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12, 2018

鼓浪屿

第一印象


2017年10月底的厦门,白天炎热如夏,夜晚清凉入秋。

鼓浪屿是中国五十二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岛上见到穿着时髦婚纱的淑女和西装笔挺的男士,租界遗留下来的西式老建筑为古今风貌与浪漫爱情定格,或许这是当下鼓浪屿的亮点。除此之外,游兴都被入闸门的推挤、人为的烟雾和大声喧哗的人群给破坏了。

造访鼓浪屿非周末非假日,但人头涌涌,烟民处处。占了多数的内陆客将不及两平方公里的岛屿“烟霾化”了。

印证了传闻中的“不到鼓浪屿终生遗憾,到了鼓浪屿遗憾终生”。


(入闸门你推我挤前的“宁静”)


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打着“浪漫之都,钢琴之岛,海上花园,万国建筑”的招牌,于2017年7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青,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符合至少一项标准:
- 古迹(monuments):建筑物、雕塑、绘画、古代结构、铭文和窑穴,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 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分开或连接的建筑群,它们的建筑设计、独特性或所在地的景观,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 遗址(sites):人类,或结合人类与大自然的考古遗址,于历史、审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厦门在1843年开埠,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官员相继到来,鼓浪屿在传统聚居地的基础上,多元文化逐渐形成,成为20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令人向往的海上花园。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南洋的闽侨回到鼓浪屿落脚,各种风格的公共建筑、花园洋房随后陆续建成。

鼓浪屿现存1400多栋老别墅, 其中约有1300栋是东南亚华侨在那个时期所建,带动了岛上的实业发展。


(德国领事馆遗址)

岛上最吸引人的就是1863年落成的协和礼拜堂了。当时岛上的闽南聚落转型为西方与日本侨民聚居的公共租界,由美国归正教会、伦敦差会和大英长老会联合成立的“三公会”创建了第一座礼拜堂,典雅的帕拉第奥建筑成为岛上最富有魅力的婚照圣地。


(协和礼拜堂)

但正如当地人所说的,还没成为世遗前,鼓浪屿确实是个探索人文的好地方,成为世遗后,这里的人文生态被喧嚣的人潮淹没了,已经失去了不久以前所能提供的探索空间。


(滨海道对岸就是厦门的海岸线)


平常心


若以怀旧的平常心来对待,倒有四大收获。

第一是被贴身推挤着过闸门上船的滋味,使我不期然地想起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在北京机场登机的体验。当时我老老实实地排着队,还是第七位,暗地里庆幸这趟飞广州的内陆机没什么乘客,可以清静一下。谁知道登机处闸门一开,人潮陡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些还提着活公鸡、菜篮子,你推我挤的,仿佛不推不挤就上不了机,或者迟上的,飞机会载你到荷兰。结果我成为最后数名登机的乘客。本来有个好座位,结果也被他人大声兼无理地霸占了,理由是“我有买飞机票的,这个位是我先坐的”。当时的空服人员亦不理不睬,自个儿坐在那儿,不雅地翘起大腿,对周遭视若无睹。

后来,中国的航空公司请空服人员乘搭新航等外国机,作为培训课程与观摩学习的内容。日后搭乘中国机的体验好多了。如今,类似的经历转移到渡轮上。专为游客使用的三丘田码头有人流控制,每天入岛的人数不超过5万人。人口密度来计算,每平方公里超过2万5千人,新加坡人口密度高,不过是每平方公里8000人左右,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是岛上指示牌清楚详细,几乎不可能迷路。但在大国崛起,民粹主义抬头当儿,似乎刻意隐瞒了不光彩的历史。厦门开埠不久,德记、和记等洋行设立了商店货仓,兼输出契约华工,鼓浪屿一度成为“猪仔”出洋的集中地。不过,岛上完全没有相关的指示牌。若不是凭着多年来行行走走训练出来的嗅觉,就会错过三丘田码头附近的“和记洋行货仓”这个历史遗址。

和记洋行货仓曾经是19世纪关押猪仔的地方,遗址只剩下比较规整的方块花岗岩砌成的下半截外墙,以及石头砌成的门窗边框。地上的“水箱”可能是储水与集体冲凉用的。


(和记洋行货仓遗址,这里曾经是关押”猪仔“的地方,冷清的场面跟外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是造反有理。常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反之亦然:有礼则目视,有礼则口动。在老教堂等着拍婚照的郎君站在一旁喘气,呃…,指间少不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娇娘顶着艳阳摆造型,旁边还有姐妹递水揩汗补妆。美丽的新娘人见人爱,成为游人聚焦的对象。


(美丽的新娘成为众人聚焦的对象)

至于必须动口的,是路边摊叶氏麻糍,有花生和黑白芝麻等口味,甜而不腻,糯而不粘,古早味十足。叶婆婆一听就知道我来自新马,说她和老伴守候着的小摊位,经营了一个世纪。至于叶婆婆的闽南乡音,我只听懂六成。厦门是个移民城市,闽南人的腹地已经被“外省人”占据过半,能讲闽南话的人士不多,讲地道闽南话的则更少了。


(叶氏麻糍)

第四是终于在岛上钻入一家名为“宛若庭花”的宁静小屋,可以看得出女主人很用心地点缀营造这间小咖啡屋,楼下几张小桌,自己住在楼上。喝过罗布斯塔(robusta)和阿拉比卡(arabica)咖啡豆混合烘培的美式咖啡(americano)之后,女主人宛廷让我们品尝了温暖贴心的花茶。能够邂逅这个宛若过去西方田园,感染温馨的地方,只有由衷赞美。


(“宛若庭花”咖啡屋)


芸芸众生


曾经访问过在虎豹别墅旁居住的老街坊黄延达,他提起来自鼓浪屿的母亲,曾经为居住在琼泉兴咖啡店二楼的“先师嫲”殷碧霞煮食。那是林文庆与殷碧霞分居的年代。殷碧霞同样来自厦门,吃到家乡风味菜,体质逐渐改善了,心头甜滋滋的不在话下。

到了鼓浪屿,探听林文庆与殷碧霞的故居,别说无人知晓,就连名字都没听过。根据资料,那是笔架山15号,林文庆去世前将已经告别多年的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

林文庆是新加坡的名人,虽然在厦门大学当过十六年校长,但在当地只是个芸芸众生的一份子,甚至因政治因素而被边缘化。这是我参观了厦门大学后的感想,容后再谈。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05, 2018

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民间记忆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6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Bugis Junction 于战前是个日本村,日本商店与妓院林立)


(1930年代,日本商店林立的密驼路。图片来源:互联网)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银轮部队。摄于 “Singapura 700 years” 特展)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战前一些居住在本地的日本侨民亦投入情报工作,让日军进行部署。摄于《永记1942》特展)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甘马挽镇)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林明的旧货摊还有印制着PCCL的麻包袋出售)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文字乡文山园村:史立道的祖居)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


(割胶。图片来源:互联网)

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更吊诡的是这笔赎金,竟然是变卖园丘的收入!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才将人质放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有些日本兵不想回家,加入了马共,成为解放军的一份子。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相关链接

Tuesday, January 02, 2018

门当户对,物以类聚:阶级分化了新加坡? Is there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Dec 29, 2017 reports:

“ The sharpest social divisions in Singapore may now be based on class, instead of race or religion, a study released yesterday suggests.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Study On Social Capital In Singapore shows that Singaporeans who live in public housing have, on average, about one friend or fewer who lives in private housing.

People who study in elite schools also tend to be less close to those in non-elite schools, and vice versa.”

While researchers said the findings suggest a clear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 I opine that such class divide has been around for two centuries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Looking from a much broader sense of how human societies evolve, people from each social class would find their respective living spaces since ancient time. Class divide along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is a norm. For Singapore, elite system probably aggregates such social norm.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在大中华区行行走走,不难发现门当户对的老建筑。“门当”俗称门墩,有方圆之分,方形为文官,象征砚台;圆形为武官,象征战鼓。“户对”是嵌在门楣上的一对六角形的装饰,户对的大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有门当的住宅,必须有户对,这是建筑学的和谐观。


(建筑学上的“门当户对”)

将“门当户对”引申到日常生活上,根据百度的解释,门当是门第的概念,挣钱的门道相当,才能落户成亲。恋爱事小,只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则事大,牵涉到至少两个家庭。如果大家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事物的看法相近,两家人才会有更多共同语言,相处起来从容自在。

何谓物以类聚?根据百度的解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出自《战国策·齐策三》《周易·系辞上》,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物以类聚是门当户对、志同道合的统称。

门当户对反映了人类社会对阶级的态度,物以类聚是人类与动物社会的常态。

阶级之分无处不在,我懂事以来,殖民地官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老板与工人,上司与下属,男人和女人,皇帝与臣民,英校生与华校生,社会就是这样阴阳互现,各自寻找一方寸土,寻找和谐之道。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时,不惜通过斗争来换取和平。


小学时代的回忆:贫富的分化


40多年前,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领教过因贫富所引起的阶级分化的滋味。小五的时候,一位从香港移民到新加坡的同学邀请我们三人到他的武吉知马的洋房打乒乓。屋子气势雄伟,放了张乒乓桌还绰绰有余。吃过晚饭后,同学的父母开车送我们回家。第一位是住在马里士他一带的唱片制作公司的小少东,再偏僻都拐到住家门口。接下来是我,过后才是第三位住在Mohamed Sultan Road的同学。他们执意要送我到家门口,知道了我的住处后,竟然耍起脾气,冲过两个交界才停下车来。

下午班放学后已经六点多,天色渐暗。碰到滂沱大雨,我只好在学校的骑楼下避雨。开车的老师走过,见到唱片行的少东在骑楼下等车,刻意走过来嘘寒问暖。“星唛”白色汽车来到校门口,还撑着伞送少东上车,跟他的父母挥手后才离开,对于我则只瞟了一眼就开车走了。

回忆起这些经历不是因为负面情绪,而是当时从作家老师那儿学到富在深山有远亲,先敬罗衣后敬人。似懂非懂的小心灵,咀嚼个中滋味,竟然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青少年时代的回忆:语文的分化


1970年代的新加坡有华英校之分。当时我在裕廊的台湾投资的台隆造纸厂工作了将近半年筹学费,所做的是蓝领工作。同期打工的,有数名来自华义和东林工艺中学的华校生,来自女皇镇和立道中学的英校生,以及一对已经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日子的印籍母女。那位叫做Benjamin的英校生的英语非常动听,以对中文一窍不通而引以为豪。Benjamin就自己英文一流而以老大自居,发号施令,引起大家的不满,集体向人事部投诉。或许是台湾厂的关系,这位“老大”隔天就不见踪影了。

离开台湾厂,进入当年的新加坡工艺学院(如今的新加坡理工学院),英文环境成为许多华校生的苦差,我也不例外。班上的英校生来自传统贵族学校和现在所说的邻里中学。来自邻里中学的较能接受华校生,通过Singlish和方言沟通,逐渐打成一片。来自贵族学校的,一般上有自己的小圈子,对旁人顶多点点头。久而久之(其实也没多久),分化的局面已经成型。

后来我才了解到语文造成的阶级分化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过客只不过是社会的折视镜。


职场时期的回忆:阶级分化的持续性


阶级分化无处不在,贫富悬殊往往是分化的根源。以德国这个欧洲老大为例,默克尔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承诺,会尽力解决德国的社会分化问题,解决日渐扩大的城乡差距。

新加坡没有城市乡村之分,不过潜伏着的贫富分化大家心照不宣。此外,这数十年来,执政党与反对党,精英与草根,名校与邻里,奖学金得主与“农夫”,私宅与组屋等所营造出来的分化在本地萌芽滋长,成为令人不安的另类本地特色。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日子,对此特色感触格外良深。由于许多政要与政联公司的高层都来自国防部,就以国防部为例子。奖学金得主分门别类,总统奖学金(President scholarship)和武装部队奖学金(SAF scholarship)属于最高级别,此外还有武装部队优异奖学金(SAF merit scholarship)、国防科技奖学金(Defence technology training award)、一年前推出的武装部队工程奖学金(SAF engineering scholarship)。总统奖学金(President scholarship)和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在作战单位(combat)服务;优异奖学金得主属于精英,在作战或后勤单位(non-combat)服务;科技与工程奖学金得主则在工程与物流领域服务,他们跟非奖学金得主一样,扮演农夫(farmer)的角色。

获得最高级别奖学金与否,主要靠在学校的表现和18岁的那场剑桥高级水准文凭考试。

精英所获得的各类提升课程与曝光机会最多,擢升的机会也最大,只要没犯滔天大过,退役后会继续受到青睐,空降为部长、常任秘书、局长、CEO、集团主席等。金字塔结构下,农夫人数最多,为精英服务,各分一杯羹。

政府尝试解释精英不问出身,但大家都明白,虽然精英的家庭背景不同,但都来自“名校”。王瑞杰当教育部长时,说每间学校都是好学校,人民只是一笑置之。近年来我参观了一些学校,可以肯定地说,名校的硬体设施与学习环境都比邻里学校优异得多。精英与农民的阶级分野在踏入中学门槛那一刻已经形成。

精英收入高,一般上乃同年龄层的最高百分之十,投资置产,退役后的公共职位往往成为共同的话题。相比之下,上任数月的哈莉玛总统坚持住在原义顺组屋,虽然后来还是搬迁了。无论平民总统可信与否,至少哈莉玛当国会议长时还是住在原组屋里。至于像杨荣文当部长时,驾着平民化的Nissan Sylphy的例子少之又少。当然选择过什么日子是很个人的事,但在现社会,要超越世俗的眼光,最难过的还是自己那一关。

前两天在一场年轻精英的华丽婚宴上遇到还在局内的其他人士,聊起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脉相传,只是他们身为圈内人,当局者迷,自己不觉察而已。


(豪华婚宴的会堂布置)


局内局外


将个别的“点”串联起来,就是分化社会的“线”,这码事殖民地时代存在,独立时期存在,半个世纪来依旧存在。社会分化并非新鲜事,各阶层都在各自的空间运转,就像各行星有各自的生命轨迹。就政治层面来说,在于是否愿意承认,愿意面对,愿意了才能商讨如何面对。

2017年岁末,中英文报章引述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的调查报告,指出“Study finds evidence of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住房类型和教育背景已成为社会断层线,居住在私宅的人较少同组屋居民有密切交往,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于同自己的圈中人相处。

正常人都有社群意识,门当户对,物以类聚。报告书将社会常态数据化,结论并不叫人感到惊讶。饶是如此,相信政府不可能毫无反应,只不过若必须等到有数据才能检讨,意识上未免跟社会脱节,后知后觉。或许这才是令人不安的地方。

严孟达的“因为不平 所以不齐”(《联合早报》2017年12月30日)写道:“我们的名校也尝试打开大门,跟邻里学校有更多互动,如刚退休的莱佛士书院校长曾宝明前天说,该书院这些年来大力推动不同项目,鼓励学生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寄宿学习营也让周围的邻里学校学生参加。名校有自觉心,不让学生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培养学生的谦虚美德在名校尤其重要。《易经》第十五卦谦卦说:“亨,君子有终”(通泰,君子将有所成就)。出自名校的社会栋梁能以谦虚谦让作为美德,那我们的社会就能有多一点包容心。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物以类聚”,精英互相标榜,自成一格,久而久之,蔚成风气。”

退休校长曾宝明所谈的是教育理想,严孟达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反映的是现实的无奈。我对这番话有新的体验,是因为过去一年来进行某项文史项目,跟该校老师和学生多了一些接触。几位老师(有一位是前毕业生)的谦虚谦让,令我十分钦佩。其中一位负责老师希望我能为她的学生做得更多,例如继续办讲座,为一些正在大学读书的校友提供研究的素材等。我提出反建议,我不在学校教课,没有拿汤匙的责任,讲座已经做过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学生的反馈与行动。至于她的前学生,若有兴趣就某些课题做研究,可以先搜索阅读相关资料,然后提出来讨论。老师说学生没有时间,既然如此,我也剩下了功夫。

看得出来,老师是局内人,她很在意我能为她的爱将做些什么;我是局外人,考量点是没有必要趋炎附势,去强化自己觉得不合时宜的精英制度。门当户对,物以类聚是自然规律,阶级分化不会因为我的选择而改变,但民主社会的优势就是有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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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9, 2017

肯顿市场,博罗市场,艾伦博罗市场 Camden Town Market,Borough Market,Ellenborough Market

1990年代,先后在伦敦居住了两年,第一回英国还处于经济萧条的状态,沿路都是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失业汉;第二回英国经济已经复苏,一片欣欣向荣,我在伦敦度过20世纪末,迈入21世纪初。

两回我都在肯顿(Camden Town)租房子,主要是这里处于第二区,刚好位于第一区(市区)的外围,房子的价格比第一区便宜,出入却跟第一区一样方便。

肯顿市场(Camden Town Market)是伦敦两大最平民化,最繁忙的市集之一,另一个拥挤着人潮的是第一区的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位于伦敦桥(London Bridge)的南岸。伦敦的公交非常便利,前者在Camden Town地铁站出口,后者距离London Bridge 或Borough地铁站不远。

虽然大笨钟、伦敦塔桥、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等都是旅游者的最爱,这些平民市场包含了富庶的生活特色,是值得花些时间去流连,感染一下魅力的地方。


肯顿市场(Camden Town Market)


上世纪90年代的肯顿市场已经充满庞克(Punk)的味道了。去年(2016年)9月旧地重游,庞克的味道依旧,周末的人潮依旧涌入综合性的露天市集和Camden High Street两旁各树風格的商店,除了在人山人海中寻找美食与纪念品外,或者也有像我这类的游人,寻找曾经拥有的记忆。


(带着“庞克”风味的Camden High Street)

英国许多城镇的历史都很悠久,保留着代代相传的老故事,不过肯顿市场绝对是个例外。半个世纪前这个市场并不存在。意外吧?

19世纪的时候,这个肯顿的商业区原为大大小小的酒庄和栈房,生产杜松子酒(Gin,又称为金酒、琴酒),1974年才开展为由十多个售卖古董、首饰与艺术品的小商家组成的小型跳蚤市场,过后急速发展,印证了十年风雨几番新。


(Camden Town market, 肯顿露天市场)

杜松子酒由荷兰发明,在英国大量生产后成为闻名世界的烈酒。由于杜松子莓(Juniper berries)的香味特出,这种烈酒常用来调配鸡尾酒,包括“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如今著名的杜松子酒有Gordon’s,Tanqueray,Seagram’s 和Beefeater等。


(Camden Town的共用脚车,人们使用时态度优雅,遵守条例,不随意搞破坏)


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


伦敦桥泰晤士河南岸的博罗市场跟肯顿风格完全不一,它是伦敦最大型的食品批发市场,单是在周末加场的零售市场,便有百多家摊档,出售令人垂涎的各色美食。它亦让我们见识了菜市场原来可以如此干净整洁,而且充满艺术感的。


(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博罗地区的市集活动已经持续了整千年)

博罗市场于1756年创建,距今已经两百多年,不过它的历史比这段两个世纪的岁月悠久得多。根据博罗市场的网站,早在1014年,博罗地区已经设立了市集(market town),1756年搬迁至现址。

博罗市场获得许多名厨餐馆的推崇,纷纷到这里办货,无疑提高了名气。


(博罗市场的周末市集)

走入这个四面通风的有盖巴刹,可以买到各色的芝士、热哄哄出炉的面包、新鲜诱人的有机蔬果、当场吞食的生蚝、各种香料和调味品。我发觉几乎每个商贩都是食物专家,他们以敬业乐业的心态,耐心地介绍各家的烹饪与吃法。我就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妍美龙井的“西洋绿茶”。


(价格大众化的有机水果)

此外,各类商品的陈列摆设都显然下过心思。走一趟博罗市场,可以欣赏到富有创意的当代装置艺术,所反映的正是伦敦包容开放的氛围。这就是伦敦吸引游人的魅力。


(赏心悦目又实用的摆设)

艾伦博罗市场(Ellenborough Market)

新加坡曾经有个俗称新巴刹的艾伦博罗市场,就在新加坡河畔The Central 屹立之处。


(新加坡的艾伦博罗市场,俗称新巴刹,1968年被火神吞噬。图片来源:NAS c. 1910)

艾伦博罗市场建于19世纪末,外观就像英国的市集。1968年一场大火将它化为灰烬,艾伦博罗市场化为灰烬后,小贩迁到潮州街露天市场营业,河畔的两座组屋落成后迁入小贩中心。

古色古香的巴刹从此在新加坡永远消失。


(艾伦博罗市场的早晨。图片来源:NAS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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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2, 2017

不见青丘的碧山镇 Becoming Bishan

原文刊登于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源》2017年第5期,总期129

碧山(Bishan)靠近麦里芝蓄水池,多所学校在此地落户。加冷河上游流过碧山公园,吸引了早起的居民,晨运打太极拳踢毽子,为碧山镇增添了灵气与活力。

相较新加坡其他组屋区,碧山是个小镇,只有约两万户组屋与6万多名居民。上世纪70年代,建屋局配合附近轻型工业区的发展,率先在新民路(Sin Ming Road)兴建了这个地区的首五座组屋(第22至26座)。碧山新镇的发展规划落实后,以摆脱火柴盒规范的新颖外观,为本地的组屋区打造了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碧山组屋以新颖的外观设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


碧山的前身


碧山镇内没见到叠叠山峦,难以想象这里曾经环山拥抱,十多座山丘组成了广惠肇碧山亭坟山(俗称碧山亭)。

对比当年的碧山亭地图和现在的碧山组屋区,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座落在原来的十万座墓碑的坟山上。先人让出土地是为了让后人好好地活下去。


(红色范围乃昔日坟山,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坐落于坟山上)

红尘大厦千年计,白骨荒山土一丘。碧山的变迁就是一部本地华社的发展史,谱写着早年华人远渡重洋,互助求存的珍贵价值观。

碧山亭是将近一个半世纪前(1870年),来自广东的广惠肇(广府、惠州府、肇庆府)人士所购置的义山。当时新加坡的人口集中在市区,相信汤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这个“遥远的地方”,可以让先人得到安宁,免受市区发展的干扰。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20世纪初,随着大量中国移民下南洋,人口开始往郊区迁徙。碧山亭坟山的人文经济逐渐成形,发展成为活人与墓地共存的甘榜山亭。

上世纪70年代,路经汤申路上段时,还可见到占地约180多个足球场的累累坟山。绿茵草浪黄土坡下,埋葬着离乡背井的先民,有些落地生根,日久他乡即故乡;有些则叶落萍踪,等不到回家的日子。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时代巨轮辗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先人纷纷被请出土,本地华人从土葬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碧山偌大的坟场,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当时的新加坡正面对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没多少人在意急速流失的人文生态。碧山亭从坟山社区转型为古色古香的骨灰陵园,广惠肇16家会馆以不及原来百分之三的土地,延续坟山的精神意义。

碧山组屋初落成的时候,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活见鬼,进行了宗教仪式后才得到安宁。1987年底,川行于大巴窑与杨厝港之间的地铁线通车,有人深夜经过碧山站,老是感觉到阴风阵阵。民间甚至流传着乘搭末班车时,最好避开首尾两节车厢,免得无端端吓破胆。

碧山亭原居民陈先生指出,Junction 8购物商场和碧山体育场分别为昔日坟山的第四亭和第七亭。地铁通行的年代,还可看到体育场旁刻意保留的路亭,为碧山的历史留下蛛丝马迹。由于太多住户投诉那个地方“不干净”,结果唯一可供回味的亭子也被拆除了。


(坟山的路亭格局。此路亭曾经受保留,为历史留下蛛丝马迹。图片来源:碧山亭)


“碧山”的名字承继自“青山”与“绿野”


根据碧山亭的地界碑铭文,碧山亭乃承继青山亭(麦士威路的天一景大厦一带)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所扩建的坟山。由于青山亭与绿野亭“客满”,由“三国领事”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新地段,梅南瑞等人购置碧山坟地,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异乡人。

 在那久远的年代,死者为大乃民间的共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先贤贡献的义山义塚为往生者保留了人生最后的尊严。

20世纪初,广惠肇留医院成立后,碧山亭跟留医院合作,拨地埋葬在留医院去世的伶仃老人。留医院用番薯车(死人车)载送尸体到碧山亭,由碧山亭负责下葬事宜。

为了方便管理,碧山亭以“亭”为界,划分出十二个地段(亭),每个“亭”都有个路亭,为前来拜祭的亲属提供歇脚处,其中新五亭以黄亚福命名。黄亚福这位新柔两地的社会闻人,捐献了新五亭作为坟山之用。黄亚福也是养正学校和广惠肇留医院的创建人之一。

黄亚福逝世后,他的家人订制了一对大理石意大利狮来守候墓园,清山后黄氏家族将石狮赠送给转型为骨灰陵园后的碧山亭。这对毛发自然,肌肉发达,将西方艺术所强调的真实感充分表现出来的意大利狮,出自佛罗伦萨著名的雕刻家劳尔·毕卡西(Raoul Bigazzi )。黄亚福墓地能够展现佛罗伦萨的精湛艺术,可见黄家的财势非同凡响。

新加坡有另外两件劳尔·毕卡西的作品,分别坐落在甘榜峇鲁的圣德兰教堂(Church of St. Teresa),以及丹绒巴葛火车站。


(表情丰富的意大利狮,守候在古色古香的陵园内)


与坟墓为邻的甘榜山亭社区


汤申路上段,麦里芝蓄水池旁的圣德兰疗养院(St. Theresa’s Home)对面,曾经有一条甘榜山亭路,那是深入坟山村落的唯一公路。道路两旁有原产局、茶亭、巴刹、商店、学校、庙宇、戏台和民居耕地,俨然是个自给自足的社区。附近的果菜批发中心前有棵参天大树,只要跟德士师傅说去“汤申大树脚”,就可抵达目的地了(Jalan Pemimpin)。


(汤申路上段圣德兰疗养院对面的甘榜山亭。图片来源:碧山亭)

每个社区都有个约定俗成的聚会场所。对甘榜山亭的居民而言,宽敞的碧山茶亭就像一座霸级咖啡店,除了为路人提供美食外,亦成为大家的情感联络站。天下大势与乡居琐事都在茶亭开讲,不能说的秘密就这样传遍整个甘榜。


(有如霸级咖啡店的茶亭是居民的联络站。图片来源:碧山亭)

至于村民的娱乐消遣,丽的呼声的李大傻“讲古”,陪伴着大家一路走到方言被禁的年代。李大傻曾经下乡讲古,明星风范为甘榜带来节日般的喜气。一些居民喜欢到碧山茶亭旁的南国露天戏院看五毛钱的旧片,下雨天就撑着雨伞看戏。付不起钱的孩子掀开四周吊着的纱丽布,滋滋有味地看免费电影。

根据老居民的记忆,碧山亭第一至第三亭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第四至第七亭则潮州人与福建人参半,第八亭之后为福建人。由于坟山是从第一亭开始发展起来的,可见广东人是碧山亭最早的居民。

李文在碧山亭学校当了29年校长,通过他的口述历史,我们了解到日据时期物资缺乏,碧山亭的机械工匠只好向日本人购买旧金属,用飞机铁做饭锅。新加坡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罗厘将年轻人载送到电子厂和军港(三巴旺造船厂)工作,老人和妇女则在家里养家禽种蔬果。

农民养的猪不多,每户最多十只八只,靠赊账来购买饲料,卖猪后才还钱给供应商。彼此体谅,有欠有还下,猪仔长大了,母猪生下小猪,农民在坟场旁度过一年又一年。

苹婆是碧山亭的特产,三四月开花,八九月结果,果实的味道像栗子。牛车水恭锡街一带的妈姐(自梳女)都有农历七月初七拜七姐(牛朗织女)的习俗,苹婆结果的季节碰上七姐诞,成为应节的供品。老街坊蔡乙权每年都接到许多订单,直到上世纪80年代,妈姐老的老,回乡的回乡,拜七姐的习俗才骤然而止。


(苹婆又叫凤眼果和七姐果,是七姐诞必备的供品)

年关到了,杂货店老板感谢街坊们常年光顾,以瓶装荷兰水(汽水)相赠,开开心心过新年。这些玻璃瓶印着红色狮子商标,俗称红狮汽水,由红狮汽水厂(F&N)生产,大人小孩都喜欢。

平日猪农逐家逐户收“馊水”,吃剩的冷饭残渣跟凤眼莲混合烹煮后,就是猪只享用的美食了。一年又到尽头,养猪人家喜滋滋地提着生鸡活鸭和新鲜鸡蛋送上门,大家寒暄一番之余,骨子里是心照不宣的甘榜情。


(过年有汽水喝,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红狮、绿宝、可口可乐都是著名的品牌)


日战的记忆


梁少逵和蔡乙权回忆起日战期间,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受影响的居民纷纷徒步前来碧山亭避难,罗厘车则载着住在豆腐街的三水女工到碧山亭寄居。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各籍人士也陆续逃到碧山亭坟场来。显然碧山亭是华人眼中的福地,理想的避难所,大家互相扶持,靠种植木薯蔬菜过日子。日本士兵敬畏鬼神,或许正因如此,居民获得先人眷顾,逃过一劫。

话虽如此,碧山亭还是免不了血的记忆。日战期间,日军兵分三路,沿着裕廊线、武吉知马线和汤申线向市区挺进。碧山亭坟山是汤申线的主战场之一

战事发生在1942年2月14日凌晨,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前一天。当时英军估计日军会沿着汤申路上段南下,重军部署在碧山亭的西北部。没想到日军避重就轻,沿着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袭击,结果防不胜防。驻守在“90山头”(Hill 90)的第二剑桥郡步兵营(2nd Cambridgeshire Regiment)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15日下午3时30分,联军总部发出最后指示,半小时后停火。 

英军撤退一个多小时后,联军总司令白思华提着英国旗,走到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降书,新加坡进入昭南岁月。

 “90山头”就是如今的莱佛士书院的所在地。


(图中央的莱佛士书院原为“90山头”,第二剑桥郡步兵营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

李文阐述道,碧山亭战事结束后,大胆的村民走上坟山,触目所见的多数是英军的尸体,身边留下书籍和蚊帐,日军则轻装上阵。当时山上留下一大堆印度军的军服,这些印度军赤着身子跑下山,日军以为是平民,并没有向他们开枪。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下令学校复课,军政府不允许学校教中文,只能教“国语”(日文)。当时老师校长早上都必须学日文,同时接受跑步一小时的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由于军政府对华人逼害,下令缴纳奉纳金等,本地华人产生抗拒与仇日心理,有些干脆令孩子不去上课,因此很多适龄的学生都失学了。

碧山亭的居民也接到检证的通知,必须准备粮食到中心报到。李文觉得不对劲,决定留在家里,管理碧山亭的宪兵只眼睁只眼闭,结果逃了一劫。那些遵从指示,前去报到的居民下场不一,知识分子一去不回,没再出现过,机械匠、木工头手、农民等则安然回家。 

住在碧山亭坟场旁的顺福村的老街坊许玉泉(81岁),每年都出席在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举办的常年祭礼。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日(2017年)现场,许玉泉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大检证时被杀害的。他激动地说,纪念碑使用“死难人民”是不对的,是过于政治化了,应该称为“被杀害人民纪念碑”。

每年都风雨不改,跟许玉泉来到悼念现场的郑有道(76岁)住在碧山亭附近的海南山。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永远没有回来,由母亲带大他们三个孩子。郑有道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避过了检证却躲不过汉奸,日军走入海南村,高呼他的父亲的名字,整个村子只带走父亲一人。


(碧山亭坟场的老街坊许玉泉(右二)和郑有道(右一)表示,纪念碑的命名过于政治化)


碧山亭学校


碧山亭学校跟其他学校一样,属于华社自力更生,惠国惠民的时代产物。1936年9月, “广惠肇碧山亭义学”(后来易名为碧山亭学校)在大庙内开课,为甘榜山亭、顺福村和附近的汤申路居民提供正规教育。战前学生家贫,校服也是由校董报效的,战后才自己买布动手做。有些学生连每个月五毛钱的杂费都付不起,由校董赞助。


(碧山亭学校的运动健儿。图片来源:碧山亭)

学校成立了20年后,终于有了独立的新校舍,分上下午班上课。1957年,碧山亭学校跟当时的民办华校一样纳入政府教育体系,成为政府辅助学校。

儿童节到了,校董还会租车,让学生到博物馆、双林寺、虎豹别墅、巴西班让海边等地游玩。新加坡四面环海,我们对海已经见怪不怪。碧山亭有坟山但没有大海,望海对于生活在坟山旁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新奇的体验,到海边郊游也使老师们乐翻天,穿得漂漂亮亮去旅行拍照。

随着长眠坟山的先民让地,碧山亭学校亦于栽培了数以千计的学子后,结束了时代的使命。1981年,碧山亭学校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华校消失的年代。


(到海边郊游也使老师们乐翻天,穿得漂漂亮亮去旅行拍照。图片来源:碧山亭)


文化习俗的磨合


还没创建学校的时候,住在坟山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偶尔会发生冲突。广东人办丧事出殡,必须经过福建人的地方,福建人觉得不吉利,不让棺材经过住家门口,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拳头相见,必须由老人家出面调解。

学校开课后,孩子们都来读书,课余以广东话交谈,林立的墓碑变成捉迷藏的儿童乐园。学校有一份报纸,村民互相传阅,不知不觉中开拓了视野。大家接触多了,进一步了解到不同籍贯人士的礼俗,过去不必要的纠纷就这样迎刃而解。

甘榜山亭住了三户印度人家庭,其中两户(Peritam Singh和Karrupian)居住在靠近入口处,另一户(Muthuaya)住在第三亭,负责打理坟场事务。Peritam Singh 的女儿的中文名“碧丽”来自校长李文,取义在碧山亭学校念书,人长得秀丽。他们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华语和方言,在碧山亭学校念书,跟村民打成一片。

那时并没有现在政府不断强调的“种族融合”的问题,大家已经自然地磨合了。或许是靠碧山亭的山,喝碧山亭的水,已经在青山绿水碧云天间同化了吧!


(图中央的印度女孩“碧丽”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华语和广东话,跟村民打成一片。图片来源:碧山亭)

主要参考资料:

1. 岑康生,“碧山亭重新发展的始末”,http://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188-2012-06-28-14-23-00. Accessed 1 Jul 2016。

2. 岑康生,陈翠玲,“大纪事”,http://www.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Accessed 2 July 2016。 

3. 陈明鸾,“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李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09。

4. 韩山元,“守住最后一片乡土——暮色中的旧碧山”,《联合晚报》1987年7月17日。

5. 李国樑,《大眼鸡·越洋人》,(水木作坊出版社,2017),ISBN 978-981-11-5328-0。

6. 区如柏,“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 谈广客两帮百年关系”,《联合早报》 1987年9月20日, 34页。

7. 区如柏,“广惠肇碧山亭”,《广惠肇碧山亭成立128周年纪念特辑》(广惠肇碧山亭),14页。

8. 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华裔馆,2005),ISBN 981-05-3286-5,7-8页。

9. “Becoming Bishan, a project in celebration of SG50”, A project of Becoming Bishan Team, Raffles Archives and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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