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5, 2017

“两门”(金门、厦门)的红色记忆

一水隔天涯


厦门金门门对门,大炮小炮炮打炮。

2017年10月天,跟余经仁组织的“报馆旅行团”到厦门、金门行行走走。报馆旅行团的成员有前报人,现在的报馆职员,以及“非法移民”如我。

金门跟咫尺的福建海岸线保留了不同立场的红色记忆,天涯两地有理想,有遗憾。

这里是国共互相轰炸,恩怨聚焦的前线现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烟硝灰灭,江山未老,红颜已旧,情景唏嘘。

现实上,金门隶属于台湾;历史上,金门隶属于泉州。

地理上,金门古宁头跟厦门岛的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烈屿(小金门)则更近;金门的马山观测所最靠近大陆,从哨站眺望,眼前就是少于2公里外的大嶝岛,再远一些的海岸线就是同安了。至于台湾,却在310公里外,怎么看都是天苍苍,海茫茫。


(金门与福建位置图)

金门虽然只是一座小岛,却因为独特的历史渊源,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早年金门与烈屿人士离开家乡,到南洋打拼,许多金门人在新加坡跑驳船。今天的新加坡南部滨海码头,仍然是金门人的天下。由于金门长年硝烟,故国难归,日久他乡即故乡,这些金门人已经在异地扎根了。

金门比新加坡还要小五倍,人口更少了,只有5万居民。海外金门乡亲比道地的金门人多,有约22万。金门的主要粮食靠台湾供应,食水则挑战重重。由于金门离岛,开发水源不易,雨量又不多,过去仰赖湖库、地下水、海水淡化等。预计明年底(2018)中国将通过海底水管从晋江输水入金门。


(金门的湖库。2018年底,中国将从晋江引水入金门)

跟当地百姓聊起水供,都表示供应淡水就好,不需要处理过的食水。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大陆供应处理过的“食水”,他们会很担心。

大嶝岛设立了免税台湾商业区,由台湾商家经营,厦门的中山步行街也有多家台湾商品零售店。据知好多金门人已经在厦门置产。

大嶝岛正在填土,分两个阶段发展新机场来取代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估计2040年全面发展后,跟金门只隔800米水路,一道跨海桥就能将两地衔接起来了。这道桥跟主桥长2公里的厦门跨海大桥相比,技术上属于小儿科。

食水、免税店、便利的机场,显然都是大陆摆脱过去以武力来收复台湾的做法,硬的不行就展示软势力。

到时,两岸的地界在哪里?

每年到金门的游客达到一百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大陆。过去大家怀着不同的政治理想而火拼,如今一笑泯恩仇。根据当地人的说法,金门每一天都是旅游旺季,没有所谓的高峰或低潮。虽然大陆客的到来,维持了他们的日常生计,但对日益富强,态度强硬的邻居始终保持警惕。

大嶝岛全面发展之日,可能就是中台两岸统一的边缘。对中国而言,两岸统一的千秋大业势在必行。台湾年轻人对两岸缺乏共同记忆,他们不介意去大陆发展赚钱,但统一的观念不强。台湾年轻人的思想与乡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华人的共识。当然美国乐意见到台湾作为与中国抗衡的策略地带。


(莒光楼:一早就见到熙来攘往的中国游客)


古宁头战役


金门曾经漫天烽火,战地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之一。金门跟大陆长期对峙,源自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军登陆厦门。两天后国军弃守,解放军在厦门插旗。

10月25日凌晨1点30分,一万名解放军抢滩,在金门古宁头登陆,此战打了56小时, 7千士兵战死,3千被俘虏,解放军全军覆没。

这是两军交战以来,解放军唯一无法翻盘的战役,对日后局势影响深远。如果解放军获胜,可能就没有台湾(国),不需要谈两岸统一。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金门之战,国军战胜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用对了人。蒋介石认为守住了金门则台湾可望福建,金门若失则台湾不保,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金门。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启用胡琏。他命胡琏兵团急援金门,同时又令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率领旗舰“太平”号开往金门增援。

25日凌晨4时30分,胡琏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刻部署,切断解放军的退路。26日拂晓后,胡琏抵达金门,亲自指挥作战。随后集合岛上国军所有部队,在坦克防卫炮掩护下全面出击,逐步收复各村落和高地据点,并俘虏了疲惫饥饿,已经虚脱的解放军。

菲律宾华侨回乡兴建的北山古洋楼被解放军占领,作为战地指挥所。由于两军炮来弹往,洋楼只剩残垣断瓦,墙壁上有数百个弹孔。这座受保留建筑成为惨烈的困虎斗的最鲜活见证之一。


(北山古洋楼)

这场战役对双方心理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国民党将它宣传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解放军则于日后积极加强海空军力建设,不像过去无知无畏的单靠陆军发起登陆战。


八二三炮战


1958年8月23日的“八二三炮战”,持续至10月5日。炮战由解放军突然发起,厦门前线近500门大炮一齐开火,2万多枚炮弹在一小时内狂泻在金门岛上。国军随后反击。

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

炮战期间,双方海军舰艇和空军也进行多次战斗,大陆依旧拿不下金门。10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不打”,也就是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于是每逢单日,双方发炮,大人小孩都躲入防空壕。每逢双日,双方都停止攻击,大人小孩拿着椅子,到广场看爱国电影。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为了方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历时21年的金门炮战,正式划上句号。

“不经战火洗礼,怎知和平宝贵?”这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古宁头战役65周年纪念活动上说的。


(修复过的“祖屋”)


“反攻大陆”


金门遭受到十万枚来自大陆的炮弹攻击,这些壳成为和平后制造驰名的金门钢刀的材料。壳用尽后,使用入口钢。由于金门钢刀的品牌已经打响,游客依然趋之若鹜。


(金门钢刀的制作过程)

金门三宝除了金门钢刀外,就是贡糖和高粱酒,不过金门的旱地高粱产量不多,不够酿酒。根据当地酒厂的说法,如今多数原料来自华北和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金门这个台湾的军事重镇,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和平广场的新角色。当地人开玩笑地说,如今一手握着金门钢刀,一手提着高粱酒“反攻大陆”。


胡琏将军


胡琏是金门人的英雄。成功守护金门后,胡琏两度担任金门防卫总司令,全力加强金门的防卫力度,小岛上出现了迷宫般的地下战备坑道、马山观测所和马山播音站、以五年时间,一铲一铲地挖掘出让登陆艇秘密出海的翟山坑道、各种军事伪装和防御工事,成为今天回顾冷战历史的现场。

1977年,胡琏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家属遵从他的海葬遗愿,将骨灰洒在金门和烈屿间的水头湾。


(一铲铲挖掘出来,秘密通海的翟山坑道)


马山观测所


马山观测所为前线基地之一。

据50多岁的前蛙人队长谢先生说,邓丽君每年都到马山劳军。当时下船后必须走一小段水路,由他这个队长亲自抱着邓丽君涉水到有48个巨型播音喇叭的播音站(俗称喊话站)。怀抱佳人,终生难忘。


(马山观测所内的播音站)

邓丽君以一贯的温柔向对岸喊话:“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我感觉到非常快乐,非常的幸福。我期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向对岸播放的邓丽君歌曲卡带)

据说向对岸广播的第一首邓丽君歌曲是《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早逝,无法实现踏上神州大地的梦想。但自此以后,大陆白天有老邓(小平),晚上有小邓(丽君),大家暗地里偷听邓丽君甜美的“靡靡之音”,后来“弃暗投明”,邓丽君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


(马山观测所看大陆,近处为正在填土的大嶝岛,远处为福建同安)


大嶝岛的红色记忆


大嶝岛与金门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亦隔海广播,并通过“空漂”,“海漂”来传达讯息。台湾人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自由,大陆人同样觉得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空漂:利用风筝向澎湖、金门、妈祖军民传递家书和宣传品)

大陆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大嶝岛对金门进行有线广播,内容不外是国军管制下的台湾生活凄惨,民不聊生,促请台湾同胞深思,完成两岸统一。


(大嶝岛上的“喊话喇叭”)

中国向对岸宣扬社会主义好,金门则向对岸播放邓丽君的甜蜜蜜,希望日后两岸家人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

两岸广播员秉持着各自的政治理想打口水战,没想到2010年在大嶝岛广播站遗址喜相逢,结为密友。中国的前线播音员陈菲菲不经意地穿上了蓝色外套(国民党颜色),台湾的马山播音员许冰莹则穿着红衣(共产党颜色),两人都惊讶地表示纯属意外。


(两岸的前线播音员喜相逢)

站在大嶝岛战地观光园望向金门,时空仿佛旋转了180度。八二三炮战期间,国军向大陆发射了12万颗炮弹,大嶝岛房屋几乎只剩残垣断瓦。

相比之下,大嶝岛的口号标语比金门强悍多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语录、中国式社会主义,给理想主义者对新世界产生了许多希望,甚至为远在新马的青年带来政治理想,投入马共的武装革命,或成为外围组织如新青盟的成员。


(毛泽东语录)


(人民公社:集体主义好)

此文的开头写道:“金门跟咫尺的福建海岸线保留了不同立场的红色记忆,天涯两地有理想,有遗憾。”

这句卷首语对那个年代新马的“进步”青年一样适用。

正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为人民革命而牺牲是值得的,曾经鼓舞了当年新马的“进步”青年进山参与解放斗争)

相关链接

Friday, December 08, 2017

龙窑 Dragon kiln

本文探索本地的陶艺与龙窑文化,研究内容呈现于鼎艺团的“龙窑陶乐”音乐会(2017年12月3日)

Pottery is an ancient art form that exists sinc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dragon kilns were then used for firing ceramic utensils. Kilns for pottery making originated in China about 4000 years ago.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gradually spread to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post-Word War II era, Singapore has over 20 dragon kilns in Jurong, Pulau Tekong, Pulau Ubin and Serangoon. But in the 1970s, the number of dragon kilns dwindled to about 10, and they were all located in Jurong.


古老的陶艺


陶艺是古老的行业,龙窑则是过去数千年来烧制中国陶瓷器皿的做法。约在四千年前,中国已经有烧制陶器的穴窑,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已经出现了烧成温度更高的半陶半瓷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龙窑分布在福建省(福州、德化)和广东省(潮州、石湾、大浦)等地。龙窑的容量特别大,一次可装烧的器皿从数千件到上万件。

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国如希腊、埃及、巴比伦等都有古代陶器出土,瓷器则是中国民间独特的发明。由于制瓷的技术要求高,龙窑的温度和胎土都特别讲究,瓷器不只是成为历代皇帝的至爱,它们也成为西方贵族的新宠,甚至称瓷器为 “China” 和 “Chinaware”,以瓷器来代表中国。


龙窑的特征


烧制陶瓷的龙窑依山坡而建,跟地面成10至30度斜角。座落在裕廊的陶光龙窑就像一条长36米的飞龙。

龙窑内部以砖块砌成,外面则使用粘土来固定。龙窑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窑头横断面小,便于开始烧窑时热量集中,容易燃烧;窑床横断面最大;窑尾又缩小,采用的是空气对流的原理。烧窑时以木柴为燃料,远看好像一条火龙,所以称为龙窑。


(龙窑依山而建,成约20度角)


(龙窑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采用空气对流的原理)

窑尾的烟囱大家都看得见,被忽略的往往是将龙窑和烟囱分开的九洞天子壁。天子壁的九个排煙孔用來调节抽气,是龙窑烧制技术最重要的一道秘密机关。

由于龙窑维持费高昂,消耗体力,窑火不易掌控,加上烧窑的木柴燃料有限,现在以洁净的电窑和气窑取代。这些现代化的窑炉掌控起来简便多了,又可以烧制出各类产品,因此广泛使用。气窑使用煤气,容易引起爆炸,所以本地没有采用。

(天子壁的九个排煙孔用來调节抽气,是龙窑烧制技术最重要的一道秘密机关)

对陶瓷艺术家而言,窑就好比艺术品的心脏,为精心制作的心血赋予生命。龙窑跟现代化的窑具相比,特点在于“落灰”(也称“窑变”),也就是木柴散发出的树脂和高温的火焰跟胎土起化学作用,使到每一件制成品都会出现不同的纹路,每件陶艺品都有各自的生命。烧窑所带来的期待与惊喜,是机械化的窑炉所无法比拟的。


新加坡的龙窑


新加坡的龙窑多数建于1930至40年代,德光岛的龙窑可能是新加坡最早兴建的龙窑。

战争结束后物资短缺,以往从潮州出口的陶瓷线路因战争中断多时,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来自潮州枫溪的商人掌握良机,在新加坡兴建了二十多个龙窑,分布在裕廊、德光岛、乌敏岛和实龙岗。当时的龙窑每七至十天就会烧制一次,生意一片火红。到了1960年代,新加坡大兴土木,铲平小山丘建屋子,龙窑才日渐减少。

不同地点的胎土(陶土)含有不同的矿物质,所以裕廊龙窑多数生产割胶用的胶杯,实龙岗龙窑则多数生产水缸。

由于裕廊的土质和山势都特别好,所以1970年代新加坡剩下的约十条龙窑集中在裕廊,裕廊也称为“瓦窑村”。顾名思义,龙窑的出现就是为了烧制日常使用的“缸瓦”,也就是陶瓷日用品。

座落在裕廊Lorong Tawas的陶光是新加坡仅存的两个龙窑之一,另一个是在陶光隔邻的源发,目前由Focus Ceramic Services管理。不过,陶光是唯一的活龙窑,一年烧窑三至四次,让陶瓷艺术家完成创作的最后一环。

以前裕廊是个山区,乡村人家不是饲养牲畜,种菜务农,就是到龙窑工作。1960年代橡胶业发达,陶光以生产胶杯为主,供应给新马的胶园。1970年代新加坡以胡姬花为国花,国人开始种植胡姬,陶光转制胡姬花盆,全盛时期,每次烧窑制作五千个花盆。两个不同的年代就这样以杯盆养活村人。

(胶杯和胡姬花盆)


烧制陶瓷器


制造陶瓷器讲究的是 “一烧二土三细工”,从选择胎土、控制温度到制成品出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根据潮州枫溪人的习俗,烧窑前必须依据传统祭拜窑神,祈求神灵保佑烧窑成功。简单的仪式包括上香,以及以“三生”、烧酒、清茶和水果来作贡品,常用的“三生”有烧鸡、烧鸭和烧肉,有些则用白斩鸡和蒸鱼等。水果则使用黄梨(旺来)、苹果(平平安安)、橘子和梨子(大吉大利)。

(拜祭窑神的贡品)

拜窑神有一段凄美的传说。据说明朝有个皇帝(明神宗)喜欢养金鱼(潮州人叫金鲤),下旨要潮州一位姓成的窑匠制造养鱼的大龙缸。州官为了讨好皇帝,刻意恐吓成师傅,若不成功便成仁。成师傅屡试屡败,眼见三个月的时限快到了,梦见火神说必须要有一个九岁的男童祭窑。成师傅夫妇俩生育了八个女孩,老来才得到一个儿子,为了此事哀声叹气。恰好他们的话让九岁的独子听到了,趁年迈的父亲打盹的时候跳入窑尾。龙窑熄火后,深红色的龙缸终于制成了,皇帝非常高兴。成师傅到处都找不到儿子,见到龙窑上小孩的足印才明白是什么回事。原来儿子为了尽孝道,不惜牺牲自己。朦胧中成师傅见儿子托梦,说已经受赐封为窑神,所以至今枫溪人点窑火之前都拜祭窑神。

(烧窑前必须依据传统祭拜窑神,祈求神灵保佑烧窑成功)

烧窑最考究工匠的经验与控制火候的功夫,分成“挤火”和“上火”两个步骤。挤火指的是先以猛火煅烧12个小时,接着就是上火,也就是从窑背的火眼增添木柴,继续煅烧6个小时。

制造陶器和瓷器的差别,除了陶土和瓷土原材料不同之外,就是烧窑的温度了。烧制陶器一般上在摄氏1000度左右,不过窑头靠近火焰,温度可高达1300度。烧制瓷器的窑床温度介于1200至1400度。高温烧制出来的瓷器比陶器坚硬密实得多,精致耐用,也不容易漏水。

陶光龙窑有一个魔术数字:1260度,窑头达到这个温度时,就会将火灶封闭起来,只在窑眼加木柴。

烧窑时温度上升的速度、火焰的性质以及冷却的过程,都直接影响制成品的质量。为了避免制成品碎裂或坍塌,窑内升温过程不能太快,每小时只能升大约50度。当温度升到600度时,陶器的水分已经完全挥发掉,进入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就可以加快升温的步伐了。

窑的温度以温度测量针来测量,不过有经验的烧窑师傅通过观察火光的变化,就能判断温度是否适中。

(观察火光的变化)

烧窑的火焰分成氧化烧和还原烧,取决于空气和胎土的氧化反应。氧气是烧窑时很重要的变因,若烧窑时补充足够的氧气,那就是“氧化烧”;相反的,若刻意让窑室缺氧,使窑火从胎土中吸取氧气,则称作“还原烧”。举个简单的例子,窑室中有充足的氧气,烧制出来的就是白瓷;氧气不足所烧制出来的就是青瓷。

五到七天后,到了出窑那一刻,工匠套上草鞋手套,进入干燥闷热的窑床将制成品搬运出来。

以前烧制产品的考量是越快越好,现在陶瓷艺术家要求不一样,想用龙窑烧出“落灰”的效果,所以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慢慢烧制陶器。龙窑烧制出来的每件工艺品的形状、色泽、质感,都有它们的自然特色,每一件制成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陶瓷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


(落灰(黑色部分)效果的制成品)


外销瓷


新加坡是欧洲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运载中国的外销瓷回去欧洲的必经之地,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是其中一艘著名的克拉克帆船。1603年,这艘葡萄牙帆船在新加坡樟宜岸外被荷兰舰队掠夺。荷兰提出的理由是葡萄牙船在航行时漠视海事安全,实际上是觊觎圣卡塔琳娜号上价值连城的外销瓷。这场17世纪初的樟宜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奠定了后来的海洋法

新加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类酱油瓶称为“马可波罗瓶”(Marco Polo ware)。1292年,马可波罗从中国买了一个珍贵的酱油瓶回意大利,好像捡到了宝贝。不过这类瓶子在新加坡和周遭地区是很常见的。

(马可波罗瓶)

新加坡也有出土的越南瓷器。早在将近两百年前,越南的商船已经来到新加坡做生意,以前的新加坡河上还有个以越南的城市命名的西贡岛(Pulau Saigon),岛上有米仓、西米磨坊,椰酒酿厂、屠猪场等。到了1980年代,政府将西贡岛跟河岸连接起来,西贡岛就这样消失了。


娘惹瓷


最具本地特色的是娘惹瓷。娘惹瓷是一百多年前,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定做的瓷器。这类瓷器一直风行到1930年代,中国发生战事,影响到这类瓷器的生产。后来新马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土生华人的财富不断缩水,导致娘惹瓷器走下坡。

早期来到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男子娶了当地土著女子为妻,后代称为土生华人。土生华人也叫娘惹与峇峇,娘惹为女性,峇峇为男性。他们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沿袭着典型的华人习惯,使用中国瓷器,过年祭拜祖先等。娘惹瓷是土生华人女性,也就是娘惹最钟爱的器皿。

土生华人除了使用普通的中国瓷器外,有钱的豪门学会了欧洲皇家贵族,买下精致的瓷器来装饰门面。他们的厨房里有平日常用的福建、潮州进口的粉彩或青花瓷器,另外从景德镇订购成套的凤凰牡丹图样的釉上彩瓷器,寓意如意吉祥,花开富贵。这些风格独特的凤凰牡丹瓷器称为娘惹瓷,主要是在一些家庭庆典上如婚礼、庆生及新年吃团圆饭时才拿出来用的。

娘惹瓷中有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盖盅”,福建话叫 “kum cheng” (感情),寓意感情不散。这些“感情”是一般的碗盘以外,土生华人家庭最常收藏的瓷器。

(娘惹瓷的特点是釉彩亮丽缤纷,色调以暖色为主)

娘惹瓷最显目的特点就是釉彩亮丽缤纷,色调以暖色为主,而且在每件器皿上,几乎把所有喜爱的颜色如粉红、绿、紫与黄色都用上了。

一般华人的陶瓷器皿都会使用一些红色,娘惹瓷的特点则是不用红色,那是因为红色代表血,是不吉祥的。


将国际音乐本土化的陶瓷华乐


陶瓷的塑造性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陶瓷艺术家一路来都不断创新,给传统工艺注入创新的元素。陶瓷可以制成实用的日用品,也可以作为观赏的珍品、精致的壁画和演奏的乐器。

新加坡华乐团的郭勇德无意中见到一张敲碗的旧黑白照片,感觉很有“feel”,兴起了将陶瓷融入本地华乐的念头。的确,陶瓷音乐不经意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母亲一手端着瓷碗,一手拿着汤匙给小孩喂饭时,轻轻敲打着瓷碗,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有些小孩则敲打着碗盘自得其乐。以前一般 “一房一厅一水缸”的家庭,大水缸所发出的“嗡嗡”的声响,则是另一种日常的陶瓷声乐。这些不同的陶瓷用品早已演奏出民间生活的乐章。

民族乐器的发展也是如此,以吹拉弹敲来组织成乐队。古老的民族乐器以打击和吹管为主,后来才逐步演变,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音乐风格,乐器变得多元化。

譬如磬(qìnɡ)是民族乐器中最古老的打击乐器。在远古的母系社会,磬称为“石”和“鸣球”,这种敲击的石头(乐石)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打击乐器。

陶罐(击):陶罐古代称为击,是民间流行的打击乐器。用竹棒或木条打击发出声响, 陶罐大小不同, 音调也不一样。

陶笛(Ocarina)则是源自意大利的吹管乐器,可以吹奏出高中低不同的音色,大的陶笛音色低回婉转,动人如萧;小的音色清脆响亮,清澈如笛。

陶埙(xūn)是中国古代的吹奏乐器,有六个孔,跟陶笛相似。陶埙的起源可能是为了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后来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乐器。

郭勇德来到陶光龙窑,竟然这么凑巧,遇见陶光一群人正在敲碗玩乐,演奏流行了几十年的“春天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人口的国际都市,大家和谐地一起生活。除了可以通过龙窑烧制陶磬、陶罐、陶笛之外,印尼的屋瓦音乐(Jatiwangi roof tile music)、印度的贾淡瓷鼓(Ghatam),非洲水鼓(water drum)和乌嘟鼓(Udu drum)等,都使用胎土来烧制成乐器,充分表现出开心淳朴,回归自然的情怀。

这些世界各地的原始陶瓷乐器,同样可以通过工艺师的研制,通过华乐融入本地。


龙窑能在本地生存吗?


龙窑的发源地中国只有四条“活”龙窑:江苏省宜兴市的“前墅古龙窑”,广东省佛山市的“南风古灶”,福建省莆田市的“仙游古龙窑”,以及2012年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复建的30米的龙窑。这些龙窑都被视为珍贵的活文化,视为国宝。景德镇则受公认为陶瓷之都。

台湾水里竹南蛇窯及南投的许多小窑,一般称为柴窑,温度达到1500多度,能够烧制出古玉、金丝等古雅特色的陶瓷工艺品。

怡保新捷成陶瓷厂本来拥有四座龙窑,其中一座已被拆除了。现在很少人愿意日夜守护在龙窑旁,龙窑已经成为夕阳工业。

新加坡仅存的陶光和源发两座龙窑,以每三年更新租约的方式守候着多年的基业,最多延长多六年(2023年),到时再跟土地局商讨。

维持龙窑的成本高昂,单是土地费就已经是一笔大开销,仅凭民间的兴趣是无法取得收支平衡,肯定亏本的。

陶光龙窑是潮州枫溪人创建的, 1965年由现任窑主陈德育的父亲买过来。陈德育的父亲已经是家族的第三代烧窑制陶人了。陈德育读小三时跟着父亲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我爸在十多岁时就来到马来西亚,来到我叔伯的工厂做工,然后来到新加坡找到这条龙窑,这条龙在新加坡要拍卖给别人,他觉得是一个机会,他也有一个理想,想要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窑,所以就买下来。”

除了燃料问题,龙窑烧制的简单器皿也缺乏市场,所以陈德育决定将龙窑转型,成为陶艺工作者从事创作、烧制和开班授课活动场所。

陈德育的贤内助黄瑞芳祖籍厦门鼓浪屿,1980年代从印尼巨港来到新加坡。

维修龙窑时,黄瑞芳注意到以前裕廊也有砖窑,许多本地建筑所使用的砖块都是裕廊的砖窑烧制的,因此刻意将那些裕廊制造的砖块保留下来。在陶光所看得到的旧日裕廊砖有JURONG(裕廊)、NANYANG(南洋)、SKLEW(SKL砖厂)、GOHBEE(五美)、BINKEOK等。这些砖窑都在过去二三十年逐渐消失了。

(许多本地建筑所使用的砖块都是裕廊的砖窑烧制的)

此外,黄瑞芳也发现龙窑旁边还有个被泥土掩盖过的福建登窑,这些登窑是有梯阶的。在黄瑞芳的努力下,这座登窑终于出土,作为古迹般保存着。

黄瑞芳的个人喜好是制作圆形的陶瓷品,并将自制的花盆与插花艺术结合。她喜欢圆是因为它的起点也是终点,有始有终,代表着幸福、和乐、圆满。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上富有禅的意境,人生旅途上许多抉择与际遇何尝不是如此。

(在陶光龙窑内出土的登窑)

陈德育的侄女陈思慧决定走入龙窑,传承家族的文化事业,这条路当然不会是条康庄大道。

从经济的眼光来衡量,龙窑经历过日治与建国的历程,为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时代作出贡献。

从历史人文的价值来考量,不保留就会永远失去,政府拨款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元素。本地一些陶艺家把工作室搬到龙窑,除了本身对传统技术的兴趣外,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七十多年的陶艺文化,让祖先的文化传承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的思考角度,为什么要有龙窑?龙窑到底有没有保留的价值?

(陶瓷艺术家正在观察烧窑的状况)

主要参考资料
- 景德镇陶瓷词典
- 李国樑,“龙窑 – 不止七十年的乡土文化”,《这里是新加坡·壹》,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2015年10月,ISBN 978-981-09-6468-9。
- 李国樑,“外销瓷”,2016年12月16日。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12/porcelain.html
- 李国樑,“从广惠肇碧山亭壁画看石湾南风古灶”,《联合早报》,2016年12月1日。
- 林亦秋,“娘惹瓷独领风骚在南洋”,《收藏》杂志2016年1月20日。http://www.cangcn.com/a/gd/2016/0120/677.html
-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 新加坡土生华人博物馆
- 许愫芬,“燃烧吧!火龙”, 2013年12月23日。https://seventhdusk.wordpress.com/燃烧吧火龙/
- “Awaken the dragon”, A Community Art project. 
- “Ceramic music festival”, Jatiwangi Art Factory, http://jatiwangiartfactory.tumblr.com/post/114917590589/ceramic-music-festival-cmf-is-a-landmark-of-the
- Chan Luo Er,“Chinese dance and pottery kilns are fading away in Singapore”,Channel News Asia 18 July 2015.
- Jesley Chua Chee Huan,“TAN Teck Yoke 陈德育 Vanishing Trades 消失中的行业”, Accession Number 003404,Oral History Centre. 
- Tan Beng Luan,“CHUA Eng Cheow 蔡应绍Vanishing Trades 消失中的行业”, Accession Number 000722,Oral Histor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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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1, 2017

寻找“老友”记

“东方红,太阳升”


谈到过去激昂澎湃、理想与遗憾相互交织的反殖与对抗的年代,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 Chua XX (蔡某某)的军官同僚,为了理想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黎兄表示该同僚选择以“自我激进”的方式翻阅红书,献身改革社会洪流,加入马共,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由于时日已久,拼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有出入。

马共被官方视为破坏社会和平的武装份子, “山老鼠”、“恐怖分子”等成为民间反共人士对他们惯用的标签。

随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于1957年与1965年独立,马共原来的反殖,争取新马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困境。1969年发生在吉隆坡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为马共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怒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种族冲突造成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蔓延至新加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三”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係。事后,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民主灭亡: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家对“五一三”的反思。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的新马华人圈兴起一股独特的思潮,由于社会贫富悬殊,本地有好些年轻人接触了倾左的书籍册子,以及暗地里传阅《燎原》、《东方红》等马共出版的“进步刊物”。他们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进山”参与马共斗争,有些被内安局扣留了。

当时我带着弟妹们到住家附近的社阵幼儿园读书,坐在课室后面,学会了红卫兵的造型,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只觉年少的心也飞扬起来。至于一脸正气的年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三几个月后就不知所踪了。多年以后,多认识了一些当年的左翼青年,往事如烟,对过去已经放下的一组人,坦然地回忆那段年轻的经历。

黎兄口中的蔡先生,我素昧平生。“寻人”的过程中,获得贵人提供其他资讯,让我串联了过去文章中提过的一些小故事,补充了理想年代的部分轮廓。


(1961年社阵发起人合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青盟与六突


通过勿洞和平村、友谊村、前马共等渠道询问有关蔡先生的行踪,都说此人应该没有上到边区。根据他身为武装部队军官的背景,很可能被纳入为突击队员,下场不外是:(1)中途脱离队伍,隐居某处;(2)游击战中被击毙了;(3)被内部处置了。至于是否会有第四个可能性,易名后继续留在和平村呢?他们都说机率不高,因为组织保留着所有同志的记录。

据行内人士透露,1970年代初,新加坡有一支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 (新青盟,Malayan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的马共外围组织,本地有近百名成员。1974年,新青盟跟第六突击队(六突)的司令员张佐取得联系,为日后安排成员进山铺下渠道。新青盟进去的, 几位牺牲了, 一位被内部枪毙, 一些留在和平村。和平村有一个叫做泰和联的组织,是泰国和平联合会的简称,包括合艾和平联谊会、苏基琳和平村、勿洞和平村。

新青盟的主要活动是吸纳新成员、搞学习、捐赠金钱、军用品、云南白药,以及安排成员进山。那时候有些组屋的信箱会莫名其妙地收到批判马列主义的传单,这可能是新青盟和其他外围组织于夜半三更所进行的活动。新青盟的传单跟70年代初脱离马共中央的马列派和革命派对证,可以肯定新青盟隶属中央派。

张佐的回忆录谈到1975年在淡不灵山林召开了第一次新青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七人,其中三人来自新加坡(阿良、哲明、X新),从各人的汇报中得知,新青盟成员共约170人。

搞工作必须“捉思想”,因此会议上张佐排解了与会者人事间的矛盾、不能谅解和团结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对斗争的信心动摇、行事消极等现象。至于阿良、哲明、X新,显然都是化名。

根据《马·南洋商报》(2015年4月7日),1973年,六突于金马仑成立时,只有约三四十人。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140余名战士。不过这是一场缺乏武器的武装革命,有些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死在保安部队枪下的就有将近一半。1987年底,张佐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 1988年3月2日被捕。不久之后,彭亨森林里的六突战士全被诱俘,当时部队有89人。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瓦解了。

初步推测蔡先生可能加入了六突。


“红姐姐”:终有一天,你们会来我坟前献上鲜花!


海凡的《雨林告诉你》第131至133页,记述了一位名叫“红征”的姑娘。红征是海凡亲眼见到的三个遭到内部处决的队员之一。红征是第六期学员,经过突击队上队,参加过文团,舞蹈很棒。被内部处决的另外两人是第七期的学员红旗和志明。

文中的红征人际关系不好。由于她违抗党委的指令,辱骂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党委下令解除武装,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大课堂整个月,由其他同志日夜看守,已经没有了尊严。见到这一幕的同志都很难受。

红征大概知道得罪领导的下场,在大课堂里我行我素,以剩余的日子等待着决定她的命运的全体大会。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对组织的绝对信任,聆听领导的剖析,虽然对红征的处置方式有过一番热议,最终一致接受了“处决”的结果。

红征自愿选择了革命,结果却革了自己的命。行刑前,她只留下了一句话:“终有一天,你们会来我坟前献上鲜花!”

那是1982年下半年,红征加入部队已经六年了,应该有一些个人想法。她不接受部队从“解放军”改名为“人民军”,不愿参加改名称宣誓大会,竟然演变成一出悲剧。也许红征曾经将革命浪漫化,当在部队里发现原来离憧憬颇遥远时,已经准备豁出去了。

有些人士透露,红征可能是新青盟的成员。1976年新加坡发生过另一波文团大逮捕。不过,活跃于文团的聂晓冬并没有等到此刻,她早在1975年已经突然间消失无踪。在新马的历史中,少不了像红征这样的“红姐姐”。早期的红姐姐参与过日战,因1948年的紧急法令再度走入森林。上世纪70年代,重演着红姐姐的历史。晓冬可能就是化名后的红征。

由于被内部处决的是红征,估计蔡先生躲过了内部整顿的劫数。


政治扣留者


卢妙萍编录的“政治扣留者(1950 – 2013)”1190人的名单,涵括了1950年至2013年被内安局扣留的人士。此文件收录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亦可在网络下载。网上还有一份由卢妙萍补编的新名单 “Political Detainees in Singapore, 1950-2015”。

2011年11月23日副总理张志贤在国会中透露,政府从1959年至1990年,31年内共逮捕了2460人。虽然卢妙萍所收录到的名字只有约一半,但由于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相关人士不愿公开身份等,卢妙萍为过去所保留的时代印记诚属难能可贵。

名单中,看到了1977年有一位蔡先生,身份为后备军人的一名中尉。

内安局的档案文件证实了1974年,蔡先生完成国民服役后,放弃报读大学的机会,成为一名建筑工人。组织安排他到六突,接受两个星期的思想与军事训练,并在彭亨东北部的而连突(Jerantut)学习制造爆炸物。当时有三名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的成员加入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MNLA),不过蔡先生不在其中。

据了解,蔡先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活动,收拾书包与心情,回到新加坡大学深造,目前是一家顾问公司的董事。

蔡先生为何从马来西亚回到新加坡来,后来决定放弃“山老鼠”的理想,黎兄表示深感疑惑。我倒觉得蔡先生能够活着,他们就可能有缘再见。

每个时代都是由许多小小的回忆组构而成的,我拜托黎兄如果真的见面了,记得将后续告诉我,好补充那个时代的记忆。


MNLF, MNLA


关于MNLF和MNLA,马来西亚独立后局势骤变,国内打压左翼人士,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新马合并引起了马印对抗等,使到外围组织(地下组织)跟边区失去联系,无疾而终。

一群有心人士于1968年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MNLF,继续反殖斗争,后来跟边区取得联系,成为马共的外围组织。

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NLA于1970年改组成立,它的前身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柔佛州退伍同志会第二届职员。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时代格局的变化


通过“政治扣留者”的记录,不难印证日战结束后,新马政治格局的变化:

- 1950年代:被扣留的人士主要有中学生、工会人士、文教界人士,有些被遣返回中国。

- 1960年代:主要是“冷藏行动”中被逮捕的多名社阵成员、南大生、职工运动人士。

- 1970年代:主要是社阵成员、南大生、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义安工艺学院学生、新大生、工友(各行各业,建筑工人与工厂工人居多)、文教界人士、职工运动人士、文团(实践艺术剧场居多)。

- 1980年代初:主要是文团(长堤文娱团居多)、社阵成员。

- 1987年5月21日,6月20日:“光谱行动” (Operation Spectrum)中扣留了22人。

- 21世纪:回教极端主义者。

回顾过去的新加坡,50年代是个反殖的年代,学运与工潮等社会现象背后贯穿着反殖斗争的精神意义。60年代政府集中火力瓦解社阵及其影响力。1966年,社阵主席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使到社阵失去强大的群众基础,自己给自己致命一击。

70年代是马共寻找到新动力,并成立新的地下组织的时候。这个年代也是文团崛起的年代,一些文团与学生团体受到相关人士影响,有些年轻人为了建立新社会,不惜投入革命的怀抱,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这一波延续到80年代初。


(中国式社会主义曾经对新马进步青年产生巨大影响)

21世纪,世界性的回教极端主义崛起,成为这十多年来的主流。

我向曾经在“有关当局”工作的郑先生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运作模式,证实了当局安排了“内奸”,混进文团工地等,唯有如此才能够掌握到最新的情报。这些内奸也被逮捕扣留,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当时有些人被请去“喝咖啡”,喝完咖啡就可以回家了。至于有些被扣留的人士三几天或一个多月后就被释放,那是因为逮捕属于“一篮子”行动。带到扣留所后,当局需要时间逐一处理,因此无法当场释放无辜人士。

对内安局而言,许多被逮捕的人士都是小喽罗,对为何加入马共外围组织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是其中一份子。当时只是凭着一股热忱,或被利用,或跟着朋友一起出席活动,然后就被物色了。他们没有武装革命的意图,政治意识也不强。对于这些人士,当局根据个别情况,要求他们放弃跟某些朋友接触、离开某个团体、避免某些活动等,签下同意书后就获释了。


1970年代的思想主流


回顾1970年代一些左倾思想青年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无法抗拒的思潮。接触过的人士都清楚,那时候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关怀“小弟弟小妹妹”、团友和工友开始,熟络后进入“谈心”、“捉思想”的阶段,剖析社会动态,学习思想主义等,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经过“骨干”的辅导与观察,获得“领导”的信任后,才根据各人的能力,赋予各项任务。有些文青发觉被当局监视,甚至到家中搜查,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跟着前人的步履,收拾细软进山了。

那个年代流行向工友学习,体验工农的生活,团结群众。知青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投入纺织厂、船厂、建筑等劳动队伍,搞“正派活动”团结工友。不是每个圈中人都是马共,但为社会人民创造幸福的思想是一股时代洪流,结果有些力量渗透在其中。

新青盟应该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模仿中共的青年团组织所成立的。同志们走入工厂、学校和农村,成为招纳、团结与培养进步青年的核心,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奋斗。当组织壮大起来后,才进一步支援边区。


何谓民主主义?


新青盟擎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何谓民主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述道:在政治上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经济上将官僚资本收归国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背后的哲学内涵相当“大块头”,不容易理解,反正就是满腔热血,跟着领导走就是。可见理想是充满热忱的,理想也是盲目的。

革命同志躲在森林里,对外界知道得不多,主要靠电台来维持革命理想。为马共提供精神力量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Suara Revolusi Malaya)于1967年成立,1981年停止广播。成立初期设立于泰马边境的丛林中。1968年7月,电台被马来西亚军队摧毁。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于1969年11月15日在湖南省四方山设立了新的广播电台,代号 “六九一”。电台以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播音,各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 1981年由邓小平下令关闭。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所在地。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邓小平的决定跟1979年访问新加坡的后续有关,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跟邓小平惺惺相惜,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支持马共。邓小平决定终止输出革命,断绝对东南亚、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所有援助,差不多等于为马共自1930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半世纪历史画上休止符。

1982年,泰国围剿马共,三千人的部队锐减至千余人。1987年,两支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西共分区:革命派(90人)、马列派(542人)先后走出森林。两年后,马共中央派(1188人)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合艾协议》,正式为马共的武装斗争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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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4, 2017

粤剧的故乡

牛车水的梨春园


牛车水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俗称戏院街。记得年幼的时候,早晨的牛车水是个别具一格的露天巴刹,戏院街跟其他横街窄巷一样挤满路边摊,穿着紧身衫裤或碎花睡衣的家庭主妇忙着讨价还价,白衣黑裤长辫子的妈姐穿梭其中,偶尔会有穿着旗袍,仪态出众的妇女手提报纸包裹着的菜心路过。华灯初上,路边摊换了主人,美食、成衣和日用品摊主上演着夜市人生。


(周璧珊的水彩画作:牛车水露天巴刹)

顾名思义,戏院街应该是个看戏的地方,不过在这条重新打造的食街上,不见戏院也不见戏台,不禁油然生起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愁绪。

戏院街有一家名为“梨春园”的特色旅店。虽然早年的传统中文牌匾的写法是由右到左,特色旅店的牌匾则是由左到右,但旅店主人向游人传达这里原是一家戏院的心意,已足以弥补心头的遗憾。

梨春园那排店屋有独特的悬臂阳台,一向来都是画家游人钟爱的景点。由林路(林谋盛的父亲)承建的梨春园戏院早在19世纪末已经在牛车水落户,邵氏机构收购后易名为新声戏院,营业没几个月就被日军炸毁,日治后才重新修建。

(19世纪的梨春园。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早年的华人喜欢看戏。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中写道:“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可见当时看大戏是街坊的共同娱乐,经常演出的粤剧戏班至少有五六个。全盛时期,大坡的哇燕街(如今的余东璇街)和戏院街建立了庆维新、天演大舞台(大华戏院)、梨春园等粤剧院。此外,1881年的官方统计显示新加坡共有240名华族演员。结合了李钟钰的观察,相信其中多数是粤剧艺人。

当时到梨春园看戏是自由入座的,经济位的观众使用手帕来“罢位”,情形就好象今天用纸巾在熟食中心罢位一样。

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内张挂着一幅孙中山站在梨春园前演说的油画(陈初电绘制),原来梨春园有过一段革命因缘。

(陈初电的油画)

1908年农历八月,来自香港的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剧《荆轲》。荆轲刺秦王失败,图穷匕见下英勇牺牲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荆轲》被视为借古喻今之作。当时孙中山等人趁着第一幕结束换场时上台演讲,宣扬反清的革命思想。[1]

林志强则指出1909年3月,
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剧《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以浅白的粤语白话来宣扬革命。[2]

振天声剧团以纯广府话演出粤剧,曾经被指为不伦不类,甚至是革传统粤剧的命,可见早年的粤剧并非以“想当然耳”的粤语来表演。粤剧经历过时代的历练,从昆剧演变成独特的戏种,是一段值得探讨的历程。


梨园子弟成立八和会馆


牛车水早在19世纪中叶便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它跟世界各地的大城镇的发展规律一样,安定下来后,寻欢作乐的场所随之而起,就如《新加坡风土记》所描述的:“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粤剧随着移民传到新加坡。1857年,广东梨园戏班在本地创建了梨园堂,后来取名八和会馆,目前在恭锡街落户,跟中山会馆使用同一座建筑物。粤剧团依据生、旦、净、丑、武生、武打、总务与乐师分为八个堂号,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人士和睦共处,将欢乐带给民众。

(恭锡街:八和会馆在二楼,中山会馆在三楼)

新加坡曾经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省港的粤剧团体多次前来本地演出,几乎场场爆满。著名的粤剧演员如薛觉先、红线女、新马仔、余丽珍等人来新加坡演大戏,都例行先拜访八和会馆,在华光祖师前上香,并对本地的粤剧先贤致敬。



佛山万福台


我小时候常到已经被拆除的国家剧场看冈州会馆演大戏,演出正式曲目前往往先以“六国大封相”暖场。国家剧场依皇家山的山势而建,屋顶是个大帐篷,三面环开,花香虫鸣和自然山风伴随着高胡铜锣与优美的唱腔,为童年的回忆增添难得的姿彩。

广东佛山有“未有八和,先有琼花”之说。有了前缘,我按耐不住积郁多年的心情,造访佛山这个粤剧第一故乡,找寻牵连新广两地传统文化的线路。

佛山祖庙内的戏台叫“万福台”(原名华丰台),兴建至今已有350年,世界各地的粤剧团体都将它视为粤剧的发源地。来自北方的“外江人”逃难到广东所带来的京戏昆曲被公认为粤剧的启蒙,当时唱的是“官话”(华语),以“白话”(纯广府话)来唱粤剧是清朝末年支援反清革命的粤剧演员的大胆之作。

(佛山万福台)

民国的年代,粤剧进一步“现代化”,例如白驹荣倡导的平喉真腔,薛觉先引入化妆技巧与开创儒雅的薛腔,南海十三郎(江誉球)和唐涤生等人积极创作等,为粤剧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根据佛山市博物馆研究员王海娜的研究,明朝万历年间,佛山的粤剧戏班已经成立了“琼花会馆”。到了清朝乾隆的年代,佛山演戏场面宏伟,“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个各地商人聚集的商贸场所,带动了西关的繁华,西关大少、西关小姐等名词应运而生。广东大戏正好在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中,满足了外国人的好奇心。

当时十三行的行商,每逢宴请贵宾时,会在家中花园搭起戏台,邀请戏班唱戏助兴。有时,行商也常爱请洋人到戏院看粤剧,促进粤剧的发展。[2]

辛亥革命前数十年,广东梨园子弟响应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清朝政府把屠刀挥向粤剧艺人,并且禁演大戏多年。一波三折下,有些艺人加入“外江班”跑龙套,有些选择越洋,新加坡成为粤剧艺人的栖身之所,搭建起粤剧第二故乡之路。


有些粤剧艺人在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伍崇曜家中花园开设粤剧童子班“庆上元”,在国内保存了粤剧的火种。[3]


街招串联了时代变迁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旧街招海报,保留了省港红伶和本地粤剧艺人的辉煌史。上世纪50年代是本地粤剧最风光的时代,三大世界(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都是上演一流大戏的热门场所。当时持续三年的朝鲜半岛战役刺激了树胶价格猛涨,新加坡因韩战而得福,娱乐事业与粤剧欣欣向荣。

(从前的街招。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此后十余年间,电影和电视成为本地的主流娱乐。大戏的街招消失了,职业粤剧团也纷纷解散了。如今较活跃的业余粤剧组织如冈州会馆、东安会馆、敦煌剧坊和民众俱乐部的粤剧班也招收了“外江人”,
敦煌剧坊甚至推出过英语戏本。

从百余年前以北方的官话走到今天以西方的“外江话”来演广东大戏,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一场文化革命,粤剧第二故乡所走的传承之路何其漫漫。

注:
[1] 振天声剧团是否在梨春园演出过粤剧《荆轲》,有人提出相反看法。这里引用的是联合早报的资料“南洋影剧中有革命记忆”,2011年10月6日。

[2] 林志强,《本地戏院与辛亥革命》,联合早报2017年10月26日。

[3] 大多数广州人都不知道,十三行与粤剧有一段情缘,广州日报大洋网,2017年8月15日。Accessed 201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