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20,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三)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三) 拼凑年轻的壮志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于1969年11月15日正式开播,当时参与工作的总人数29人,陈平不在其中。按陈瑞回忆,1969年初“他同我商量:‘这个电台是你去或我去?看来在这个时候你去比较好。’我理解他的意思,因当时他参加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未处理好,所以不便在这个时候离开。” (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137页)

陈平是1970年初来到691基地,化名洪韬常驻在这里。

陈瑞从1969年夏至1972年夏秋,在691工作了三个年头。期间国内马共部队“八支”和“二区”因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而发生分裂的事件,他受命返回马泰边境,电台党委书记由69年底来到的李凡(陈再润、阿焰)取代。 陈平和李凡组成的马共中央代表团实际领导电台的运作。

(二楼陈平的办公室)

电台开播以后,稳步发展,其后陆续有人员加入,1970年几位在越南参与医务工作的革命后代加入电台。同年有一批革命后代一共31人,来到代号731的一个基地,在这里受训学习,部分人于1972年加入691。1972年还有几位早年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到中国的人员到来。1974,75年马共分裂事件公开化,为了加强宣传,英语与闽、客、潮及广西4种方言的广播陆续启播,一批未满十八岁的马共干部子女——多数来自印尼,先被派到中国各主要方言区学习生活一两年,然后调回加强电台的阵容。1977年,几位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加入英语组。1978年,七八位新加坡流亡印尼的老革命也辗转来到691。1980年五位新马大学生先后来到,加强了英语播音及编辑工作。到了1981年6月30日,电台关闭之日,先后在691生活工作过的马共组织方面的人员,总数超过一百人。

水泥路忆当年


我们抵达691大门口已近11点钟,在拱架下拍摄集体照后,就直奔当年电台的工作区。

(691工作区的大门口)

我们沿着一条仅容一辆小汽车行驶的水泥路行走。水泥路还是当年的水泥路,而道旁的野草悄悄掩入,不知已绿过多少回?山坡上佳树繁茂,一丛丛翠绿的竹林在初阳下摇曳生姿。杂树底下矮青参差,杜鹃花最多了。据说春天杜鹃花盛开时,吸引过来的游人络绎不绝。这一段大约八百米到一公里的道路,还经过当地村民的耕田,农作物刚刚收割,只见留下杂沓脚印的田地和浸在水塘里的沃泥; 田埂四围里,隐隐冒出一片鹅黄浅绿。几位当年的故人:陈英、拉维、邱华、万水兴致勃勃地指东划西:

“稻秧生长时是整片青绿色!”

“油菜花开花就更美了!”

“我们每天都要走四回,有时也看到农民叔叔弯腰耕种。”

“但那所楼房——”指着山坡上一栋砖瓦房,“当年是没有的,我们离开后才建的吧?”

“那时山坡上的树哪有这么高哇!?”

“……”

游走晦暗的基地


来到691工作区的大门口,又见到类似大门口那相对矗立的方形柱子,以及拱状的金属支架。旁边也是哨岗。再去就是当年中国警卫连留下的残破的营房。

终于站立在那幢双层的行政楼的大门口,大家都停下脚步。几株大梧桐树高过楼顶,浓荫挨着青苔攀爬的红砖墙,阳光被筛过,在墙上涂抹上斑驳的光影。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陷入一种弥漫着庄严与沧桑的静默里。

陈英指着入口处的正上方,二楼的一个房间,说:“那就是陈老总的办公室。”

大家都仰起头,透过长方形的窗口望进去,有一片阳光落下来,摔碎在横七竖八的木横梁上。

“老总旁边是陈田的。当时他是总编辑。”

这幢行政楼是座工字形建筑,前面两层楼,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办公:收集资料、编辑、翻译、打字、校对…… 党委和编委办公室在二楼楼上。一条有盖的短通道连接后面的单层建筑。那里主要用来制作录音广播节目。 一间华语组和泰米尔语组共用,一间马来语组用,还有一间比较大的是唱歌录音用的。 

(691工作区双层行政楼的外观)

我们左右散开,在拉维,陈英,邱华,万水等人带领下,跨入那些幽暗而空洞的房间。墙和天花板的粉刷剥落,污垢斑斑;窗楹只余下长方形的锈框,玻璃碎片撒满地;一两支被丢弃的枯树丫和腐朽的落叶是室内仅有的物件了。

这里是华文组的资料室……这是马来文组的……这个角落是 XX 的办公桌……那时我坐在这里翻译……楼下右边,是存放录音广播磁带的磁带库……还有,这是一间小图书馆,存放电台资料,马列书籍,南洋杂志,报刊……

声音在晦暗的空洞中回响。行走的搅动,使地表泛起霉朽的气息。有的房间我们走进去,有的只在门口张望。我们的脑海,跟随他们的讲述,浮现当年同志们埋头工作的情景。阅读,剪辑,整理,书写,誊清,练读,朗播,录音…… 

似曾相识的梦境


我们都自觉把脚步放轻。从眼前人的话语,手势,表情,联想着当年那些青春矫健的身影。我不期然想起陈平在《我方的历史》前言中读到的那句:“我们并不是在宏伟的建筑物内的办公桌上伏笔疾书之辈……我们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我心里恍恍惚惚的,好像一脚踩进去一个似曾相识的梦境里。

我们这一群朋友都已到暮年,年轻时有过相近的经历,这才相约几千公里外的荒郊僻野,来探访,来寻觅。

有人曾在清晨,套着耳机,守着收音机,心潮跟随播音澎湃;有人曾在深夜里,紧闭门户,将录音机播出的信息,庄严地一字一句抄录;有人曾用超薄的纸张,把那些闪着亮光的文章,一页页地誊写,一本本地装订;然后,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悄悄地组织学习。

当我还在部队的日子,每天清晨,早安哨吹响后,雨林还笼罩在无垠的静谧幽暗里,我们用山泉水抹一把脸,背着枪支,集合到大课堂,以一条泰国纱笼把自己裹紧御寒。钟点一到,混沌中响起雄壮的乐曲——“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奏响了我们每一天的进行曲。

从马泰边区,半岛的突击队,到地下战线的广大干群,有那么一大部分人,倾听从这里发出的激昂的声音,巩固信心,凝聚力量,协调步伐,踩着艰险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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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16, 2018

美食人生话新年 Chinese New Year

节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水木作坊出版社 2017

经典美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街头以路边摊居多,餐馆酒楼相对零落,传统茶楼也在午市转卖煮炒,办理喜席寿宴。这些餐馆以广东师傅掌厨的居多,中餐以粤菜为基础,其他籍贯人士必须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厨房工作。周末上广东茶楼曾经是本地平常人家靓丽的生活风貌,大坡的茶楼林立,单单是摩士街(Mosque Street)就有颇具规模的大东酒楼和南唐酒楼,大家搭台“叹番一盅两件”(喝一壶茶吃两碟点心),翻翻报纸,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摩士街大东茶楼。摄于原貌馆)

现在一些茶楼餐馆烹制猪脚醋,颇受食客垂青。猪脚醋(猪脚姜)是广东妇女坐月的补身食品,滋补生孩子后流失的钙质和关节液,又可以驱风暖胃,一举多得。

过去清明扫墓,我们都会买些白糖糕去拜祭先人,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甚至将一片白糖糕切开几份,一家人一起享用。数年前我在广东顺德吃了特产伦教糕,才明白伦教糕是本地的白糖糕的始祖,随着先民传入本地。

广东粥品讲究食材火候,其中一道“名粥”叫做“及第粥”,材料包括猪肝、猪腰、粉肠和猪肉。据说有个书生上京考试,途中进入一间小店吃粥充饥,店家煮了这碗粥给他享用。书生高中状元,衣锦回乡途中特地到小店,再吃一碗粥,并问店家粥的名称。店家也是有点墨水之人,见书生中了状元,联想到三元及第,于是说这是及第粥,及第粥从此成名了。

艇仔粥也是一道广东名粥,随着粤籍人士走入本地。以前的牛车水夜市有许多售卖艇仔粥的摊位,所使用的食材有花生、鱼片、鱿鱼和炸粉丝。艇仔粥源自广州西关荔枝湾,广州十三行带动了西关的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这道粥品便成为艇仔粥。

(广州西关是富庶之地)

过去,广东人正月初七人日捞鱼生,如今捞鱼生已经成为本地华人过年的“传统”,从过年前的收工宴捞到“新十五”(元宵)。捞鱼生这道佳肴源自江门,农夫将河塘里打捞起来的鯇鱼切成生鱼片,配上田地现成的蔬菜,吃起来特别鲜美。过后加上萝卜丝、花生碎和酱料,味道更加棒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东人饮食界四大天王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刘育培改良了颜色单调的鱼生配料,在酒楼大力推广,成为本地独特的年菜。 

(自成一格的江门鱼生,以新鲜的青菜取胜)

李泰麟表示乡下的鯇鱼吃的都是天然的有机食物,河床的肥泥哺育着鱼群,加上没有什么化学污染的问题,所以因为吃生鱼片被细菌感染的个例不多。来到新加坡之后,从1950年的农历新年开始,一路来都有过年跟同事一起捞鱼生的习惯,所使用的主食材是鯇鱼。后来手头比较松动后,有时采用西刀鱼。西刀鱼骨多,鱼肉必须切得特别薄,相当考究刀工;鯇鱼在鱼塘生长,价格廉宜多了,而且吃起来富有家乡的滋味。

李泰麟的同事比他更早来到新加坡,有些甚至在新加坡经历过日据,正月初七人日吃鱼生这码事绝对比1950年早多了。

跟乡下捞鱼生的料理相比,本地使用了多一些配料如瓜因、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

现代人老是觉得钱不够用,喜欢边捞边喊“huat ah”(发啊)!“huat ah”是福建人的叫法,是近十年来才兴起的。也许这是中文水平低落的后遗症,吉祥语已经说不出口,只好以简单迎合世俗的词汇来取代。至于传统华人家庭,捞鱼生时还会坚持使用正确的祝福语,如步步高升、鸿运当头、五福临门、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学业进步、一帆风顺、黄金满地等。

广东竹枝词写道:“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团团站,捞鱼生”的习俗在新加坡发扬光大,在广东的发源地则已经淡化。道地的江门人陈生表示如今的江门已不盛行捞鱼生,主要是担心工业化排水影响了当地生鱼的品质。顺德画家罗耀强一家人请我吃了美妙的鯇鱼餐,让我找回童年的味蕾。言谈间才发觉以美食见称的顺德虽然还在吃鱼生,但都是各自选择自己的配料,自己捞自己吃,不像文革时代吃大锅饭,大家“同捞同煲”。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以其他过年的习俗与禁忌来说吧,各籍贯人士都有除夕夜吃团圆饭守岁的风俗。大年初一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见面都说些吉祥话,互相恭贺对方来年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初一这一天,大家都不拿扫帚扫地,否则会倒霉倒上一整年。如果打破了碗碟,必须以“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来补运。

广东人将年初二称为“开年”,从这天开始,一切都百无禁忌,可以打扫、洗衣、打骂孩子等。老人家曾经流行过“让我帮你开年”的俚语,也就是“年已经过了,让我好好地教训你”的意思。不过到了今天,只有老一辈的广东人会遵守开年的习俗,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晓得开年这回事。

小时候,正月初二早上开年之前的扫地仪式一概由我负责。扫地前先在地上放两粒柑和一封红包,“意思意思”的将它们扫到门口,然后扫回头捡起来。这么一来,霉气便可以扫出家门,金银财气则留在家里。

年初二的开年饭也称为“开牙”,是新年最丰富的第一顿菜肴,跟除夕夜不相上下。以前,广东人外嫁的女儿初一必须留在夫家招呼客人,初二才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娘家。父母爱女心切,特意准备丰盛的午餐来迎接女儿,让外嫁女跟家人团圆,一道品尝“家乡菜”。

新加坡地方小,出入方便,一年到头都可以回娘家,不需要等到年初二。虽然回娘家那种忐忑的心情已经不存在,不过开年饭有些好意头的菜式还是有必要的。数十年来,父亲必定特别准备发菜蠔豉、酱炒大虾和清蒸鲳鱼,寓意接下來的日子过得比往年好,发财好市,嘻哈大笑,国家昌盛,年年有余。

我小时候的开年饭,姜葱焖鲤鱼是必备的菜色,象征大吉大利。拜神的鲤鱼活生生的平放在盘子上,用一张润湿的红纸盖着鲤鱼头。说来奇怪,蒙着眼睛的鲤鱼竟然乖乖地躺在那儿,过后成为桌上佳肴。不过在乡下,拜过神后村民都会将鲤鱼放生,有时候鲤鱼还会在鱼塘里转圈圈后才离开。老人家看了特别高兴,说生意(鱼)有回头,来年必定顺顺利利,无虑无忧。

年初三“赤口日”,老人家认为容易招惹口舌是非,因此不去拜年,也不喜欢客人上门。年初四则是个吉日,华人商店多数在这一天开市,分发开工红包给员工,阔气的老板还会请吃一顿开工宴。

新年前腊月廿四是送灶神的日子,称为谢灶。谢灶免不了好吃的食品,让灶神吃得开开心心的,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说些好话,以便新的一年玉皇大帝赐福人间。

腊月廿四也是“扫屋”,也就是大扫除的好日子,将过去不好的霉气都扫走,来年顺顺利利。多年前我居住在木板沙厘网隔间的店屋的时候,跟多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共用一层楼,扫屋不可能我行我素。灰尘满天飞,会影响到左邻右里,因此必须事先商量,选个黄道吉日,大家一起舞起“骨扫”(用椰叶茎做成的扫把,也称马来扫),作为迎春的前奏。

由于必须配合各家各户,扫屋这一天就未必是腊月廿四了。扫屋时顺便将旧的春联撕去,贴上新的春联,寓意“破旧立新”。楼梯口是“出入平安”,屋子里的春联则用一张红字,写上“迎春接福、心想事成、身强体健、财源广进”,米缸除了“常满”外,也会贴上由“招财进宝”组成的合体字。这些春联都是牛车水骑楼下的“写信佬”的杰作。

扫屋送灶后,我们还会动手炸煎堆、虾饼、油角等新春食品。如今担心三高,煎堆油角都免了,其余的买现成的,年已经少了自己动手的创意。

为了讨个口头上的吉利,广府话中一些不中听的食物名词都被更改过。例如“舌”与“蚀”、“肝”与“干”同音,“丝”乃“输”的谐音,见血也不吉利,因此“猪舌”必须成为“猪俐”、 “猪肝”与“鸡肝”都称为“猪润”与“鸡润”,“丝瓜”称为“胜瓜”、“猪血”称为“猪红”。这么一来除了有“利润”可图外,还可确保“常胜”,赚得“满堂红”。这些民间的创意充分表达了平民百姓对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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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9, 2018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的上诉庭最终审理 City Harvest Church

上诉庭的最终裁决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的最终审理裁决于2018年2月1日上午出炉,最高法院上诉庭以潘文龙法官(Andrew Phang)为首的五司经过半年斟酌,宣判时表示,城市丰收教会六名被告不能被视为职业代理(Agent),因此不构成严重失信罪。五司维持高等法庭的原判,没有加重创会牧师康希和五名副手的刑罚。

对城市丰收教会而言,这是一份贺年大礼。

根据2月5日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国会上所言,1976年高庭裁定公司董事郑春华(译音)触犯严重失信罪,根据刑事法典第409节条文(penal code 409)下判,当时“公司董事”被认定为该条文中的“代理”。此后40年来,法庭对这项条文所采取的立场有了明确定夺,在至少16起有撰写判词的案件中,法官都沿用了郑春华案件的判例。

去年4月的城市丰收案,高庭推翻了1976年的判例,三司是在二比一的情况下改用刑事法典第406节,以较轻的失信罪名给众人减刑。如今最高法院上诉庭也同意这个看法。上诉庭解读,“代理”应为职业代理,即保险经纪和房地产经纪等,不包括公司董事。


(新加坡维护法律的最高执行机构:左为前最高法院,右为现最高法院)


第406-409条文


我们不妨先看看收录在PENAL CODE (CHAPTER 224) 的失信罪条文 (Punishment of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1]
406.  Whoever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7 years, or with fine, or with both. (第406节:任何人触犯失信条例,将处以最长7年徒刑,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407.  Whoever, being entrusted with property as a carrier, wharfinger or warehouse-keeper,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such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15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第407节:任何人受委为承运员,码头管理人或仓库管理员,若触犯失信条例,将处以最长15年徒刑,并可被判罚款。) 
408.  Whoever, being a clerk or servant, or employed as a clerk or servant, and being in any manner entrusted in such capacity with property, or with any dominion over property,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tha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15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 (第408节:任何书记或员工,或受聘为书记或员工,受委托为财产管理人,若触犯失信条例,将处以最长15年徒刑,并可被判罚款。) 
409.Whoever, being in any manner entrusted with property, or with any dominion over property, in his capacity of a public servant, or in the way of his business as a banker, a merchant, a factor, a broker, an attorney or an agent,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tha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20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受委托为财产管理人,不论是公职人员、银行家、商人、管理人、经纪人、律师或代理人,若违反对该财产的信托,将处以终身监禁,或者监禁最长20年,并可被判罚款。)
根据这些条文,职业代理可在第409节条文下被治罪,监禁期可达20年,甚至终身监禁;一般员工若监守自盗,可在第407节或408节条文下被治罪,监禁期最长15年;至于公司董事只能以第406节条文的一般失信罪来提控,罪成的监禁期最长7年。

尚穆根阐述政府的立场,一个机构的高层和董事获得更多信任,同时拥有更大的决策权支配机构资产,罪罚理应比普通员工重。

城市丰收案的裁决凸显了现存法典的严重漏洞。


“原意图”(original intent)


过去在职场上,我曾经参与过多份合约的谈判工作。当对某些文字的解读出现瓶颈的时候,往往以“原意图”(original intent)为依据而达到共识,避免卷入繁杂而又劳民伤财的仲裁与诉讼程序。

我以一般常识来理解第409节的“代理”和没出现过的文字“公司董事”。世俗的观念是董事身居高层,“代理”一家公司,被赋予最高的权力与回报,自然必须负起最大的法律责任,简单地说就是问责与担当。不过,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制定这套法律的时候,并没有“公司董事”这样的职位,那“代理”的“原意图”不可能包括公司董事。根据维基,到了1906年,英国上诉庭才明确地提到董事的权力,日后再经过多年持续改进。[2]

此外,第407和408节都列出各项职位,公司董事亦不在其中。惟有第406节的“whoever”(任何人)像一棵常青树,任何时候都用得上。

这就是现有的法律条文对公司高层与董事的约束力所存在的缺陷。

若根据城市丰收案的判例,过去40年来,至少16起公司董事的刑期可能被误判了,也就是坐冤狱了。

对城市丰收案的被告而言,这就是报章所形容的“过时法律救了他们”。


民间的道德标准与立法机构的时差


针对这起事件,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民间觉得法律并不代表公义,于是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心中的不满,那是人之常情。有公众人士修改了《联合晚报》的大标题,以“行动党律师救了他们”为题在面簿群组散播开来;有人公开指责法官给富人轻判;有人称法官是基督徒所以格外仁慈等,这些都是对裁决的情绪发泄。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还是理智的,不像上世纪50年代的玛丽亚事件那样反应极端。

至于“行动党律师”,那是因为负责为康希辩护的是执政党议员唐振辉。“行动党律师”引起了尚穆根与总检察署对“藐视法庭”的关注,总检察署甚至致函给当事人。从前没有网络的年代,大家在咖啡店高谈阔论,褒貶时事,如今网民将聊天群组当作從前的咖啡店,茶杯里的风波照理沒必要提升为国家大事。该网民篡改联合晚报的封面,才是最大的致命伤。

回顾城市丰收案余波,唐振辉为答辩人打官司,那是执行他的律师专业,跟“行动党”是两回事。高庭法官的判决乍看之下似乎不合情理,但百多年前英国制定第409节条文的时候,公司董事确实还没有出现,那么,此条文还能成为当下裁决的依据吗?

高庭法官是执法人,不是立法人,所以顺水推舟,将检讨条文的责任推回给国会。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地全面修订不合时宜的新旧条文,而不应只限于第409节。

[1] PENAL CODE (CHAPTER 224), https://sso.agc.gov.sg/Act/PC1871#pr406-, https://sso.agc.gov.sg/Act/PC1871#pr407-, https://sso.agc.gov.sg/Act/PC1871#pr408-, https://sso.agc.gov.sg/Act/PC1871#pr409-. Accessed 6 February 2018

[2] Board of director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ard_of_director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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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06,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 (二)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二)为什么代号叫691? 

阅读《我方的历史》,马共设立地下电台广播站的构想,还能追溯到1964年8月,陈平受邀访问北越时,向越南劳动党提出,寻求支援,并获得应允。只是一些发射器材,电子设备需得到中国供应。基于当时越南抗美军事形势不稳定,中国政府没有同意这个计划。陈平说:“当时我很失望,但是形势最后将转变成对我们更为有利。 ”

1966年12月底,周恩来总理宴请了马共在北京的领导人。跟着1967年1月底, 毛主席接见了马共在北京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陈平、李安东、陈瑞、穆沙和陈田。接见时陈平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要求一个广播电台,毛主席当即亲口答应。(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87—91页)
陈平说: “我们争取了三年的广播电台终于得偿所愿。”


(《我方的历史》(陈平著)、《一路艰辛向前走》(阿成著)封面)

这个设立于湖南益阳县四方山的电台,原来属于中国备用的战略电台之一。据一位当年从事二线台站建设的中国老同志回忆: “1960年代,出于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考虑,为了在战争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地方重要台站的播音不至中断,在全国设置了一批远离城市,保密隐蔽进洞的广播台站。平时备而不用,藏着,保证战时能够立即开机。当时把这些台站称为战备台,也称为中央台的二线台。 这些台都有个代号,在湖北的是820、在安徽的是035等等。”

湖南的这个代号691的电台,起初就是这种二线台站之一。建设电台不简单,选址好后,要有高压动力线和专用道路线;还得供水、供暖、低压、通讯和发送;有了这些之后,要盖很多房子,满足包括技术、保障、保卫、办公、生活等的需要;要建发射塔,要安装各种设备……是个很大的工程,不是想要就马上能有的。因此,当毛主席答应了马共的请求,在中国设立一个广播台的时候,中方综合各方面的要求,把已经规划建设的691,根据马共的具体需要进行改动,完成之后提供使用。因此,691的办公区、技术区、生活区的建筑标准都比一般的二线台站高一些,除了工作人员宿舍,随后还另外加盖了领导人的独立庭院。 

那位老同志补充说:“从技术上说,691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关系应该说是代播的关系,双方的责任和工作范围应该说还是划分得很清楚的。他们只管采编播,摸设备的全是中国人,技术、保障、保卫全是我们中方负责。简单说就是他们用我们的人财物说他们的话。”

根据身为马共领导电台的党委书记陈瑞(阿成)回忆:“1969年夏,我、余柱业和沙尔玛三人,由中联部马来亚问题研究组代组长武为群带领前去湖南,进行筹备(开播)工作前的最后一次工地视察。”他们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接待。陈瑞说:“我还清楚记得书记处书记讲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给马共的广播电台设在湖南,我们深感荣幸,为兄弟党的革命斗争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举杯预祝广播电台工作成功。” 而中方的技术、行政、警卫人员已经在该年年头入驻。“‘马来亚革命之声’ 广播电台驻地代号‘691’,因1969年1月老任(中方电台主任)带领第一批工作人员进入电台阵地之时而命名。”(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138—139页)

电台的开播是1969年11月15日。马共工作人员入驻是当年入秋以后的事。


(1969年8月2日,余柱业一家和张红兵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

第一批迁入的人员张红兵回忆:

1969年早春三四月,我从东北沈阳回到北京解盟办事处,叔叔(余柱业)满面春风通知我、莫友勇和拉维,毛主席给了我们党一个电台,我们要准备去电台工作了。还在北京,我和莫友勇就投入当马来语广播员的训练,即练习读稿。 八月底,解盟办事处沙尔玛,苏丁和叔叔三家人作为革命之声电台办公室秘书组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台址:湖南省益阳县衡阳桥四方山,离省会长沙七十公里。同时抵达的还有陈田,李明夫妇,我们称他们庄声叔叔和刘真阿姨;许克和林军等。


(在691期间,电台主要编委会成员与中方干部合影。左起:周力(金枝芒)、庄声(陈田)、苏主任(中方外办领导)、阿焰(马共领导)、中方外办领导、沙尔玛、苏丁、中方外办领导(图片引自《一路艰辛向前走》))

拉维也说:我们8月初到了长沙,先到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其他景点。随后才进入了电台所在地,我记得,那天是1969年8月26日星期二。

马共对电台的筹建,时间其实还要推前。受领组建电台工作班底的庄声(陈田),李明(刘真)夫妇,多方联系从新马到中国的留学生。时机成熟,到了当年的春夏之交,计划开始落实。

担任马来组翻译和播音的马戈(林雁)追忆: 

毛主席答应马共建立电台后,马共开始从社会上吸收到中国工作或学习的华侨。组织派刘真来与我联系,问我想不想回马,我说当然想啦!当时她没提到电台的事。经过多次谈话后,由中联部干部找我谈话,把事情定下来,还是没谈电台的事。68年5月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饭店,由庄声出面和我们联系。

我们到达北京饭店时,文锋(文羽山)比我们早到几天。中联部武为群在饭店接待我们,把我们介绍给庄声。庄声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会陸续到达。人到齐后,庄声主持开会,正式宣布正在筹备建立电台。我们在饭店成立一个小组,学习政治及马来文,由我任组长和马来文教师。

这些五十年代以及后期从新马泰回中国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的已在中国参加工作,甚至已有恋人,但为了马共的革命事业,接受理想的感召,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奔赴偏远的荒郊之地。

在电台开播前陆续抵达的还有陈瑞(原名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夫人李英及三位子女;周力(金枝芒 )、陈平夫人李志(李坤华)等。这样,主要由三个方面的人力:中联部一所、三所(马共高干及子女),解盟办事处(沙尔玛、余柱业、苏丁及家人),以及新马泰留华的学生组成的电台草创期的团队都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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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2, 2018

芽笼东、葱茅园、韭菜芭

原文刊登于《源》2017年第6期,总期130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上世纪70年代,本地文艺团体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一身汗水心欢畅》是其中一首活动圈子里爱唱的“流行歌曲”。歌词如下:
芽笼东,小甘榜,有群年轻的好工友。土里生来泥里滚,从小深爱着小甘榜。
工地上干粗活,能挑能钉真能干。对工友如兄弟,面对压力头不低。
星期天不上工,拉来工友兄弟们,骑屋梁走屋顶,补了一家又一家。
为乡亲修屋顶,一身汗水心欢畅。为乡亲呀不怕苦,真是甘榜的好青年。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芽笼东,就是大家熟悉的巴耶里峇(Paya Lebar)。过去的巴耶里峇有华人、马来人与少数印度人居住的甘榜,大家在这片辽阔(lebar)的沼泽地(paya)生活,互重互助下打造了昔日的甘榜情。


(昔日的芽笼士乃甘榜,可见到“小河弯弯”及使用公共水喉的妇女。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辽阔的沼泽地”除了称为芽笼东外,又称葱茅园。老人家口中的葱茅园地界大到说不清,友诺士(Eunos)、甘榜乌美(Kampong Ubi)、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甘榜马来由(Kampong Melayu)都属于葱茅园地带,跟葱茅园隔条马路则有韭菜芭。马来同胞称芽笼东为Geylang Timur,指的是巴耶里峇路、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芽笼路(Geylang Road)和大成巷(Lorong Tai Seng)之间的地区。对比之下倒是颇接近的。

如今,友诺士、甘榜乌美和芽笼士乃仍然健在;以芽笼东命名的几条街道和图书馆都越界,不在原来的芽笼东;甘榜马来由则消失了。蓦然回首,流失的人文生态不就陪伴着许多中老年人的前半生吗?

1960年代,建屋局在东部兴建组屋,芽笼士乃五座组屋落成,开启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计划。1980年代初,这一带的住家、工厂与公共设施已经成型,新建的丹绒加东大厦(Tanjong Katong Complex)成为本地组屋区的第一座冷气购物中心。今天,从前的芽笼东有约3万户组屋,住着9万居民。昔日的葱茅园、韭菜芭和马来村仿佛就在灯火阑珊处。


(葱茅园地形图)


芽笼河将芽笼割分西东


芽笼河流过巴耶里峇路和芽笼路交界,将芽笼切割成东西两半。

芽笼西靠近市区,有40多条“小巷”(lorong),街道上林立着会馆、神庙、妓院、赌档、美食店与住家,亦正亦邪中打造着独特的都市风情画。

19世纪末,阿拉伯富商阿沙卡夫(Alsagoff)成为芽笼东的地主,将洋人的椰园改种香茅(serai),这就是芽笼士乃的由来。

香茅也叫葱茅,乃本区域的特色香料之一,泰式酸辣汤、娘惹阿参鱼头和马来咖哩都少不了它。由于香茅利润低,20世纪初,村民改种用途较广的椰树、橡胶树与蔬菜。


芽笼士乃的香料市场


现在的芽笼士乃是个芽笼东重建时规划出来的马来文化村,典雅的外形体现了传统马来建筑风格。

这里最吸引人的是来自马来群岛的各色香料。曾几何时,这些天然滋养的香料被视为奇珍异宝,成为西方权贵的新宠。西方列强为了霸占香料的地盘,不惜动用武力强行掠夺,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丁香、豆蒄、肉桂和胡椒等都具有防腐和医疗的双重功用,富裕的洋人家庭除了使用香料来烹调外,亦用作食疗养生。

香料贸易促进了新加坡这个海港城市的蓬勃发展。到了20世纪初,香料、锡矿和树胶都在本地输出到世界各地,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商港。


(芽笼士乃的典型马来风味建筑)


甘榜马来由与友诺士


1927年,友诺士(Mohamed Eunos Abdullah)成功说服在加冷河畔居住的马来人,迁徙到甘榜马来由重建家园,他们的老家则让政府发展加冷机场。

友诺士来自苏门答腊的米兰加保,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他跟华社一样,对殖民地政府忽略平民的福利深感不满。1926年,友诺士和一群有志之士成立了“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通过普及马来人教育来提升族群的社会地位。


(甘榜马来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马来族群来自地域广阔的群岛,有米兰加保人、武吉斯人、亚齐人、巴达人、爪哇人、峇厘人、巴韦安人,以及各地的海人等,各有各的语言与生活习俗。马来人联盟成立后,他们统称为“马来人”,掀起了何谓马来人的激辩。这些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加强了群岛族群的融合特性,马来人原来的身份变得模糊,有些甚至投诉跟祖先的根文化渐行渐远。


葱茅园分上芭与下芭


上世纪50年代兴建巴耶里峇国际机场,机场路(Airport Road)将原来的葱茅园分割为上芭和下芭。葱茅园上芭为大成巷葱茅园,葱茅园下芭为芽笼东葱茅园,简称葱茅园。上芭的居民有广东人、潮州人,以及多数来自诏安和东山的福建人;下芭有马来人、潮州人和客家人。

刘健茂是葱茅园的老街坊,自小在与甘榜马来由为邻的惹兰红豆居住,养猪和织伞是家人的日常作业。葱茅园的老房子都是木板锌板屋,新建的则以泥砖筑墙至及胸的高度。居民蓄养的家禽与农作物,通过中介商廉价销售,有些则亲自骑着脚车到芽笼士乃摆档。不过,村民俗称的牛寮没几头牛,鸡寮也没多少只鸡。


(同学们到家里作客,在乡间小路留影。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平日生活起居,最重要的莫过于解决三急,村民共用茅厕,每天早晨由挑粪夫清理夜香。有些茅厕搭建在池塘上,秽物在水中化作肥泥。池塘生长着让猪只食用的凤眼莲,孩子们在水中嬉戏,度过岁岁年年。


(老街坊刘健茂(后排右方的男生)的住家。木板锌板屋那高度及胸的泥墙是新建的。图片由刘健茂提供)

村子里的主要公路为以阿沙卡夫命名的惹兰阿沙卡夫(Jalan Alsagoff)。公路上段除了华人住家外,还有潮州乡民筹建的华农学校、客家人的大侨学校、社阵幼儿园、九皇宫、刘氏公会等,公路下段则为马来人的芽笼士乃村。对比新旧地图,现在的Eunos Road 5 就是当年的惹兰阿沙卡夫。刘健茂的母校华农学校就在PIE和Eunos Road 5的交界。


华农学校


乡村华校多数由热心人士赞助,战后几年如雨后春笋,为失学的孩子提供正规教育。华农建校由刘氏公会的几位董事发起,刘健茂的祖父是理事之一。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学校上体育课时,借用九皇宫庙前的空地,学生下课后则到庙宇戏耍。学校运动会也是跟附近的八间乡村学校联办的。


(华农学校小六毕业生跟老师在校舍前留影(1961)。老师们的穿着都很纯朴,素色旗袍是女老师的典型服装。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1964年新马合并期间,本地接连发生华巫种族暴动。芽笼发生暴动的消息传开后,警方实施全岛性戒严。华农地处最严重的暴动区,因此停课了一段时期。另一位老街坊刘国汉记得上课上到一半,校长突然叫大家停课,校工将校门关上,女老师和学生被令留在课室里,由男教师负责送回家。

由于刘国汉家住较远,轮到他回家的时候,校园已经空荡荡的只剩他一人。回家的路必须经过甘榜马来由,老师骑着摩多车,他坐在后座,战战兢兢地朝着惹兰友诺士行驶。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摩多车刚好在马来人的地盘抛锚,有个马来人提着铁棍冲过来,他们都被吓坏了。原来这位马来人是好心帮他们修车的,车子修好后,还给了他们一人一条沙龙围在身上,真是人有旦夕之祸福。

上世纪70年代末,芽笼东重新规划,居民纷纷迁入勿洛与芽笼的新组屋。Eunos Road 5一带增添了上百家修车厂,打造了轻工业的辉煌时代。


(昔日的葱茅园主干公路惹兰阿沙卡夫为现今的Eunos Road 5,两旁的红砖建筑多数是修车厂)

大成巷葱茅园


大成巷葱茅园由两公里长的大成巷(Lorong Tai Seng)贯穿各籍人士的住家。葱茅园不种香茅后,大成巷葱茅园开辟为橡胶园。大成巷这个名字来自1918年创建的“大成树胶厂”,坐落于现在的Charles & Keith大厦的位置。由于树胶厂的老板姓“洪”,大家以为老板叫“洪大成”,实际上老板叫洪启发。由于老板早已过世,直到他的孙女最近出来辟谣,才解开了多年来美丽的误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成巷葱茅园人丁旺盛,有广东人的启志学校、潮州人的南钟学校和福建人的凤山学校。学生根据籍贯选择学校,不为排名伤脑筋,不过升中学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如启志校友刘馥荣所追述的,五十年代报读中正中学,入学试考英文,只认识ABC, “CAB”则从来没见过,只好望门兴叹。

十年前刘馥荣和数为校友成功组织了启志校友会。由于没有旧照片,没有旧校址,半世纪的记忆变得模糊,大家只能估计启志学校坐落在面包物语大厦(BreadTalk)的位置,校友们连学校到底是“启志”还是“启智”都有些争议。民间办学,惨淡经营,为的是让村里的孩子有机会读书,日后为社会出力。校友们认为“启志”反映了教育的宏观,以此为学校正名。


韭菜芭


大成巷葱茅园对面的Little Road旁,有一条 罗弄韭菜(Lorong Koo Chye),那里就是从前的韭菜芭。话说回来,由于韭菜粗生粗长,附近以韭菜命名的地方至少有三处。除了韭菜芭外,芽笼三巷的“甘榜韭菜”于1958年被大火烧成灰烬了;甘榜马来由也有一条名为“惹兰韭菜”的小路。

Sukhdev Singh小时候住在韭菜芭附近,父亲在橡胶厂当司阍。他到巴特礼学校上课时,必须越过韭菜芭。老人家常说这里是流氓地带,连警车都不敢驶入,Sukhdev却一点都不觉得危险。

韭菜芭正中央有个戏台,每当演酬神戏的时候,隆隆的发电机照亮了乡野的夜空,村民们挤在戏台下,度过开心的晚上。Sukhdev为那些绚丽的戏服着迷,跑到后台张望,发现有男扮女装,婀娜多姿的花旦丫鬟;也有女扮男装,挂上大胡子的大花脸,感觉非常神奇。

韭菜芭的侨南学校由温州人初创的时候,学生在城隍庙的戏台上课。战后学校才在村前的路旁兴建新校舍,吸引了大成巷的孩子跑过来读书。


(现在的韭菜芭城隍庙)


庙宇文化


葱茅园的大小神庙多,葱茅园九皇宫、大成巷葱茅园凤山宫、韮菜芭城隍庙的香火特别鼎盛。

葱茅园九皇宫于日据时期成立,对九皇爷的尊崇跟历史悠久的凤山宫没有两样。市区的居民躲避日军,纷纷逃到葱茅园。信徒相信神恩浩荡,显灵遏制住日军,因此对九皇爷的信仰十分虔诚。


(从前的葱茅园九皇宫。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九皇爷诞是本地潮州人和福建人的民间信仰里最具特色的庆祝活动。农历九月初一到初九是庆祝九皇爷诞辰的日子,九皇宫架起戏棚,白天晚上都上演潮州酬神戏。刘国汉表示这是老师同学最开心的时刻,学校上不了课,索性让大家排排站,看大戏。

压轴戏是九月初九恭送九皇爷回銮。下午时分,强壮的信徒扛着神轿,穿着素色衣服的善男信女持香随行,同学们则跟在后头游行戏耍。一路上炮竹噼里啪啦,大锣大鼓,还有舞狮舞龍。花童和锦旗队护送九皇爺步行到加东海边,将香炉送入大海。


(孩子们跟着恭送九皇爷回銮的游行队伍,走过葱茅园。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大成巷葱茅园凤山宫于20世纪初创建。据说,命名凤山宫是因为庙后是百鸟朝凤穴,集风水之精华。百年来凤山宫都留在原地,地址却更改了,从大成巷变成德福12巷(Defu Lane 12)。

凤山宫的庙会上演潮州与福建大戏,戏班有“新赛凤”、“新麒麟” 、“筱凤”、“双飞燕”等。九月初九晚间进行送神仪式,家家户户摆着满桌的供品,手执清香向九皇爷膜拜,祈求平安吉祥。

今年的凤山宫九皇爷庙会上,大家观赏的则是中国广东潮剧院三团的演出,连演20晚。原来传统的诏安闽南话也叫河洛语,属于漳泉与潮汕的混合语系,难怪诏安人也喜欢看潮州大戏。

甘榜时代的凤山宫由三个机构组成,除了庙宇,还有公立凤山学校和凤山互助会。凤山学校一度靠香油钱和理事的资助来维持运作。


(凤山宫外的石凳记载着凤山学校的记忆)

韭菜芭城隍庙所供奉的主神安溪城隍爷,香火源自于百年前的福建安溪城隍庙。数度迁徙后,战前在韭菜芭立庙。老人家口传韮菜芭曾为日本军机攻击的目标,但因技术故障,投弹轰炸不成。村民感恩城隍爷保佑,香火越来越旺。

如今地方戏曲式微,不论是中国、台湾或新马地区,都面临观众流失的困境。韭菜芭城隍庙力挽狂澜,一年上演百多场由信徒报效的酬神戏,让传统大戏继续流传。

葱茅园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不变的是一代代的庙宇信徒对民间信仰的坚持,不知不觉中支撑着本地的百年民俗文化,为我们带来回顾与前瞻的契机。


(加东海边:恭送九皇爷回銮。图片由刘国汉提供

主要参考资料
郭翰,“半世纪师生情 --- 葱茅园里的华农学校”,《新加坡文艺报》2016年。
黄佩玲,“从甘榜到最潮工业区 大成区百年兴衰演变”,《联合晚报》,2015年7月6日。
林福生、徐泰珍与四名组员,《 巴爷里峇葱茅园村史》,南洋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华人史调查报告。
刘馥荣,大成巷葱茅园的口述记忆。2007年9月。
刘国汉,葱茅园的口述记忆。2017年9月。
刘健茂,葱茅园的口述记忆。2017年9月。
张曦娜,“九皇爷游神忆旧”,《联合早报》2016年10月13日。
Adlina Maulod, “Mohamed Eunos bin Abdullah”,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Accessed 15 August 2017.
Sue Goh, “记忆里的大成巷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24445781899&set=a.2840016927803.114828.1480697987&type=3&theater
Sukhdev Singh,http://thambyboy.blogspo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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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30,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一)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一)张望与追溯

我们的车子从长沙下榻的宾馆出发,过了湘江大桥,一路向西。迎面而来的是城市英姿勃发的景观:宏伟的大桥,宽敞的公路,高耸的楼房,规整的绿地……经过中国已故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小客车转向西北,车速递减,因为道路渐渐狭窄;路旁的楼房,也渐次低矮,天空愈见明亮蔚蓝。

我坐靠近司机,手捧着单反相机,窥准时机向车前方的挡风玻璃外聚焦。心中揣着一份莫名的忐忑和悸动。

我看见益阳的路标了,街灯般的高度,悬挂在路中央的顶端。眼见的公路,已是普通的双向行驶车道,手拉车,自行车,三轮摩托车,以及别具特色的架设伞棚的电单车,在并不拥堵的车阵里,彼此以对另类交通规则的默契,互不相扰地穿梭行驶。


(长沙益阳的街景)

当我们的导游发现路旁一个写着“衡龍橋”三个竖排的繁体大字的标志时,不禁脱口欢呼:“路口,这里!”大家都朝车窗外望去——啊!有人兴奋地想直起身子。

然后,道路愈见狭窄了,车辆稀疏, 运载着各类劳作建筑用料:铁管、砖瓦、沙土……由拖拉机改装的小货车,“嘟嘟嘟嘟”扬尘而过。路旁是低矮的住房,裸露着褐泥的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塘……道旁的绿树,不再是单一的法国梧桐,而是各种不知名的杂树,在各类芒草,灌木的簇拥下,往四周围延伸,迤逦。

看见四方山的街标了,车子进入山区——

望着车窗外的景观,对历史的怀想绿荫般掠过脑际,时暗时明。心,一阵阵收紧。

车子终于在两旁各立着方形柱子的道路上停下来。两根四、五米高的柱子顶端,连贯着拱形的金属架子,露着锈迹。 树枝低垂,浓密的绿叶几乎要将它遮蔽。拱形架子枯硬伶仃,没有任何字样或标志。

夏天到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四周郁郁苍苍的树丛里依稀传出鸟啭蝉鸣。

这里就是尽头了吗?


(一段历史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整整一个年代里,向东南亚、向世界发射红色电波的基地吗?这就是几代人心中曾经仰望的圣地?就是这里?……

四方山在湖南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小山包,主峰的相对高度不到200米。这片占地200余亩的山谷开始大兴土木是1967年。根据一位当地居民追述:那些土是晚上拉出去的,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我们越过方形柱子,就进入这座几被岁月掩埋,掩映在翠微当中的地下电台故址,在那11年半(1969年11月至1981年6月)里,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 那四千多个日子里发生在这里的事,难道也像那些泥土,“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就在大门口的左侧,我们看到一块新立的的碑石,黑底金字鲜明地标示着: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由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立。


(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

只是在两年半前,这里才被作为重点文物保护起来。崛起的中国,不时面对西方以人权挑战刁难,而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基于国际主义,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给予支持。这个曾经的政策,使舆论上要以国家主权抗衡人权的言说,不免陷入双重标准的尴尬。眼前这些物证,既凝聚历史的厚重,又凸显演变的暧昧。也许先保护起来,留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解冻。

再往前走,山坡上停泊着几辆中国牌号的汽车,还有小巴。各个年龄层的人三五成群,四处张望;有的像似看完了回转头,胸前挂着的相机摇摇晃晃。人们早已开始对那段历史伸头探脑了——对于平常百姓,更有兴趣的,或为猎奇,或为那些口耳相传的听闻解密。

而对曾经在这里隐秘地度过十余个寒暑的一两百名中方和马共方的工作人员,这里不仅仅是发出穿越云天的,迢远的播音,更是火热的生活,是青春的奉献,是历史卷帙里一页理想飞扬的书写:经历和体验,等待赋予新的解读。

对于马来亚共产党设在湖南郊区益阳县衡龙桥四方山的地下电台,马共总书记陈平曾在著作《我方的历史》里这么介绍:

在湖南,中方分配给马来亚共产党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我们从北京搭了12小时的通宵火车才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691”位于一个不久前才腾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地势有许多小丘与斜坡。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给我们用作行政楼。 

我们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在1969年11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经由一个20千瓦的发射机作跨区域广播。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术人员也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另一区。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 (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亚洲周刊》 (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 (Pacific Affairs)的报道。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设了英语广播。(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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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6, 2018

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后的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曾经展示过一幅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的肖像,画家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瑞天咸威严自信的形象,跟同时期被太后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形成强烈的对比。




(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的瑞天咸。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虽然瑞天咸跟光绪相隔万重山,却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的后续。

话说光绪曾经想做个开明的皇帝,打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摄于万木草堂)

(慈禧出面镇压,戊戌变法失败。摄于万木草堂)

激进的步伐使到许多老臣寝食难安,促使慈禧出手稳住大局,戊戌变法匆匆收场。维新派倡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抵达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

总督瑞天咸出面了。他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1]: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邱菽园除了捐款资助康有为外,也担任康有为的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甚至在《天南新报》的社论上直言维新不是康、梁师生间的私事, 而是四亿国民的公事,并且公然发动新加坡华人上书中国,请光绪“圣安”,并望“亲政”。

大清朝廷十分恼怒,羁押了邱菽园在故里的亲人,迫使他捐银一万两来“赈灾”,并且退隐江湖。

后来邱菽园是否跟康有为决裂各有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既是光绪的导师,又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当时有不少富裕的华商通过捐官来光宗耀祖,保皇派温和改革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许多富商支持。

(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函。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邱菽园展)

至于康有为对新加坡华社的最主要影响,是紧扣着当时进步人士改革的脉搏,在生活习俗上“破旧立新”,如创办新学、开通民智、戒烟(鸦片)、剪辫、天足(不缠脚)等。

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决裂。满清皇朝的结束也终结了保皇派的任务。 


万木草堂


回顾这段百年往事,岁月悠悠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邱菽园在新加坡河畔的住家已被拆除,原址竖立起大华银行。我童年的时候在河畔附近居住,只知道在林立的货仓间看着驳船、起重机、古铜般的苦力的肤色在河水与陆地交替着,河床的臭味打造着经济命脉。原来繁忙的河边曾经跟清朝存亡息息相关。至于林文庆的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住家,已改建成巴德申公寓。孙中山落脚的晚晴园数度易手,如今成为文物局属下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些历史人物都出现在纪念馆内。

康有为在广州的立足之地则大隐隐于市,座落在靠近地铁农讲所站附近的百货商场后面。那一方毫不起眼的清静之地叫做“万木草堂”。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万木草堂遗址曾经被改作民居、工厂等。广州市当局投入资金,安顿居住在草堂内的多户居民,将建筑与万木草堂的气氛还原。

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走入百余年前的旧校舍,仿佛与古人面对面,见证了100多年前促成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百日维新被慈禧镇压下来后,老师学生越洋逃亡,甚至到过新加坡。串联起这些事迹,心情不禁起伏不已。 

(万木草堂内观)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宣传学习西方之长,力图以教育兴国。梁启超、陈千秋、郑洪年等人听课后都为之折服,成为康有为的弟子。

在学生的建议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康有为携同一群胸怀大志的学生,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只有短短八年生命的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草堂的学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创办学校、成立政党等,体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由于学生越来越多,接下来草堂两年内两度搬迁,不过这两个新校舍都不存在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铸像)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但从草堂讲学到北京参政,造成相当的冲击。日后慈禧推出新学,但清朝气数已尽,无法力挽狂澜。

康有为所倡导的新学理论显然也受到广州的外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外国教会早已在当地创办西式学校。美国传教士John Glassgow Kerr创办的博济医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美国女传教士Harriet Newell Noyes创办的真光书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对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他们往何处去?


辛亥革命后,南海先生康有为并没有回到佛山的故乡,而是在上海与青岛定居。 

(南海先生并没有回到南海度过晚年。摄于万木草堂)

梁启超跟康有为分道扬镳后,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跟康有为同是佛山南海人的陈千秋命短,无缘看到戊戌变法。他曾经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讨论《大同书》相关问题等。

郑洪年后来离开了康有为,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他参与创办为华侨所设的暨南学堂,出任第一任“堂长”。暨南学堂发展成为暨南大学,郑洪年出任校长职务。

本地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透露养正的首任校长陆敦骙和老师陆乃翔都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养正创校时千里迢迢前来新加坡办教育,延续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人谋福祉。



[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