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5, 2017

钟点女工心中的英雄(文章转载)

作者: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新汇点》2017年4月3日
图片由作者提供

沃尔妲,菲律宾公民,15年前嫁到新加坡来,至今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每逢星期二来我家做打扫地板抹窗户等清洁工作。一年前第一次来上班时,我意外地发现她穿着十分朴素。一般的菲佣出门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她却不涂脂抹粉。她态度严肃,沉默寡言,不像其他菲律宾人谈笑豪放,个性张扬。由于她的拘谨,我们的谈话内容也仅仅局限于清洁工作。工作的时候她只接听女儿的电话,这是她最大的的优点。

直到半年前她才稍稍谈点家事和她那15岁的女儿。在她之前我用过的一个钟点女工,一开工就提高嗓门,没完没了地跟我太太聊天,真受不了。沃尔妲就不一样,她只在开工前后跟我说几句话,每次还是我主动打开话匣子。今年5月9日,星期一,是菲律宾总统选举日。她本来说选举日第二天要请假,谁知道她来上班,稍迟。她在铁门外笑容可掬地说午安。进门后因情绪高涨,红着脸对我说:“我们胜利了!”接下来说她昨晚在大使馆的投票站做义工。

问她把票投给了谁?她说“Do Dirty!Do Dirty!”我笑着跟她念了念,明白她是说杜特尔特(Durtete),菲律宾当选的总统。我心理有点纳闷,一个中学水平的钟点女工,15年来侨居新加坡,还这么关心祖国的政治。其实我错了。以前她从不关心政治。自从今年菲总统选举运动开始时,她受到一个女同胞的影响,天天通过社交媒体追看国内的竞选资信。一年前她包里一个手机、现在多了一个iPad,比我还强呢。

问她为何选杜特尔特?她马上说,杜特尔特管理南部的一个小市镇叫达沃,犯罪率低,街道清洁,没有人敢随地抽烟扔垃圾,司机严守交通规则。晚上十点之后禁止噪音与喝酒。人人管它叫作“小新加坡”。达沃市的总面积差不多等于半个新加坡 。杜特尔特参选之前,在那里做了22年的市长,他曾口出豪言:“谁没有钱吃饭,尽管来达沃找我。”

沃尔妲至今还没去过达沃,之前,她听都没听过。由于杜特尔特出来竞选,达沃这个寂寂无名的小镇才得到社交媒体广泛的介绍。她愤愤不平地说,主流媒体不支持杜特尔特。他不像别的总统候选人,有钱、有报纸、有电视台。但是,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台作竞选辩论时,只有杜特尔特一个人敢于誓言中选后要消灭犯罪与贩毒。他演讲时还常常激动地说“我杀了你,补汤伊媽!”

沃尔妲毫不介意媒体对杜特尔特的负面批评。“他的这句口头禅,家喻户晓。我们就冲着他这句话以及他那嫉恶如仇的性格,投票选他!”这句口头禅太凶残了吧?“不,不,不。它的意思是我会消灭你们这些坏人!”听说他一开口必有粗言脏语!“哦,你是指‘补汤伊媽’这句话?这没什么,它是我们老百姓生气时发泄的粗话。你们华人不也在咖啡店随意骂道‘干汝老母’(福建话)吗?他杜特尔特也是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用?” 我的天呀,平时沉默寡言,态度拘谨的她,今天竟然用那口发音不准的英语滔滔不绝地跟我谈政治。

又是一个星期二的中午。回应叮当的门铃声,我一开大门,眼前一亮,发觉今天的沃尔妲特别漂亮。她低头滑手机,脸颊淡抹红粉,还涂上了口红。更吸引我的是身上那件黑色恤衫。我的视线总离不开她身上那杜特尔特的肖像,以及振奋菲律宾人的一句话“他的国家将再度辉煌起来”(His Nation Will be Great Again)。


(沃尔妲更吸引我的是身上那件黑色恤衫上那杜特尔特的肖像)

原来12月15、16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来访问新加坡,并于16 日下午五时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会见7千名菲律宾同胞。沃尔妲16日(星期五)那天向两个东家请了假,上午10点跟她的伙伴去博览中心做义工。 可惜她没机会跟她的英雄近距离地合影,更谈不上握手了。问她相片里的男女同胞与总统为何握拳头,她笑着说“那是铁拳(iron fist)呀,表示我们要消灭罪犯与贪污的决心。”

她说总统喜欢红色,穆斯林姐妹们的头盖和T衫都采用红色,因为红色充满朝气与活力。我说她今天既然穿了印有杜特尔特的大头,就让我拍一张照吧,她欣然答应,摆了姿态,又挥动着iron fist,用‘他加禄’语唱起了竞选期间的流行歌曲:

“你是我们的总统,
你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站在你身边,
我们就英勇无惧。”

从沃尔妲兴奋的脸上,我感受到她那政治觉醒后的激情。但是,她担心71岁高龄的杜特尔特将来卸任之后的菲律宾又是会怎样呢?


(问沃尔妲相片里的男女同胞为何握拳头,她笑着说那是铁拳(iron fist)呀,表示我们要消灭罪犯与贪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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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21, 2017

清明节话“行清”

一年容易又清明。每年阳历44日清明节前后,新加坡的华人坟场和骨灰安置所都热闹起来,一家人扶老携幼,慎终追远,传承着“行清”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老习俗。

年少的时候,我一家人乘着当时流行的“霸王车”,到汤申路的广惠肇碧山亭拜祭先人。当时清明扫墓称为“拜山”。的确,碧山亭是一座坟山,坟墓都安置在山坡上。

(童年的碧山亭的某个山头。我跟父亲和住在广合源街的玩伴合影。c.1970s)

我们提着一篮子的白酒供品和一大袋元宝香烛,当然忘不了随身携带割草的镰刀。依据阿嫲遗留下来的“GPS”,也就是附近的参天大树,拨开几乎跟小孩等高的草丛,找到隐藏的墓碑。清除周遭的杂草后,为褪色的碑文上漆,并将食物排列在亲人墓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典型的广东人祭品,有三生(鸡、鸭、烧肉)、水煮蛋、竹蔗、水果、白糖糕等。近年来才知道白糖糕在广东顺德叫伦教糕,阿嫲祖籍顺德,难怪特别钟爱白糖糕。阿嫲也喜欢喝咖啡乌,因此特别准备了一壶,让她在九泉之下好好享用。

(碧山亭共分十亭,每个亭都以礼亭为界限。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当时我们还有嚼竹蔗的习俗,寓意欢欢喜喜、甜甜蜜蜜。嚼竹蔗必须从头咬到尾,以后做事情才会有头有尾,善始善终。

清山活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政府下令属于私人产业的碧山亭“封山”,70年代末开始“清山”。政府效率奇高,除了安排起坟出土,将骸骨火化外,还免费将先人的骨灰“迁徙”至风景宜人的万里骨灰安置所,打破过去道教信仰的“入土为安”的格局。数年间百年坟山从此在地图上消失。

(碧山亭“清山”时,很多骨灰都安置在万里骨灰安置所)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好的坟墓一般上都安置在地势较高处,较差的墓地则靠近山麓甚至路旁。起坟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风水是有科学根据的。人往高处,水往低流,地势高的坟墓比较干燥,尸骨保留得比较完整。山麓的土地潮湿,棺木容易腐烂,起坟时甚至必须在浑浊的污水中将骨骸捞起来。

当时的民间不像现在咖啡山那样,有一群文史爱好者自行组织起来,跟政府面对面,要求当局保留新加坡流失中的人文生态。碧山亭清山的时候只由16家广东人和客家人会馆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跟政府交涉,民间则乖乖听话,早已习惯政府的安排。委员会争取到99年契约,保留一方寸土,其余的地段则经历了愚公移山的大变化,数十万座墓碑林立的大坟山发展为今日的碧山组屋区。

组屋落成的时候,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活见鬼。1987年底,大巴窑到杨厝港地铁线通车,有人说深夜经过碧山站总是阴风阵阵,必须拜拜以保平安。如今事隔三十年,人口多了,阳气盛了,已没多少人记得坟场轶事了。

碧山亭的由来


碧山亭全名“广惠肇碧山亭”,顾名思义,跟早年南来的广惠肇三属人士息息相关。19世纪的牛车水已经是广东人的集居地,麦士威路和河水山的“青山亭”与“绿野亭”原为广客族人的坟场。随着移民日增,原来的坟地供不应求。

1870年,梅南瑞等先贤发起购置碧山,发展为“广惠肇碧山亭”,并通过对社群共祖,也就是社群坟山和社团总坟的祭拜,团结身在异乡的同胞们。后来新柔两地的社会闻人黄亚福购买额外的土地来扩充碧山亭,并在俗称黄福山的第五亭为自己保留墓地。19361981年间,碧山亭大庙内设立了碧山亭学校,为附近居民提供义学,将前人的善举薪火相传。

(设在碧山亭的乡村小学。摄于广惠肇碧山亭)

会馆行清


除了自己一家人拜山之外,小时候每逢清明与重阳,我也会跟着父亲,大清早到鹤山会馆集合,前往碧山亭鹤山总坟祭拜。会馆数百人的车队浩浩荡荡,一路敲锣打鼓,舞着狮子,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

(鹤山会馆出狮到碧山亭“拜山”。c.1960s)

(鹤山会馆有总坟和副总坟,副总坟是总坟地段不够用的时候另外购置的。c.1960s)

会馆拜山,大只的烧猪是例常的供品,那是由同乡报效的。拜山回来后是“太公分烧肉”时间,每人拿一份烧肉回家,加料的晚餐特别丰富。太公分烧肉的习俗源自中国乡下,祭祖后由老人家将烧猪分给村民,落实团结互助的理念,同时将福泽代代相传,希望子孙们“红皮赤壮,宏图大展”。

至于本地清明节舞狮祭祖的习俗,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鹤山乡里李怡生来到新加坡,在香港街的估俚间组织了“怡怡堂瑞狮团”,将鹤山狮艺传到本地。每逢春秋二祭,怡怡堂都派狮队到“广惠肇碧山亭居新三属粤人总坟”祭祀先人。由于怡怡堂是新加坡第一头醒狮,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19年后,逐日壮大的狮团转型为鹤山同乡会,后来易名鹤山会馆。当年重阳节,同乡会组织会众往碧山亭拜祭本邑总坟,代表对先辈的孝顺和感恩。此后岁岁年年,舞狮拜祭成为本地鹤山人春秋二祭的传统习俗。

鹤山会馆创立的特色在于先有醒狮团,后有会馆。会馆曾经成立过文娱声乐组等,但到头来保留下来的,还是陪伴会馆走了一辈子的醒狮和国术。

虽然如今拜山已经无山可拜,但社群共祖的价值观并没有消失。多年来,会馆坚持春秋二祭,显然蕴藏着一群老乡里对会馆、对族群那股细水长流,连绵不断的情愫。除了早年同乡们异地惜缘,患难与共所缔结下来的情意结外,他们还见证了一个民间社团的成长历程。他们都为社团贡献过最珍贵的青春年华,他们都曾经协助后来的同乡人融入本地,落地生根。

(在改建的碧山亭”总坟”献礼。2016)

(向社稷献礼。2016)


当年身在南洋,放眼望去,大家的移民身份大致相同,差异只是时间的深浅。人在异乡求存,人地生疏,像风筝般情牵一线,在翱翔中充满变数,脆弱无常。风筝线连接到生活的源头,通过会馆同乡的照顾,才能自力更生。因为有远在中国的地缘种下的因,才会有把来南洋谋生的同乡们牵成一线的果,这种因果关系很奇妙,说不清,但内涵深远,为行清赋予了时代意义。

Tuesday, April 18, 2017

过年: 联想到候鸟 (文章转载)

作者:海凡
原文刊登于《马·星洲日报·星云》“恍如隔世”专栏,2017年2月27日
照片是本博客网主添加的

刮风了,风是出奇的干爽,在树林里穿梭游弋,仿佛一夜之间,蓄满雨水的树干,挂满水珠的叶片都被揩抹干净。这时候出发,途中看到雨季时我们留下的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坑洼,踏过去,结结实实地踩平它。

清晨阳光不再迟到。鸟,猿猴,凤鸡……开始鸣叫!

这是新年头的雨林。北纬 5 至 7 度的山区,几个边区根据地的营盘,芭场散布在这里。

热带季风年年岁岁造访,辞旧迎新之际,连绵几个月的雨季,收拾所有的阴郁, 濡湿,向广袤的雨林挥别。

农历年临近了。它总是和旱季结伴而来。

我们怀着欢欣,兴奋准备迎新。虽然赤道没有四季,没有熬着严冬对春天的守望,但几个月翳翳难见天日,身心浸泡在潮霉的雨雾里,自然盼着雨过天晴。

还有其他的盼头,能大方挂在嘴边的,希望参与新的任务,比如执行山交,南下和突击队接头;比如等待亲人,战友间的团聚。还有在心里头蠢动着的,将有一小段物质上丰美的日子,整个星期香喷喷的白米饭,新春大餐,还能获得一些稀罕的零食,比如一包快熟面——金旦面。

对精神和物质的渴求的满足,使新年具有不同于其他政治性节日的意义。

新春团聚这个延续千年的习俗,几乎已经内置为华人的心理机制了。这时刻, 对同志们想家念亲的压制是徒劳的,部队的做法是,把家的意义扩大,从个人的小家,扩大为革命集体的大家。因此,春节期间总是力争把外出的工作队调集回来,我所在的第三中队,一年一度难得的大团圆。

先来看看部队正常驻营时的一日三餐:早餐和晚餐都是杂粮饭,按制度,每人每天白米的配量是半炼奶空罐,不足的份额就掺杂薯类,主要是木薯,因此总是薯多米少。菜肴靠芭场供应青菜,肉类靠装猎和采购。除了烹煮的菜肴分配外,食量大的同志还有一二样干菜:“马来占”、豆豉、咸鱼等供选择。

午餐就简单了,号称“白斩鸡”的水煮木薯任吃,再分得一杯甜咖啡乌,或者就着那几样干菜凑数。

我们也知道午餐要吃饱的道理,但游击生活敌情瞬间降临,却形成早餐一定得吃饱的规矩,一旦枪响,即刻转移,午餐不在日程里。

一年到头如此,肚子缺油缺糖,饥饿若即若离。后来芭场大面积种植香蕉,我们的竹床底总算有了“零食”。我们都懂得,肚子饿偏偏香蕉却还不熟,就用手搓揉青香蕉的外皮,软了就能剥开充饥。 


(丰盛的团年饭)

可以想象丰盛的团年饭对我们的吸引力——鸡、猪、鱼肉,各种蔬菜,自制的豆腐,自酿的米酒……尤其是广西扣肉。 这是一道广西人的佳馔。勿洞广西人多,半新老同志(指 1962 年新方针后上队的战士)多广西人,也把这道手艺带上部队。新春聚餐当这道浸在猪油里的被炸的外皮褐黄酥软,香气四溢的扣肉一端出来,我们的眼睛就像那浓酽的汤汁一般泛着油光。那时,也真能把一大碗肥腻脂厚的广西扣肉吃个碗朝天。

新春聚餐好比外头的团年饭,都在晚餐。过后大课堂里灯火通明,部队上下一两百号人济济一堂,观赏由各个小队集体呈献的文艺表演

中场休息,每位同志分得一杯香浓的美禄,以及一个海碗般大小的超级肉包子。我们竟然也都能吃下去。

夜阑时分,晚会结束了,每人再分得一包金旦面,这是游击岁月中最受同志们喜爱的零食了。各自回返小队宿舍时,隐约有一种重温孩提时过年的感觉。 


(吃大锅饭的器皿与灶头)

元旦日,各个小队间互相探访拜年。有几年环境较好,我们自制醒狮头,大锣鼓,“咚咚锵”舞将起来,营房里锣鼓喧天,歌声乐声飞扬。

致力研究马共的学者潘婉明说:“我认为马共战斗史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史, ……处处落实生活与家的实践。游击是生活,部队为家。”

部队——战士的家,这样的意涵,在春节时尤其突显,那种亲人团聚和乐融融的氛围,加强了队伍的和谐与团结。

至今我还讶异于那时我们的饭量,该怎么形容呢?老同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橡胶肚”——无穷的伸缩性,物资极度匮乏时,一餐两汤匙白糖泡水可以; 新春聚餐,一二公斤美食佳馔也可以。

我却联想到候鸟。在迁徙的季节到来前,它们都尽量地补充、囤积,准备一次远道的飞行。同志们都知道,旱季到来,部队就能开展许多任务,砍芭烧芭, 运粮藏粮,查雷布雷,出发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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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4, 2017

故乡的路

三千里外的“故乡”


201612月,广东已经入冬,但天气就像夏末秋初,阳光和煦地照耀着大地,习习凉风,闻不到冬天的气息。

乡下地方生活环境比较落后,中国的表哥表姐们过惯了城市生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热情。近年来见面时,我提起回乡走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转变很快,说很多屋子都丢空了,没舍好走的,我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次回乡,我决定靠自己走一趟。因为亲自寻路,因此更详细地记得许多细节,下回可能闭起眼睛都能走到了。


(离家三千里外的古劳水乡是父亲的故乡)

严格说起来,“回乡”并非回去我的故乡,我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长大,记忆中童年的故乡已经被夷为平地。三千里路以外的家乡并非我的故乡,它是父亲的故乡。

对于父亲的故乡,时时刻刻都有一把声音在我耳边呼唤。回去看看吧,走一走乡间小路,闻一闻泥土的芳香。

回想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下乡


1993年,为了追逐那片故乡的云,在香港九龙乘搭飞翼船,约三小时的水路将我送抵广东鹤山港,初次踏上了回乡寻根的路。那条漫漫水路叫做西江,源自云南,经澳门入海。

到码头接我的是素未谋面的表哥表姐,他们的母亲萍芳(我称她为姑妈)是我父亲的堂姐,血缘关系源自同一个太公(曾祖父)。我只在一张童年的黑白照中见过老表,为父亲执笔写家书时默默记住他们的名字。

大江大海将中国和新加坡分割开来,数十年来我们只能通过书信“小相通”,直到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新中两地才有了“大三通”的格局,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本地掀起一股寻根的热潮。

寻根为两地制造了反思的良机,寻根人士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强烈对立的矛盾,数十年来各自的发展已经使到两地华人存在着文化思想、生活习惯的鸿沟,需要另一个数十年来磨合。如今已经是另一个数十年,该是磨合的时候了。

鹤山名胜不多,最著名的是新打造的大雁山风景旅游区。跟姑妈上大雁山,在充满雅意的陆佑亭小歇。我告诉姑妈来自鹤山雅瑶的陆佑在新加坡曾经名噪一时,中华总商会前有一条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他的后人陆运涛是新加坡的影业巨子,可惜在台湾遇上空难,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后国泰机构停止制片,让邵氏公司一枝独秀。

姑妈心不在焉地应诺着,邵氏、国泰和中华总商会对生活在封闭了三十年的当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字眼。即使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他们也只是略有所闻。

第三次下乡


过后,我又分别在20042016年,三个不同的年代回到父亲在大口墟中升乡三益墩村的家乡,见证了十年风雨几番新。

1993年从沙平镇入大口墟,表哥动用公司的车子(当时经理将公司车当作私家车是很普遍的),指示司机驶过凹凸不平的桥面,水牛悠闲地半躺在浊浊流水中。原来过了一座桥,镇和墟的繁华与古朴立显。走完墟集入乡,乡下地方除了见到修复过的老屋外,周遭矗立着三层的新楼宇,这些新楼是在外打拼的亲人汇款为家人建造的。乡下人住新居,流露出一脸的满足感。

2004年由表姐夫驾着他的车子入乡。桥面宽阔了,河上没水牛,新楼略带沧桑。乡下的年轻人都到城镇工作,习惯了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不愿意回到落后的乡村。

2016年底,没有惊动中国的亲戚。车子沿着风光宜人的西江大堤行驶。路过香港人投资,万多名员工的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雅图仕的老板秉承“绝对不可占用乡民的鱼塘耕地”的家训,修复围堤后,将雅图仕建在堤岸上。有了稳固防洪结构,以后就不怕西江水满淹到农家了。


(西江堤岸上的雅图仕印刷厂)

凭着百度地图认清大方向,向路旁的小贩们询问入村的小道,轻易地进入了“故乡”。故乡的小路上看到了路牌,以前写信熟悉的地名如升平墟(大口墟)、古劳围、衫仔桥等都无比亲切。这些指示牌都是最近发展古劳水乡时增添上去的。


(熟悉的地名)


(村口的李氏宗祠,俗称太公庙,也就是祭拜历代祖先的地方)

乡村铺上高速网络,我的智能手机轻易的跟“外界”取得联系。父亲童年时上学和节日“拜太公”的李氏宗祠正在大装修,乡村则依旧是宁静的水乡,只见到两三位老人家在走动,土生土长的李鹤龄是其中一位。

短小精悍的李鹤龄参加过生产大队,八十岁走起路来依旧健步如飞,偌大的三层楼“别墅”只他一个人居住。绕了村落一周,许多新楼都丢空,门锁都生锈破落了。我以前走过的衫仔桥黄泥路已经铺上沥青。有些村民将父亲的小屋当作储藏室,堆满了杂物。

李鹤龄给我看了七八本红色封面的屋契,都是邻居交给他代为保管的,这些村民都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吕宋(菲律宾)等地了。

我从哪里来


我向李鹤龄提起此行的目的,一是想看看族谱,二是想看看先人的坟墓。

关于族谱,文革时期破四旧,都被红卫兵销毁了,失去的根成为许多原乡人终生的遗憾。老人家说销毁前的族谱只是记载到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那一代。

走进村前的李氏宗祠,正堂的灵牌上看到了“瑞麟太祖”,这是溯源的重要线索。根据鹤山县志记载,清代此地有李氏三大祖祠,俗称三李祠:尧溪李西隅祠、禄洞李友闻祠、丽水李瑞麟祠。三李祠一直保存到上世纪30年代,现在已湮没无存。


(原自丽水,南宋末年从珠玑巷南下的公祖)

我知道了,先民可追溯到北宋汴梁(开封),北宋与南宋交替的年代移民到浙江(可能是金华市),过后迁徙到广东韶关的南雄珠玑巷定居下来。南宋后期为了躲避元兵鞑子,第一代太祖跟其他珠玑巷人(共33个姓氏)继续南下,分散到岭南各地,然后渐行渐远,数千万名“原乡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华侨、华人、华裔。[1]

推算起来,父亲口传中的我属于第24代是正确的。

至于先人的坟墓,就在80米外的小山丘,山丘上有两棵荔枝树。

李鹤龄表示荔枝的谐音就是“利子”,荔枝树枝叶丰茂,因此象征好事连连,后代昌盛。


(设在村子旁的坟场:参加过生产大队的李鹤龄,80岁仍然健步如飞)

乡下好多坟墓都已年久失修,有些墓碑只是像砖块般大小的石头,被踢得到处都是。那些像样的坟墓都是后人重建的。

慢慢地消磨时光,感染着从前的氛围,明白了父亲口中的村(三益墩)到底有多大,他的堂兄弟居住的邻村“三才里”距离有多远,“拜山”(扫墓)是怎么回事。村原来只有十间八间屋子,三益墩跟三才里隔着20米长的衫仔桥,同样是十户八户人家,大家都是自己的叔伯兄弟,也就是“自己人”。清明重阳到祖先坟前拜祭不过是数步之遥。


(原乡人出资造桥修路)

遥想当年,萍芳(姑妈)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都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萍芳的哥哥)一家子跟着国民军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67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如果不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乡下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故乡他乡


离开古劳前,在西江堤边沙坪河支流上的水寮“仁和食坊”祭五脏庙。点了一条五斤(2.5kg)重的大头鱼(松鱼),这是最小的了。排骨跟大头鱼一起蒸。店家介绍多一道乡下人自己腌制的大头菜,让我找回了童年时代难忘的滋味。


(农家腌制的大头菜)


(设在水寮的餐馆)

童年的时候,新加坡还有类似的水寮,叫做浮脚屋。童年的水寮不见了,乡下的水寮依旧屹立在河水上。这条支流是端午节赛龙舟的地方,今年古劳的龙舟队还夺得冠军呢!

仿佛听到阿嫲教我唱的儿歌,不经意地哼了起来:
凼凼转,菊花圆。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摞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三百六十五个仙,买条大龙船。
然后是一阵童稚的笑声。….

从前的广东多水乡,小舟在池塘上穿越,龙舟在支流中滑行,木船在江上摆渡,点缀着看似平淡的农家生活。小河入江,江河入海,大眼鸡(广东帆船)在风波中川行于南中国海上,轮船的汽笛声渐行渐远,海天一色中度过了白昼,挨过了长夜。

越洋人就像当年的先民,从北方一步步走到珠玑巷,日后继续往南走。

他乡故乡凼凼转,三千里外是家乡!

注[1]:参考区如柏“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2012年3月15日。文中提到: 《番禺市桥谢族谱》还附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铭文如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陈、谢、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柯、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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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1, 2017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City Harvest Church)

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失信案峰回路转,从国家法院初审到最高法院三司会审,两轮的判决控辩双方都表示失望,控方觉得判决过轻,辩方认为这是教会内部事宜,根本就没有违法。公众人士同样议论纷纷。

2015年,国家法院首席地方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引用刑事法典第409节(penal code 409),也就是较严重的失信罪名来下判。

控辩双方都决定上诉。去年9月,最高法院法官赵锡燊(Chao Hick Tin)、高庭法官吴必理(Woo Bih Li)和陈成安(Chan Seng Onn)三司会审,处理這起上诉案。

2017年4月7日,三司宣布判决,其中两名法官(赵锡燊,吴必理)认为控方无法证明康希等人为控状中的“专业代理”(也就是刑事法典第409节中的“代理人”(agent)身份),因此第409节的门槛过高,在二比一的情况下改用刑事法典第406节(penal code 406),以较轻的失信罪名给众人减刑。

由于根据不同的法典,康希可以从原判的坐牢8年缩短至3年半,其他五人相应减低惩罚。

根据法庭程序,上诉至高庭是控辩双方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推翻判决的机会。除非他们能说服最高法院上诉庭,指出这起案件涉及“公众利益的法律问题”(questions of law of public interest)。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一向来严词勒令,维护法庭的利益,不过这个案例他改变了语气,表示每个人对判决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请别侮辱法官。他甚至表态,上诉判决可能对其他案件,包括公司董事涉及的贪污案,有着严重的影响。

过了一个周末,4月10日,控方提出刑事仲裁(criminal reference),把案件提交最高法院上诉庭。这意味着马拉松案件还有后续。


(维护司法公正的最高法院)


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改变判决的是所引用的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那么什么是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第409节:
Whoever, being in any manner entrusted with property, or with any dominion over property, in his capacity of a public servant, or in the way of his business as a banker, a merchant, a factor, a broker, an attorney or an agent,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tha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20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受委托为财产管理人,不论是公职人员、银行家、商人、管理人、经纪人、律师或代理人,若违反对该财产的信托,将处以终身监禁,或者监禁20年以下,并可被判罚款。
第406节:
Whoever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7 years, or with fine, or with both.
任何人触犯信托条例,将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


追溯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国家法院审讯历时140天,一路来都以创办人康希牧师(Kong Hee)的妻子何耀珊(Sun Ho)的天文数字唱片制作费为焦点,这场官司正是因为她的歌唱事业而引发的。

十多年前,亚洲新闻频道的“今夜新加坡”节目中(2003年1月17日),商人方瑞家指责教会利用教友参与MTV亚洲音乐奖票选活动,拉票支持何耀珊,并强迫教友购买何耀珊的音乐专辑。方瑞家也指责康希挪用教堂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并经常公开赞美何耀珊,制造个人崇拜。电视节目播出后,各大报章都跟进报道。

城市丰收教会要求方瑞家公开道歉,方瑞家于一个星期后在《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上刊登了各半版向康希夫妇以及城市丰收教会的道歉启事。不过,他的言论引发了连锁效应,康希在圣淘沙拥有千万元豪宅,一家人在好莱坞居住月租2万余美元的洋房等,都成为追踪的话题,最后导致今日的结局。

1989年由牧师康希等人创办的城市丰收教会是一间新教教会,它是新加坡最大独立教会,有超过两万四千名会友,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可见康希超强的精神领袖魅力。

正因如此,吸引了我详细地阅读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1]。至于如何以复杂难以审核的方式来转动资金,这里就省略了:
法庭文件指出,康希和其他五名被告挪用(misappropriate)2400万元教会基金,用来发展何耀珊的歌唱事业,计划失败后挪用教会的另外2600万元资金来掩饰。六名被告通过资金转移和做假账等方式,总共欺骗了5000万元(第7段)。
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显示六人只是挪用资金,但并没有为自己创造不当的经济利益(第94段)。
何耀珊作为一名流行歌手,的确有些成功,但康希刻意放大她的知名度与成就。虽然明明知道何耀珊的唱片滞销,亏了大本,但还是刻意制造出畅销歌手的形象。康希动用教会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但竟然说她辉煌的事业跟教会无关,另一方面却“命令”教友购买何耀珊的唱片(第312段)。
法官不相信被告认为何耀珊的唱片真的会为教会带来收益,投入的巨额款项是虚假投资(第393段)。
康希以外的所有被告都认为,既然没有打算对教会造成永久损失,他们就没不诚实地造成不当损失。这种想法是建立在他们对教会的爱,对康希毫无怀疑的信任和相信跨界计划会成功。因此,他们自己说服自己,暂时使用教会的基金来用作教会的用途,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允许的,尽管他们知道并非如此(第187段,第284段,第477段,第501段)。


为什么刑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人作此比较:仁慈医院的明义法师失信5万元公款,后来悉数填补,但还是被判坐牢10个月。这5万元跟康希的失信款额相差千倍,但为何刑期不成比例?

此提问是在找寻相关案例与判例,是很正常的。同样的,法官裁决时,也会作出相应的行动。

我“家婆”(多管闲事)一下,重新翻阅了旧资料,发觉明义法师被起诉的除了失信公款与伪造付款单外,更严重的是触犯了慈善法令。负责审理的初庭法官卓永昌(Toh Yung Cheong)认为,仁慈医院的钱来自卫生部和公众捐款,用来帮助病人和贫穷者。明义虽没直接从中获利,但他准许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向仁慈取得5万元贷款,用来装修香港的屋子。

明义提出上诉,我进一步阅读了上诉庭的书面报告[2]。上诉庭法官郑永光(Tay Yong Kwang)强调明义法师虽然对社会的贡献非凡,但不能因此而罚款了事。他必须考虑到明义法师非法借贷公款给一个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是自己从中获益。法师在接受调查时隐瞒与误导当局,最终才归还这笔款项(第95段,第96段)。郑永光维持原判,但将刑期从原来的10个月减至6个月。

相比之下,明义法师所牵涉的是慈善法令,城市丰收教会于1992年注册为社团,1993年注册为慈善组织,因此六名被告不只是对教会背信,他们同样违反了慈善法令。

国家法院以第409节的20年的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8年;上诉后,高庭两位法官对康希等人的“代理人”身份置疑,因此以第406节的7年的最高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3年半,似乎都采取了中庸之道。

作为关心社会的公众人士,或许首先应该取得共识的,是(1)刑事法典第409节的内容,尤其是职位的定义;(2)教会是否应该以商业模式运作,有什么相关的监管体系。

或许最吊诡,悬而未决的,就是控方无法证明康希从失信巨款中直接获益,那康希到底有没有间接获益?间接获益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管制?

主要参考资料:
[1]: IN THE STATE COURT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District Arrest Case No 23148 of 2012 and others

[2] Goh Kah Heng (alias Shi Ming Yi) v Public Prosecutor and another matter[2010] SGHC 167, Suit No: MA Nos 333 and 332 of 2009 (DACs 31694 and 31688 of 2008 and Others)

Friday, April 07, 2017

清明扫墓 Qing Ming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对清明节的描绘,即看见路上行人悼念亲人的悲思愁绪,亦看见春意枝头,酒旗飘扬的愉悦场景。

清明是天气转入暖和的时候,大地万物欣欣向荣,人们把祭祖扫墓和郊游踏青结合起来,即追思先人,又健康身心,北宋的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就是这样的开心繁华景观。

现在距离唐宋已经千年以上,新加坡地方小,许多传统华人坟场都消失了。先人让出土地,让后人好好地生活下去之后,结合祭祖扫墓和郊游踏青是不可能的。不过,许多华人家庭照旧一家大小,到坟场或骨灰亭拜祭,清明已经成为除夕团圆饭以外相聚的节日。


(骨灰亭有指定的焚烧炉。摄影:李嘉媛)

愚公移山


上世纪70年代,汤申路(Thomson Road)还可见到占地324英亩的连绵山峦,面积差不多等于一百八十多个足球场。这里每一座广惠肇碧山亭的坟山,都埋葬着先民离乡背井,到头来不是落地生根,就是有家归不得的辛酸血泪。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时代巨轮辗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先人纷纷被请“出土”,再进行火化。新加坡华人从土葬盛行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新加坡华人也有少数选择海葬,树葬则过于前卫,还没流行起来。

红尘大厦千年计,白骨荒山土一丘。碧山的变迁是人类生命延续的缩影,十万座墓碑林立的大坟山就这样发展为今日的碧山组屋区,他们过去长眠之地兴建起高楼厂房。碧山偌大的坟场,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碧山亭坟山格局。摄于广惠肇碧山亭)

碧山亭坟山的开启(1870年)跟许多其他义山相似,代表着华社在异地自力更生,保留传统价值观的可贵精神,成为新加坡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足迹。

碧山亭坟山的结局也跟许多其他消失的义塚相似,潮州人的后港广义山和乌节路泰山亭、客家人的荷兰路双龙山毓山亭、海南人的琼州玉山亭、福建人的双口鼎芳林山和恒山亭、中峇鲁的福建人“新坟”、广惠肇人士的青山亭、广惠肇嘉丰永大七属的绿野亭等,都经历了“生人霸死地”,旧坟一再搬迁的命运。


扫墓的意义


每当路过碧山,都会勾起我略带遗憾的回忆。上世纪60年代阿嫲在碧山亭下葬,十多年后清山时为她“执骨”,肉体已经完全腐化,只剩一堆骨骸,沉重的棺木徐徐落葬的那一刻竟然历历在目。当时喃呒佬(道士)摇铃念经后,将一只活生鸡(公鸡)掷过墓穴的另一头,由我这个长孙将生鸡接过,象征在先人的庇荫下,一家生机勃勃,生生不息。接着黄土将棺木盖过,同时掩没了桑梓深情。祖母生前无法完成回乡的心愿,只能寄望往生后魂魄能够回到故乡。

此后行青,清除了前土和后土(土地神)的野草后,由我在墓碑上补漆,否则日晒雨淋,明年来扫墓,墓碑上的字迹就会变得跟过去的日子一样,浮光掠影般,模模糊糊的,难以辨认了。

为了确保后代福泽绵绵,我们会用一块小石子,将“山纸”(也叫“溪钱”)压在墓碑上。除了在后土和正坟点蜡烛上香外,也会“宴请”四周的“左邻右里”。



(山纸,也叫溪钱)

至于拜祭的供品,有三碗白饭、煮熟的整只白鸡、三层肉、水煮蛋、竹蔗、烧肉、白糖糕、松糕、水果、三杯白酒和咖啡等。拜祭时必须奠酒,向先人禀报,祈求保佑。烧过包袱元宝金银纸之后,大家就可以享用受到先人祝福的祭品了。

(一般上会馆还会使用烧猪,过后回到会所,就会有“太公分烧肉”,象征福泽绵绵)

近年来
在顺德伦教吃了伦教糕,才知道白糖糕在顺德叫做伦教糕,两者的食味大致相同。祖母原籍顺德,想必喜欢。

以传统习俗而言,我们的拜祭活动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的多元宗教信仰,由民间信仰、祖先敬拜、儒教、道教和佛教结合而成。这些信仰通过祖先带到南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往生后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框架。随着习俗的逐渐演变以及吸收了近在咫尺的其他籍贯人士的做法,已经组构成本地独特的殡葬与追思的文化。不过无论如何改变,尊崇祖先源自儒教的“孝道”,也是清明祭祖的重要内涵。祖先在另一个世界过着与人间没太大分别的生活,仍然有金钱与物质的需要,因此通过焚烧冥币、金纸、银纸、服装等来满足祖先的需要。

(元宝冥币是阴间的物质需要)

(金银纸和香烛都是普遍的祭品)

纸扎祭品的潮流


过去本地有许多纸扎行,制作了大型的豪华别墅、真人般大小的家佣、豪华马赛地等,让祖先好好享用,如今这些大型的纸扎品都少见了。近年来曾经流行百宝箱,几乎有取代“包袱”的趋势。百宝箱烧起来浓烟多不环保,光明山的化宝炉禁止燃烧这类大型的祭品,广惠肇碧山亭则从明年开始实行禁令。今年看到的小包袱显然又多了起来。所谓红男绿女,包袱有分男女,并且必须在封条上写下收件“人”和阳居寄赠人的名字,先人才收得到。不过金银纸和数目越来越大的冥币则免此例。

(包袱有红男绿女之分)

这些年来还流行焚烧其他现代化产品给先人,例如信用卡、电脑、ipad、手机、麻将桌、名牌包包、盆菜美食、药油套装等,当然这些风潮都是肯动脑筋的商家变出来的。香烛店的老板Jane告诉我,货源主要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这些地方还有烧祭品的习俗,本地进口这些货品,算是搭上顺风车。

(烧些药油、班纳杜、保济丸等给先人,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人间的生活)

烧得太多祭品也会带来后遗症,据说有些人一片孝心,送了多层楼公寓给先人住在一起。先人则报梦说彼此间有太多摩擦,吵得鸡犬不宁,要求分家。

有些人送了ipad之后,先人竟然托梦问后人怎么使用,吓得冒出一身冷汗,以后不再烧这些高科技祭品了。

也有些先人临死前入教,成为基督徒。后人却梦到先人说阴间天寒地冻,需要衣物暖身。说来奇怪,烧了衣服包袱后,先人还会穿着新衣回来托梦,千谢万谢后才离去。

基督教徒与清明


现在的新加坡华人有越来越多信奉基督教的倾向,基督徒相信人死后会得到永生,在上帝身边快乐地生活,因此有些教徒不参与清明节的祭祖活动。当然也有些基督徒照旧跟着家人一起去扫墓。

我有一位亲属,一家子都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不过清明节依然跟着我们一起去拜祭祖先,只是不烧香膜拜。就此事我们互相交流过:上香是对祖先的尊重与思念的方式,我去过一些基督教坟场和教堂,同样会通过蜡烛鲜花来追思,因此上香点蜡烛跟宗教应该没有抵触。这位亲属则认为清明节的拜祭仪式受到传统的寺庙文化的影响,实在难以相提并论。的确,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能够一起行青聚会,已经是祖先留下的福泽了。

相关链接

Tuesday, April 04, 2017

追寻街边潮曲卖唱人(文章转载)

作者:黄坤浩,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
文章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7年3月2日
此博文中的照片由作者提供

三年前,每逢春节的到来,我决心要追寻街边潮曲卖唱人

2014的农历正月初五,我正在红山诊所等候验血,突然收到我太太从家里发出的短信。原来她在合乐路庙弯(Beo Cres)巴刹,看见两个妙龄女郎正在一小贩档口唱潮曲,只唱两三句,就作揖行礼,生意正忙的小贩给她们一个红包,打发他们走开。可惜当时她没带手机。


当护士给我抽了血,我忘了付费,便火速赶到庙弯。然后在菜市场、小贩中心、与附近的几排商店转了又转。我还特意跟卖冷热饮料的小贩要了一杯咖啡,打听唱潮曲姑娘的踪迹。“走了,早就走了。”

于是,我匆匆上了地铁去附近的红山巴刹碰运气。我在那儿转了几圈,结果,像丢了魂似的,怏怏而回。

哎,都怪我太太那天早上不带手机。

“那两个姑娘都带着黑框眼镜,后脑勺垂着马尾,斯斯文文的,穿着红枣色上衣与黑色长裤,肤色白皙。唱潮曲与讲话的声量特小。她们的背向着我,一下子就走远了,所以看不清楚她们手里拿什么乐器。”我太太看我失望的样子,只好详细地描述一番所见所闻。

初七早上,去中巴鲁熟食中心碰运气,问那里卖潮州粿的摊主是否看到卖唱妹来讨红包。他告诉我,初四已来了两个女的,但年纪六十开外。有个小贩说,“听说以后要领执照,恐怕来年没有卖唱者敢上街了。”我又是一阵失落。

翌年,人们送灶王爷上天之后,我就开始通过手机群组与社交网站吁请朋友们帮我追踪潮曲卖唱人。我一再提醒“一定要把这个惊鸿闪现似的街景留下珍贵的相片。”到了初三我亲自出马了。后港、高文(Kovan)、红山与中峇鲁一带的巴刹我都去,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去等候。但不是早到,就是晚到。好心的小贩还递给我她们留下的贺年纸条。听说卖唱的艺人一年比一年少。“都初八了”高文巴剎卖鱼头汤的摊主跟我说,“唱曲子的姿娘(姑娘)还没来!你明天再来等吧”。

读者们别笑我痴,我深深怀念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一过后,出现在巴刹卖唱的潮曲艺人。他们一年只出现那几天,也许是从初二到十五吧。他们经常三个人一组,更早期是六七人一小团。女的唱曲子兼敲小锣,男的或打钹、或拉椰胡、或弹扬琴。平日里,舞台上,搁在架子上的扬琴可让乐师正经八百的来段“寒鸦戏水”。而春节期间,在小贩档口看到的却是潮州姿娘横抱半个扬琴。有的还把扬琴挂在胸前,叮叮咚咚地拨弄着。姿娘们或独唱或齐声,张口就来两句轻松小曲。随即送上红纸条一张,写的是一般新春贺词,口说“头家,新正发财!”被尊称为老板的能拒绝发财吗?能不打赏吗?过去在新加坡的卖唱人当中,听说有来自马来半岛。槟城金玉楼春潮艺馆馆主吴慧玲小姐回忆说“我们每年过年期间就会一路南下,怡保、丹绒色拔、大小笨珍直过新加坡,沿街挨巷、每家每户、巴剎、店铺,唱几段潮曲,主人家就会給红包打赏,有的不喜欢就会給你吃闭门羹。自姐姐2001年去了英国,我们就结束了这种卖唱方式。”

其实,解放前的中国,潮州艺人沦落江湖卖唱,是司空见惯的。他们或因年老被戏班主解雇,或因兵荒马乱,迫于生活,不得不沿街卖唱。潮汕人叫他们“走唱”。据我所知,本地的潮州“走唱”,多少年来从未绝迹。 他们也许是没落的潮州戏班和纸影戏班的艺人或是他们的后代,趁着新春佳节期间出来卖艺讨赏。说得难听一点,是向生意人献上新年贺词讨个红包,算是谋生的一种方式。可惜沿街卖唱这个现象,没有人深入研究过,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市井之中,始于一百年前吗?无可稽考。

过去三年,我年年托朋友追踪走唱艺人的踪影,年年都交白卷。今年大年初八早上,在庙弯(Beo Crescent)的巴剎急急忙忙为一家人张罗早点。突然,在人声嘈杂,水泄不通的熟食中心里,断断续续传来几声潮州乐器的声音。我机警地止住脚步东张西望,发现菜市场那里走出三名妇女,穿着打扮好像是来自一个团队,女的都穿黄底碎花上衣,手上各执一个乐器如小锣和钹。领队的向小贩派红色纸条,一经小贩同意,她们就叮叮当当地唱几句耳熟能详的潮剧名曲。我跟了一会儿,偷偷拍了几张照片。要是那天早上不必回家完成任务,我一定有办法跟她们搭讪,为读者多了解她们的“出身”。回家时耳际仍回荡着她们唱过的曲子,如《陈三五娘》媒人婆李姐的唱辞:“走上前施一礼,我与阿娘来道喜,只因为林大爷,元宵灯下见玉貌,一心渴望结连理,今日说媒员外已应允,来朝吉日下聘仪。”

(走唱艺人在庙弯巴剎)

就在那时,手机响了,好友杨敦波发来一个视频。哇!精彩,是潮州走唱艺人在高文巴剎!四个人一组:一个妇女抱着一个鼓、手持两片木板,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打钹的男少年和一个吹唢呐的小弟弟,看来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并合唱几句戏文,然后领队说声“发财呀”、便伸手接赏金。

等了三年的街边潮曲卖唱人的镜头,直至今年(2017)天公诞前夕,终于得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道“走唱”活动这个市井文化又活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