样的大礁石,1850年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炸毁。


(龙牙门可能是指Labrador Park和圣淘沙之间的水域,1850年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炸毁。)


中国南宋赵汝适编写的《诸番志》写道:“(中国开往三佛齐的商船),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

1984年在福康宁山出土的宋真宗与宋仁宗的铜钱与瓷片是物证。



(福康宁山出土的中国古钱币(1984),瓷器和满者伯夷金饰(1926))

《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拉王朝是个大国,各方商贾络绎不绝,港口人烟稠密,统治中心“禁山”(福康宁山),四周有石墙围住,老百姓不能登山。繁荣的新加坡拉受到南北两大邻邦的威胁,南方是满者伯夷(Majapahit),北方是暹罗(泰国)。1365年左右,当时的国王Iskandar shah Parameswara)可能被满者伯夷或暹罗攻击,仓惶逃到麻坡,继续北上,到了马六甲河,见到一头小鹿,勇敢奋战,击退猎狗,决定在这个地方重整旗鼓,以马六甲树命名,一个在马来亚历史辉煌多年的马六甲由此诞生。

马六甲建国初期只有百余人,十年后增至两千余人。面对着暹罗的威胁,Parameswara除了向暹罗俯首称臣,还每年进贡40两黄金,负担沉重。

明成祖朱棣于1402年称帝,积极推行和平外交与朝贡贸易。他明令宣布,欢迎各国使者前来中国,明朝政府一律以诚相待,鼓励各国和明朝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展双边贸易。对朱棣而言,越多国家来朝贡则越能摆脱篡位的恶名。1403年,朱棣担心政变时在南京失踪的建文帝可能已经逃到海外,会随时回来复仇,于是派了使者尹庆出海到南洋调查建文帝的行踪。尹庆到了马六甲,跟Parameswara会面,由于双方都需要彼此的关照,一拍即合,Parameswara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朝见明成祖,受册封为马六甲国王,并以诏书黄伞等相赠,地位与满者伯夷和暹罗相等。后来黄伞成为马六甲王室的标志,如今黄伞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专用的标志。

(Parameswara 朝见明成祖 )

Parameswara受册封后,暹罗不敢轻举莽动,40两黄金也不了了之,马六甲可以专心发展港口贸易。随着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五度访问马六甲,并设立官厂(货仓)。以今天的商业眼光来衡量,马六甲与明朝的外交关系是建立与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马六甲需要强大的明朝中国的保护伞来抗衡暹罗的威胁,明朝中国则需要一个郑和下西洋的中途站。马六甲及时搭上这班时代的顺风车,终于发展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与航运中心。

1435年后,明朝实行海禁,滞留在马六甲的“海外华人”回不了家,只能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的文化习俗,并与马来女子结婚生子,后代成为我们熟悉的娘惹与峇峇。说起娘惹,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手工细致的Kebaya和地道的娘惹餐,黄梨挞、鸡蛋卷和浆罗(Cendol)也是经典的马六甲娘惹风味美食。

(Cendol是马六甲美食之一)

在马六甲河口附近The Jetty经营糖水生意的大叔说,建文帝逃到马来半岛的可能性不大,较有可能逃到东马砂劳越去,后来在砂劳越开支散叶。为了保护后人,建文帝选择明哲保身,不让后人知道他们是皇族的后裔,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The Jetty. 2009)

马六甲作为当年兵家必争之地,后来辗转落入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手中,在华人社群中实行“甲必丹”制度。1600年甚至更早,华人甲必丹郑芳扬和李为经创立青云亭(观音亭),进一步团结社群。后来英国人取消甲必丹制度,由青云亭的亭主取代。

(Malacca St Paul Hill -Francis Valentijn 1726)

(St Paul Hill. 2011)

(Malacca river mouth-Augustine Earle 1828)

(Malacca river mouth. 2011)

陈金声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三位亭主(1847-1864)。清同治元年(1862)陈金声任亭主时期捐巨款修茸髹饰,清光绪廿年(1894)第五位亭主陈明岩也效其父陈金声捐三千二百元重修青云亭。


青云亭。2011

陈金声是何方人物,今日新加坡认识他的人大概不多,但到过麦里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的应该不少。1840年,陈金声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意识到靠牛车运水不足以解决日渐繁荣的新加坡的水供,于是捐了一万三千元,兴建麦里芝蓄水池,1867年动工,1878年完工。纪念陈金声对新加坡自来水的贡献的陈金声喷水池依然屹立在伊丽莎白道上。大世界的金声路(Kim Seng Road)、跨越新加坡河的金声桥(Kim Seng Bridge)和金声选区(Kim Seng Constituency)都以陈金声命名。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1/04/fountains-in-city.html

(新加坡河畔Tan Kim Seng货仓。 From Memories of Singapore www.singas.co.uk, c.1960s)

马六甲横越马六甲河,衔接著名的“荷兰村”(Christ Church)和鸡场街(Jalan Hang Jebat, Jonker Street)那座桥梁,也是为了纪念陈金声对马六甲的贡献,命名为“金声桥”。

(马六甲金声桥,衔接Christchurch和鸡场街。2011)

(马六甲鸡场街。2008)

(马六甲Christ Church。2010)

1798年陈笃生在马六甲出生的,1819年来到新加坡,卖瓜菜鸡鸭起家,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陈笃生取之社会,用之社会,1844年掏出腰包,筹建陈笃生医院,并出钱安葬死后没钱收尸的往生侨民;他也修复天福宫,让南来的新客在陌生的环境中心灵有所依靠。

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William Farquhar 原在马六甲任职,和莱佛士乘着同一条船,来到新加坡,开发一个新的殖民地。1820年,William Farquhar把华人喜爱赌博的陋习化为转机,发出营业执照,每张赌桌95元,此外赌场必须缴付赌税。他通过出售赌博经营权筹集资金,进行公共建设,应付城市发展的需求。这个发展模式,到了公元21世纪还被新加坡政府继续沿用。

1822年,莱佛士回到新加坡,因赌博合法化之事与William Farquhar决裂,于隔年下令关闭所有赌馆和赌档,并且把不听话的William Farquhar革职,遣送回苏格兰。


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之一吴庆瑞1918年在马六甲出生,两岁来到新加坡,2010年去世,我也曾站在肃穆的新国会大厦大厅正中央,凝神注目着吴庆瑞的遗体,对这位多做事少说话的一代巨人作最后的敬意。


吴庆瑞的母亲是陈祯禄的亲属。陈祯禄1883年在马六甲出生,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保护50万名陷入政治困境的华人,后来和巫统组成联盟,争取马来亚独立。19601213日,陈祯禄逝世,被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称为“独立之父”。后来新加坡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1963),摆脱殖民地统治,两年后(1965)成为一个独立,完全拥有主权的共和国。


陈祯禄的格言:“华人如果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马来人也不会承认他是马来人。結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這些畜生禽兽是无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自己的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马六甲的陈祯禄街(Jalan Tun Tan Cheng Lock)跟隔邻的鸡场街相比确实清幽多了,最值得一看的是海峡华人风情的侨生客栈(Baba House Hotel)和娘惹博物馆。

陈祯禄:华人不爱护自己的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陈祯禄街Jalan Tun Tan Cheng Lock还保留着古早味。2011

马六甲海峡自古以来便是东西贸易航线的命脉,郑和的地缘慧眼,与今日的海事贸易见解一致。新加坡正好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尽头,东西航线的交汇点,又有天然的深水港,适合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吃水较深的蒸汽轮船停泊,取代了早年马六甲的航运中心的地位。
当然还有许多情牵新马(六甲)的故事,仿佛解读着穿梭于人来人往间的既定的规律,来去之间的过程各有各的精彩。来往于两个城市之间,一个步伐太快,另一个还保留着古早味。因为古早,所以多了凝流的时光,可以坐拥一片山城,慢慢地堆砌情感,跟城市对话,人生因此多了几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