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08, 2010

从1949延伸.....(三)昆麟

说起来我和昆麟(伯父,父亲的堂兄)一见如故,酒逢知己千杯少,放下辈份,大可成为忘年之交。


昆麟和他的胞弟炽麟(叔父,父亲的堂弟)在乡下出生,求学时期适逢日军侵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日軍侵华后人心惶惶,饥荒世情,乡下地方也无可避免。

中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继续开打,战争、人祸都不是平民老百姓所愿意见到的。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昆麟和炽麟选择党派以外不可预见的未来,1947年跑到香港。今天在香港尖沙咀中港城乘搭渡轮到鹤山港只需三个小时左右的水程,再乘车十分钟便回到乡下了。距离是这么近却又是这么遥远,1947年的一个信念,从此离乡四十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12月25日,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并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日军撤退,香港重光,英国国旗再次在香港总督府内升起。当时香港只剩下60万人,其余100万人避难离去;1951年,岛上人口激增至207万。这些人,一部分是逃避日军如今回笼的港人,一部分则是国共内战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最终以广东话为国语的“单一民族”。

当时因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分身乏力,无法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国民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1987,昆麟在维敦乡老家)

昆麟在1947年到香港后便投入印刷行业,搭上香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列车,湾仔利东街华伦印务陪伴着他的一生。2000年代和昆麟在好彩酒家喝早茶,他还是重复着十余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表示虽然打拼了半个世纪也退休了一段日子,印刷业始终是他的热爱。

1984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决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结束英国统治,主权交还中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方承诺特别行政区以一国两制方针,暂不实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回归后50年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可享有除外交及防务外的高度自治权,是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虽然邓小平拍着胸膛,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许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对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灾难心有余悸,或是对共产政权感到悲观不安的港人,回归就如1949,是48年后的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加拿大、澳洲、美国、英国等地都是香港移民的首选。1990年代初,新加坡不也趁此机会,吸引了好些香港移民吗?

昆麟和成千上万的港人一样,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多了严寒的天气,少了局促的人潮。昆麟问我向往吗?我倒觉得旅游消闲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我们身为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作为人所累积的生活经验的影响。有得选择余生,我们也许会以经历过的模式来考量,而不会贸贸然投入另一个生命的未知数。

(香港,梅窝)

其实我对他们那一代当年选择一无所知的未来,反正走出去就有路的勇气佩服得不得了。

昆麟说思前想后,他已经少了当年那股走一程看一程再决定下一程的拼劲。他像一群已经归化并拥有加拿大护照的移民一样,在1997前回流香港,回到一个生活了半个世纪,有感情、有回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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